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的田霏宇穿着白衬衫，上身套着匀称合身的黑色西服，戴着一副别致眼镜，这是他最常出现在公关照里的模样。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触目可及的是白色，空荡简洁，一幅占据了整面墙的画作牢牢抓住了来客视线：一头颈上系着领带的公驴正在凝望着人们，神情严肃，与领带上的熊猫纹饰形成某种极具黑色幽默的荒诞意味，戏谑正在蠢蠢欲动。这张由当代先锋艺术家赵半狄创作、命名为《P.A.D.Y.》的画作四周以高饱和度的玫瑰粉点缀装饰，着实让人过目难忘。
砖红色休闲夹克/Loro Piana
2013年，为UCCA《ON | 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展览画册写下前言的田霏宇一定没有想到，七年后，他所掌管的美术馆在疫情到来之际，在这一席卷全球的公共事件影响下会经历“ON | OFF”的命运，时而连上，时而断开，经历了四个多月——史上最长的一次闭馆，第一次与公众产生了真实距离。
几乎是第一时间，他终止了假期与出差为伴的欧洲旅行，匆匆赶回中国。一开始，他每天忍不住地去想：当最好的计划被打破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田霏宇做了两个选择。保住团队成了这个意大利裔美国人最本质的本能，这是他的第一个选择。在无数行业扼腕止损的时候，在浪潮里掌舵的船长选择保护他的水手。社会停摆，前所未有的压力降临，他的第一反应是既不希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美术馆运营体系受到影响，也不甘心做出退让。“我最不希望的是因疫情裁员，尽管金融压力特别大。”
四个月后，798艺术区重启，UCCA顺势推出首个展览“紧急中的沉思”，聚焦突发公共健康事件所导致的全球化事件下，身处危机中的艺术给予公众的慰藉、反思与凝聚力。从策划到展出，不到两个月，让外界看到了美术馆极为灵活的一面，高效，成熟，具有执行力。
田霏宇很满意，他花了两分钟讲述外界的惊讶和评论，说展览的完成度达到他的预期，“像国外很多美术馆，完全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的事情，尽管他们可能做的任何一件事的完成度比我们高一些，但是，在做与不做之间，我选择前者。这是一个平衡，你要及时地做出对世界所带给你的新常态的反应。”
完美不完美，抛给观众去评说，田霏宇做了自己的权衡，这也是他的选择。经历了疾风骤雨般动荡的一年，他开始想，艺术本身是该带有一点思考的时间的领域，但在过往的那些年头里随着潮流步履不停，他来不及回头张望。“这些年艺术行业发展得非常迅速，展览规模越来越大，到处开新馆，到处开博览会，飞来飞去看展览就忙到了年底。但可能忙得还不如去年有意义，对吧？”他的反思显而易见，“去年的我们比较脚踏实地地去做，可能做的事情总数量减少了，但深度有提升，这是挺好的调整，特别是我们准备开上海分馆了。花一点时间重新认知自己的工作以及机构的定位，对我来说是一个可贵的机会。”
不像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美术馆馆长，田霏宇在内心深处依旧会将自己归类为一个写作者。他亲近写作，兴致勃勃，着眼于在现实中寻找故事感。田霏宇用“三维的写作”来描述每一个已发生和待发生的展览，“算是思维的写作，通过我对艺术的理解、安排再营造出一种新的叙事。”兴许与早年作为职业艺术评论家的写作背景有关，他担任过国际艺术杂志《Artforum》特约编辑，也曾创办双语艺术杂志《艺术界LEAP》。他的表达在意诗性，亦曾用交响曲来比拟展览，“做一个展览就像做一首交响曲一样，它可能并非受某一个人委托，而是由这个环境和时代委托，于是成为了一个组曲。”这是他的视角，在时代更迭中，在中国当代艺术变迁的过程里他形成了自己老练独到的视野。
四年前，在众说纷纭中，UCCA由一间民营美术馆转型重组，馆长田霏宇多了新身份：兼任CEO。他的人生不再只有写作者这一个选项，而是既有学者的策展思维，又得兼顾商人的经济头脑，他也迎来了职业生涯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并不避讳商业的东西，一起去思考，那才更有趣。但我真的需要逼着自己不停地对艺术的认知和学习有一个新突破，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本质的，但它可能不是最紧迫的。批一张预算表比看一篇学术文章，或参观某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会显得更加重要，可是，我知道，后者是更重要的。”
田霏宇更在意的是发生在美术馆里的意识觉醒，以及这种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如何权重比例的觉醒将如何在团队中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被每一个人接纳。“在内容和运营，或者说学术和商业之间，如何平衡，我和团队都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时间久了，我们能判断哪一些事情能做，哪一些不能做，以及怎么做，发生在我们内部的对认知的更新、意识升级更重要。”他诚实地说自己拒绝过赚快钱的机会。在难以抉择的时候，帮助他判断的是，“忠诚于自己以及团队共同构造出来的美术馆的定位，以及它的那一套原则和模式”。
灰色Polo针织衫、白色休闲裤/Loro Piana
“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出现在展厅中的艺术是我们相信的艺术，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UCCA作为一个专业团队，花了我们所有的职业生涯的时间，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推敲和思考，我觉得这些东西值得分享给观众，而不是因为其他更复杂的原因。这是非常灵活的，同时，也是非常的绝对。”他言之凿凿，显然跨越了摸索的迷雾。
在田霏宇进入UCCA的第十年，肉眼可见的是UCCA在结构布局上呈逐渐开阔的态势，国际间的艺术影响力在逐步加深，美国彭博社写过评论：“UCCA在每方面都颇具雄心，无论是其美学标准，还是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和田霏宇的野心、远见和随时调整的执行力不无关联。
在即将到来的春季，UCCA Edge在上海将与公众见面。这间坐落在市中心静安区一栋18层写字楼里的美术馆，毗邻苏州河，拥有5500平方米、三层楼的空间，由纽约SO-IL建筑事务所担纲设计。田霏宇如数家珍，说到兴起的时候，会发现他对数据的在意精确到以米为单位，他说，“作为一个艺术机构，能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里都有所呈现，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在棋局上落子，每一步，他都走得谨慎周密，有着自我考量。UCCA北京有着厚重悠久的工业风格，定位清晰明朗，“作为整个北京或中国当代艺术的聚集点，希望能够树立历史”，它的展厅多，丰富的空间展露出不同的艺术形态，带来充满惊喜的多元艺术体验，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体现出极具国际化的当代艺术视野。而2018年年末出现在渤海沿岸阿那亚沙滩附近的一系列形似洞穴的细胞状空间成为了田霏宇开设的第一个分馆——UCCA沙丘美术馆，“一个优秀的建筑是这间美术馆最核心的作品，在策展方面，它成为了我们的实验室。它的出现，对机构来说，是我们从一个场地到多场地运营的迈步，我们仍然在尝试它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出现在UCCA沙丘的展览，实验色彩浓郁，张扬着某种年轻不失弹性的洞察。相信缘分的田霏宇十分笃定地确信，艺术与地域环境的相遇，能够践行出一套“艺术可以深入生活，并改善生活”的艺术美学。
灰色Polo针织衫、白色休闲裤/Loro Piana
说起自己对UCCA Edge接下来的策展走向，田霏宇倾向的是更具主题化的展览，比起北京总部的多元，上海分馆将会探索另一种小而美、精致而深刻的展览叙事。年度大展“成为安迪·沃霍尔”在完成北京的展览后，将会巡回上海，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次探索。“像在北京，有两三个不同主题的展览，一侧还有个独立主题的工作坊，旁边有一群孩子在上艺术教育的课。这样的多元，在上海很难办到。安迪·沃霍尔在上海的展览主题性将会更紧密，无论是导览、活动项目，还是儿童活动等等。我会思考，如何让一个展览不仅仅是一个展览，不只是在’成为安迪·沃霍尔’展览开幕当天，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来社交，更要在整个三四个月的展期里，展览能够和周围的环境、城市相融，加深它的艺术观念，深度地挖掘它，建立一个更为深远的关系，一个更为紧密的人与艺术的连接。”
田霏宇很乐意谈起对上海艺术氛围的观察，不吝他冷静而又有张力的赞美与思索。“很快，我们会在上海举办刘小东的展览，这是考虑到上海所蕴含的城市特质做出的策展选择。没想到，他在离我们美术馆50米的距离有一个上海工作室，一直在那儿。” 田霏宇说，距离UCCA Edge附近的OCAT、外滩美术馆及外滩那一批画廊，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形成一条有趣的城市艺术轴线，预感将成为下一个网红地标。这些倏忽而过的意念、观察、反思，何尝不是他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碎片？
对UCCA Edge，他有自己的希冀，这一间存在于闹市商圈的美术馆，能够真正地让艺术生活化，担负起艺术成为更为日常的消费行为、拉近与观众距离的使命，同时，也为上海繁华的都会展览文化注入属于UCCA的艺术特质。他明朗地看向未来，怀着浓烈的希望和骄傲不遗余力地向前奔去，让人看到了他的领导力和在这个躁动沸腾的年代里对公共空间的情怀，这也是他所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他顺势又讲起了另一个比喻，“做艺术是制造一个魔术空间”。对田霏宇来说，艺术在场的磁场太过可怕，能改变人的思维。好的艺术机构就像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棱角，他眼中的UCCA有着开放不失严谨的一面，“最核心的是它真的尊重、热爱艺术，不是拿艺术当成一个背景或是一个配件。它非常愿意被艺术所触动，被意识所改变。”三言两语里的这个它，是他所执掌的美术馆的秉性，可某种程度上也是田霏宇真性情的剪影，甘愿留住那一点点被艺术所感染的维度，无论时间，抑或是空间。
此时，田霏宇站在空旷的展厅里凝望着一个正在发光的灯泡。
此刻，如果穿越时空回到2012年，在距离他不远的大展厅里“顾德新：重要的不是肉”正在展览中。这是田霏宇担任UCCA馆长策划的第一个展览，当年，他从杰罗姆·桑斯手中接下大任，第一次将多年来的当代艺术梦想付诸实践。一个艺术家隐退本人未曾到场的展览，一个被上千个苹果铺满了一地的概念装置，随着弥漫在展厅里的苹果逐渐腐烂，香气被腐朽的酸味替代，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到了艺术圈，也让他遭遇了争议。
回忆十年前的自己，他用了一个词，“非常大胆”。“那时候，我也就32岁，刚上任，就确定要做这件事，觉得非要这样开始不可。当然，喜欢的人很多，批评的人也很多，引起蛮多的讨论。现在下到我们的大展厅里，还是能看到地面上那些苹果酸了流出来的痕迹，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开始。”在那之后，田霏宇开始变得更加谨慎，在积累足够多的经验之后，“更加地意识到在策展的过程中每一个小决定的重要性。最后，展览的完成度，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是由现实条件来决定的：对一个项目具体能分配到多少工作人员，多少实施的时间，多少资源的支持才能做出来。”
正如他所说，每一个展览都能够带来大小不一真实梦幻的快乐，也会留下许多的遗憾。有时候会觉得他有一种“一日写作者，终生写作者”的思维，“展览很有趣，其实非常短暂。不像写了一篇文章或写一本书，过了几十年，还是能拿出来看一看。展览是结束了，就结束了。”
此时此刻，对话的发生串联了田霏宇进入UCCA的十年。从遗留在地面的苹果痕迹到UCCA沙丘、Edge，都在无声提醒着我，他的大胆和先锋，从未改变。只不过，在时间推移之下，换了另一番更为柔软、圆融的面貌出现。阿兰·莱特曼在《爱因斯坦的梦》里写，“假想时间是一个圆，弯转过来首尾相接。
世界重复着自己，无休无止，不差毫厘。”的确，如果继续这趟穿越时间的夜航，回到田霏宇2002年的那个夏天，会毫不意外地发现这个藏在他身上的大胆特质也推着他第一次真正迈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圈子。
这是一件发生在2002年夏天的轶事。22岁的田霏宇在清华大学进修中文，闲时会去一间律所实习。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大概率会走上一条朝九晚五的中产精英道路。那时候，他刚刚开始了与艺术圈的交流，多年后与他一同策划徐冰展览的冯博一在当时邀他一同去遵义，参加之后改写了当代艺术形态的“长征计划”。他带着巨大的热情，接了杂志报道的工作，一门心思想着跟着那一群在路上的艺术家上路，开始真正的长征。但第二天，因工作人员的失误，形成了一个众人不知他是谁的尴尬局面。
近20年过去了，田霏宇清晰地记得那一瞬间的心情，“我们在准备往下一站走的时候，突然有人报数，说，多了一个人，感觉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留下来？我是谁？我在干吗？这是多么奇怪的处境！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更自觉地说，没关系，我回去，也许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但就是这份小坚持，那个时代的特性和艺术家们的包容，为我营造了一个开始。”没有神迹发生，依旧是那份无惧的大胆引领他闯入了一片新天地。“我很快发现他们用得上我，没有任何的正式申请或走流程，完全通过了当时现场那种很及时的交际形成了我新的职业局面，我归队了。”
这件夏日轶事为他之后的人生写下颇具意义的注脚：第一个在中国当代艺术圈里的工作，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第一次得到归队般的归属感。这件发生在几个小时内的小事极具时代特质，看似在强调着年轻人的无畏、大胆和运气的不可或缺，实则我们知道，一段如命中注定般的缘分，一个勇敢故事的开头永远少不了这个无畏者的理性、开阔和对公共空间极具情怀的知行合一。
二十年过去了，他依然相信中国人最常说起的缘分，依然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周旋着，“我可能比较天真，一直挺相信我所打交道的人。我也相信缘分，当一个观众走进了美术馆，他可能会找到一个能对他的生活形成一种有趣的补充，去厘清自己与社会、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灰色皮质工装夹克、白色休闲裤/Loro P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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