上个月的这个时候，我正拿着蓝色徽章——当时城中最热门的入场券，来参加位于格拉斯哥的气候论坛。
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企业的与会人数几乎和政界人数相当。本届缔约方会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共计39000人注册出席，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Barack Obama，以及明星、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作家。同时还有多家公司出席（通常他们并非会议的正式成员），选择在本次会议展示其业务如何领导气候行动，同时督促政府适时迎头赶上。
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在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期间和会后潮涌般的承诺，或许我们都会觉得企业正在加快他们于气候行动层面的步伐。但事实并非如此。
破除这些营销材料的迷障，这些承诺并非看上去的那么光鲜。据科学减碳倡议组织表示，在所有设定减排目标的二十国集团企业中，仅有五分之一的公司能够与在2050年较工业化前水平提高1.5摄氏度内的控温目标齐平。据明晟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各公司目前的排放计划仍然在全球变暖3摄氏度的轨道上行进。
如果我再读到任何网站或者公司发布的没有任何具体行动计划的毫无根据的承诺，我就会变成“女绿巨人”并大发雷霆——她又绿又酷，正好配得上讨论气候变化的企业传讯。
企业究竟应如何从“承诺”走向“行动”？
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将高管的薪资与可持续目标挂钩。这里有一篇来自《金融时报》的好文章解释了这一想法。另外一个方法是将供应链影响内化至业务范围内，担负其这些周边附属的责任，提升范围三甚至范围四排放的优先级，避免一刀切的排放方式，领导行业发展。
或许，在现实中，这类建议对有些公司来讲过于极端。但不折不扣的事实是，我们必须得为了这些承诺设计一张的路线图，不然我们的世界还将继续升温。
但这背后也不全是负面消息。气候行动不是成本，而是投资，意味着从品牌价值角度上存在着短期和中期的回报，如今消费者已越来越钟爱他们信任的品牌。
听了Greta Thunberg和更多来自她那一代人的声音后，本届缔约方会议带来的另一个洞察在于尽管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追求使命，但消费者却更看重诚信。消费者正在寻找那些能够打造一致叙事，言出必行的公司，并会基于事实基础评估企业信誉。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提出“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度”，并且“认识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需要快速、深入和持续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但这并非一个官方的目标。
据《巴黎协定》第六条，各国可以为完成气候目标进行跨国界的合作。一个超过其气候目标的国家可以通过恢复森林植被这样平衡温室气体的措施来进行碳抵消。但是，这些措施仅仅是为了账面好看，实则在透明度和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很多环境脆弱的国家认为这样的机制只会帮助污染国拖延时间，而非能够真正用于减排。
值得乐观的是，第六条正在被重修，并添加相应规则以防止重复计算排放额度、填补漏洞、增加有力的表述、并制定真正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跨境交易额。各国还必须在2024年之前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详细盘点，这也将被作为计划未来排放量的基础。
格林纳达气候变化和环境事务国务部长Simon Stiell表示：“尽管我们对这一案文持保留意见，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确实为我们带来足够的平衡让我们向前迈进，并且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让我们保持在升温1.5摄氏度目标的可及范围内。”
甲烷是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泄露于天然气管道，从奶牛体内排出，弥散于垃圾填埋场，在过去100年内，甲烷散发的热量是同体积二氧化碳的30倍。这也意味着降低甲烷排放能够迅速有效地改善气候。
占全球一半甲烷排放量的100余个国家签署了《全球甲烷承诺》，称其将在2030年前减少30%的甲烷排放量。美国、欧盟及日本已签署该承诺。但排放量最大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仍未签署，使得该领域的进展可能将比预期更为缓慢。
煤炭资源也被讨论到。在本届缔约方会议上，40多个国家首次承诺将禁止在当国使用煤炭发电，25个国家同意停止资助发展中国家使用煤炭供电。燃煤电厂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现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煤炭资源使用现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0%，但中国、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占据超过三分之二的全球煤炭消费量——并未表示将在国内淘汰煤炭。
许多讨论也集中在化石燃料的使用上，但是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上提出的一项新计划却首先关注了化石燃料的开采。由斯达黎加联手丹麦牵头建立了“超越石油和天然气联盟”，其成员国将逐步停止颁布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许可。目前，包括法国、格陵兰岛、爱尔兰、魁北克省和威尔士等成员必须要基于《巴黎协定》设定一个终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日期。
“化石燃料需求正在减少，供应也需相应地调整。”《巴黎协定》主要谈判人Christiana Figuere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也是为何我看到多样化的政府团体参与到超越石油和天然气联盟，采取行动，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生生产的阵列中十分欣慰的原因。”
会上提出的承诺有助于落实更多的长期气候目标，但在短期内，它并未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呼吁各国明年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提供更强有力，更详细的计划，旨在本十年末和本世纪中叶之前减少其排放量。但真正有意义的底线在于各国必须为他们的承诺作出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减排，同时还需要恢复生态系统，转向清洁能源，并且解决围绕气候变化出现的历史不公正问题。
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主席Alok Sharma在谈到未来的任务时表示：“各代表团可以可信地说，我们已经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保持在可及范围内。但它的脉搏跳动得很弱。我们只有信守承诺，它才能得以生存，前提是我们将承诺转化为快速行动。我也非常荣幸能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合作，成功举办本次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
“此刻开始，为了实现《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的期望，缩小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必须这样做。如巴巴多斯总理Mia Mottley所说，对于巴巴多斯和其他小岛屿来说，‘两度升温意味着死刑’。”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维持我们的标准，将1.5摄氏度的目标保持在科技范围内，让融资流动起来，促进适应行动。在经过集体努力促成《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后，我们的努力不能白费。”
气候行动可以带来众多的积极影响，为整个社会提供共同利益。据估计，减少空气污染可以避免每年60万至650万的早夭，减少预计1300亿英镑的医疗成本负担。气候行动和相关政策同时也能促进就业、提升生产力、提高能源效率及农业产量。
向净零排放的转型不仅会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对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表示，每一个“绿色”的工作岗位将创造多达4.2个新的就业机会。为实现净零排放提出的环境法规也可以通过刺激创新提高生产力，同时也能通过其他方式，例如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生产条件，提升所有系统的效率。
对农业而言，减少对人类和作物都有害的空气污染，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
这些平行效益通常等同甚至超过气候行动的成本。在过去的40年里，如John Elkington和Jonathon Porritt等人一直表示，可持续是一种投资，而非成本——或许现在是时候重视这一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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