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候老上海们总喜欢用老路名，什么“霞飞路”、“海格路”、“大西路”、“麦琪路”等等，但是，常熟路的原名“善钟路”，听着就象是中国人的名字——这也是法租界内唯一以中国人名命名的马路。
不告诉你背后的历史，谁也无法理解这“善钟”是什么意思。“善钟路”的法文路名为“say zoong route”, 显然，“say zoong”应该是汉名的法文音译。那么，这个“善钟”又是什么呢？
“善钟”二字源于一个人的名字。民国方鸿铠等修，费炎培等撰《川沙县志》卷十六“人物”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陶如增，字凤山，号善钟。顾家路（今顾路）人。幼寒微，业调马，设善钟马车行于上海，营业甚盛。广置地产于法租界今善钟路一带，租界当局以其名名路——显然，“善钟”是清末浦东顾路人陶如增的号，“善钟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陶如增是怎么发家的？跑马场每年有不少被淘汰的马匹，但是，农村用牛的，弃马肯定卖不出价钱。于是，陶如增利用自己与马主人的关系，以低价购进弃马，开了善钟马车行，在几年之间，发了不少的财。
在1889年之前，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西界，不超过今天的西藏中路和西藏南路，在租界外的西面，大多是农田，地价十分低廉，而且越往西地价就越便宜。陶如增是农民出生，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而且非常想成为一个大地主，于是他将赚到的现金，全部投入到购买土地中。
根据后来的统计，陶如增在后来的善钟路一带拥有土地几千亩，他确实成了一个大地主。但是，后来公共租界的西界延伸到静安寺，法租界的西界则扩张到了华山路，这样，陶如增拥有的土地全部划进了法租界。当然，租界的地价也迅速以几何级的倍数上升，陶如增的财产也按同样的比例上升，成了上海最富有的人。
善钟路约筑于1901年，当时这里几乎全部是陶如增的产业，陶如增的一个养马棚也设在这里，他深知，上海的马路越多，市建建设越快，他的马车行生意也会越好，于是他同意无条件让出一部分土地给法租界的公董局，用于修建马路，于是法租界就将陶如增捐地修建的马路中的一条命名为“善钟路”，以表彰他对租界事业的贡献。
陶如增自己的住宅就在善钟路上，就是今天常熟路100弄10号，大约建于1920年左右，由泰利洋行的建筑师白来泰设计。
陶如增在兴建豪宅时，上海的城市交通已被汽车、电车取代——上海滩有电车的时候，电车的一头就是善钟路——马车已经或即将被淘汰，许多马面临着被宰杀的命运，于是，陶如增在住宅的花园里造了好多的马厩，收养那些弃马，花园的草坪也成了养马场——住在附近的老上海都知道，100弄门口的一排平房，当年就是马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幢房子被日伪的产株式会社接管，成为日伪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所在地。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主要在日军占领地区使用。该行所发行的“中储券”是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
1945年，又被中国政府收还，拨给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使用，原来的草坪被改建为水泥操场，马厩也成为职工的临时住房。解放后，上海的高校实行院系归并，同济大学医学院并入上海医科大学，这里的房子又让出来，归上海歌剧舞剧院使用。
常熟路上现在还会有人提起“善钟”二字的地方，就是113弄2号-13号的善钟里。
这里是由潘义泰营造厂承建。砖木结构，建造时间为民国元年至25年（1912～1936年）。双联体花园住宅。占地1.5公顷，有楼房25幢。
关于善钟里，还有一段历史往事和它有关：当年，第三十三集团军开到徐州接受日本投降落空，面临的只是内战第一线。曾在“七七事变”后带头抗日的冯治安，愤怒地大骂老蒋骗他到徐州来送死，全军官兵也感到，这是蒋介石消灭杂牌军队的阴谋诡计。
为了全军之计，冯采取消极避战的态度，在徐州略事布置，就带着家属到善钟里私邸过春节。随从人员住底层，冯和沈丽英（沈随之）、家庭教师雷淑华，以及4个孩子住二楼，老友过之瀚全家住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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