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玛丽莲·梦兔
小时候，我们的老师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及时让学生们畅想未来，比如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出门既不用坐公交或者骑二八自行车，而是每个人都拥有能飞的汽车之类。那时候我们对将来的一切都充满希望，比如别看现在不行，今后一定有中国的迈克尔·杰克逊出现。
结果直到2017年，电视都成了一个平板了，你发现，里面爆红的民谣歌手唱得还是八十年代小城姑娘，我要流浪那一套，观众席里的人不管真的假的依旧哭得死去活来。转过天来朋友圈就被刷屏，不过一般这种现象级的事件都是好东西，在你觉得自己的社交网络中人过于繁杂的时候，以此为标准能删除不少没有共同语言的好友。
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还是要感谢赵雷这些人的。虽然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化来说，它依然是一个悲剧。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小时候的音乐课都不是白欠的，即便我们已经成为了强势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多少决定着地球圈的命运，我们的俱乐部能用三倍工资从俄罗斯寡头的手里去挖孔蒂，但在精神上还处于《成都》的水准。
成都是一座好城市，熟悉的人都知道，和重庆一样，它躁得很，很多出色的音乐人都来自那里。但《成都》只能是一首口水歌，整体处于吉他初级班的水平，甚至都算不上是流行音乐。我们的听众有一种爱归类的习惯，并且擅长创造新鲜词汇，比如“慢摇”这个东西，反正不那么激烈又不那么慢的结构感强一些的就叫慢摇。但又慢又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没什么节奏感听起来就像隔壁老王家孩子学琴的，可能就叫民谣了。
然后事情慢慢演化成：学会了C大调的和弦套路，懒得练琴组乐队，想学着从小听到大的CD唱两首，又不想那么“流行”的，都幻化成了民谣歌手。结果一下子民谣变成了铺天盖地的东西，精神内核也就是那几样，处于全面城市化初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挺符合民谣这种东西的本意，来自民间，反映民间疾苦。
就和我们的当代文学从来写不好都市题材的故事一样（你要是提小时代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法聊了），我们的音乐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四个现代化，最打动广大听众的还是骨子里的城镇乡愁。《成都》这首歌已经被别人分解得很到位了，这里不再多说，只不过你把同样的意象放在任何三四线城市里同样成立，放在北上广不合适我觉得只是因为城市本身的国际化，别忘了赵雷是个北京人。
更可悲的是通过电视这种放大力超强的东西，落后的文化产品被进一步推广。但把《成都》放在“歌手”里是相当明智的，观众们肯定听腻了一个八度后面再上一个八度，对于他们来说赵雷成了一股清流，让他们在这个纷繁复杂藏污纳垢的成年人的世界里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流行音乐广播。归根结底，谁都没有进步，中国民谣就是在重复30年前的音乐审美，而缺乏音乐基础教育的这一代一代，需求也就是那么几个大三和弦。
但是存在即合理，很多人说赵雷红了，说明华语音乐死了。但我觉得华语音乐在这之前就已经没剩几口气，再赶上互联网，爱音乐的人只能stay hungry其他人就stay foolish了。很久之前的鲁迅先生曾经觉得青年人能改变一切，青年人一定比老的好，后来他觉得自己看走眼了，变得有些愤怒。毕竟，一代一代的人，最初都是一张张白纸，成长成什么样，还得看你喂什么粮食。音乐人、媒体、教育都逃不开干系，至少几十年后在飞行中的公交车上，我不太想听到《成都》这样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