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姻缘，放在现在，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可能：一个没有家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社会地位并且长得不漂亮的女子，怎么可能被一个留过洋、仪表堂堂的知识分子看上，并给予她做人的尊严、教他识字、让她画画？！
通晓艺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民国时期，出国接受美术高等教育的画家本来不多，女画家尤其罕见。算来算去，这些女画家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二十人，杰出者，似乎只有我们熟知或不那么熟知的“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与孙多慈。
这六个人中，潘玉良无疑是一个异数。其他的五位，不是出自名门望族、富贵之家的窈窕淑女，就是书香门第、一身书卷气的个性女子。而潘玉良出生最贫寒，经历最波折屈辱，容貌又最不好看。可偏偏是她，成为民国女画家中名望最大的一个。这算是命运的补偿么？
潘玉良
从妓女成为小妾
潘玉良，原名杨秀清，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贫民家里。她出生那年父亲病故，2岁时姐姐死了，8岁时母亲又撒手人寰，被舅舅收养，跟舅舅姓。
在舅舅家眨眼过了六年，舅舅见她初初长成，不由忘却了同胞姐姐的手足之情，财迷心窍，在她十四岁那年，偷偷哄着将她卖给了芜湖县城的怡春院，当了雏妓。自此，她改名张玉良。
她17岁那年，海关监督潘赞化(1885-1959)到芜湖上任，当地政府及工商各界同仁举行盛宴，为新任监督接风洗尘，商会会长将张玉良献上弦歌助兴，张玉良轻拨琵琶，慢启朱唇，珠圆玉润，一曲《卜算子》古调在厅内婉转回荡：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因为这首歌，潘赞化留意起了这个身世悲苦的小姑娘。虽然初见时她还只是个烧火丫头，但是她自有一股聪明劲，她有不愿委身污泥的心，潘赞化知道再任她在妓院待下去，她终是躲不过接客的命运，但他也不能唐突了。
不是没有人刻意将张玉良推到潘赞化面前，但是潘赞化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毕竟他是有家室的人，他比她大了10岁，他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派人物，怎么能乘人之危？可后来当他知道张玉良在妓院的几年中，因拒绝接客逃跑10次，毁容上吊数回，再也无法袖手旁观。他多次救她于水火之中，最终在她的恳求下，忍了流言，为她赎了身，并在尊重她的意愿的前提下，娶她做小妾，把她安排在上海。
1913年秋，上海法租界渔阳里弄堂的一间房子里，潘赞化和张玉良喜结连理，新婚宴席的宾客只有陈独秀夫妇两人，陈独秀是证婚人。为表达对潘赞化的感激之情，婚后，张玉良改名潘玉良，自此开始了波折苦难的新生。
潘玉良
从小妾成为画家
虽然潘玉良只是潘赞化的小妾，但潘赞化对她的疼爱一点也不少。
潘玉良没读过书，但是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潘赞化就特请了邻居——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任教的洪野——教她读书。不过她在学文化课这方面笨笨的，写字也拙，唯独对绘画极有感觉。潘玉良很多时候都偷偷观摩洪野作画，然后自己临摹。她在绘画上的天赋，让洪野和潘赞化都感到吃惊！
后来潘赞化在陈独秀等人的劝说下，1918年让潘玉良进入上海美专接受专业艺术教育，师从朱屺瞻、王济远学习油画。
潘玉良画的山水
潘玉良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奈何因为出身、经历，潘玉良在学校里受到一些旧派人物的讽刺、打击，再加上她画了一些惊世骇俗的画（人物裸体），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
处在舆论的漩涡之中，最怕连自己亲近的人都落井下石。好在潘赞化不为世俗偏见所动，坚定地支持潘玉良，而潘玉良则坚强地一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潘玉良画的风景
后来，陈独秀建议潘赞化把她送到法国去学习，并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争取到公费留学的名额。1921年，潘玉良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和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她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与徐悲鸿同窗。两年后，得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马蒂教授的赏识，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之后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
潘玉良
可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不能“原谅”她的过去。
有人拿她的历史来毁损她。战乱频繁，日军肆虐时，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诽谤攻击，说什么“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之类。潘玉良不为流言所动，反倒加倍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有人在她的画展上写污言侮辱她。1936年，她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也是她在祖国土地上最后一次画展《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但不料在收展时，有人在《人力壮士》那张画上贴上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除此之外，还有人拿刀去划开她已高价卖掉的作品，更有人置疑她的作品是否为她亲手所画，要她当场作画来证明自己的真本事······
可是她做错了什么，需要旁人“原谅”？
1937 年，潘玉良为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的画展，再次赴欧，此后就客居巴黎40多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潘玉良，她是被中国人赶出去的。
潘玉良画的企鹅
出于对潘赞化的感情，潘玉良出国后一直有回国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如国家战乱、国家内乱等）都没能如愿。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潘玉良悲痛欲绝，忧郁成病，此后身体时好时差。
越到暮年，潘玉良的思乡之心越是恳切。她想回去看看自己的亲人，她想把自己的作品都带回中国，但是这一切不是她想就能做的。也许她早料到自己不能一偿宿愿，所以她的枕头下面总是留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病贫交迫之中，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潘玉良画的母爱
画家的倔强和坚守
潘玉良在法国恪守了三条原则：不谈恋爱，不入法国籍，不和画廊签约。
不谈恋爱，是她要忠于对潘赞化的感情。潘赞化不见得潘玉良情感生活的唯一，但一定是位置最重的。直到在法国病逝，潘玉良也没有忘记潘赞化。她去世后，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嵌有她与潘赞化的照片鸡心首饰，另一样是一块怀表，都是临别时潘赞化送给她的。
旅居法国期间，潘玉良与一直接济、关心她的好友王守义成为生活伴侣，但一直没有正式结婚。她感念王守义的恩义，为王守义做过一尊雕塑，并将这尊雕塑放在自己的睡房里，至死如此。这或许是她能对王守义做出的最大的回应了。
潘玉良在雕塑
不和画廊签约，是她要忠于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独立性。这样的她在法国是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也没有代理商帮她代理出售作品，所以她能卖出的画极少——当然这也跟她不在非常著名的画家行列有关，但她也不是籍籍无名：1954年，法国拍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唯一的一个东方人。
到了晚年，潘玉良更是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可即便如此，她也不愿跟别人签约，去画一些违心之作。
至于不入法国籍，还需多言吗？从她的画中就可见一斑。她的水墨画里的女人体大多是中国女子，有漆黑的齐刘海或卷发髻，低目顺眉，脸含春风与笑意，常常伴以中国式的小碎花布作装饰。这些都带着浓烈中国意味的符号。她始终念着自己的祖国，尽管这个国家的很多人都不曾善待她，但善待她的人也都生在这个国度里。她去世前，一直希望能将遗作捐献给祖国。
潘玉良带有强烈中国符号的部分作品
好在潘玉良死后，王守义替她妥善保管着她的画作并积极与中国方面接洽。王守义在临终前把潘玉良的遗作和遗物交给了中国驻法使馆，之后几年，潘玉良的七大箱遗作和遗物就在大使馆的地下室和车库里保存着。直到1984年，几经努力、争取，潘玉良的七大箱遗作才远涉重洋，被送到上海。1985年，潘玉良的2000多件遗作，被运回她的故乡安徽省博物馆，入主“潘玉良纪念馆”。
让人尴尬的是，当她的作品回到中国之时，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潘玉良这个人。可后来，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都默默无闻的潘玉良突然大红大紫起来，这其中的波折和玄机颇显讽刺，耐人寻味。
潘玉良执扇自画像
画家的魂
据熟识潘玉良的人描述：“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又矮又胖、长着一个狮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潘玉良不但长相不符合通常所谓的“女性美”，做事、说话直来直去，她的嗓音也像男人，擅长唱京剧老生。
这样一个女人的灵魂，会是怎样？她的魂都在画里了。
潘赞化是潘玉良一生的贵人和牵挂。没有潘赞化，她不会走出妓院，更不会走上艺术之路，当然这也跟她自己的坚持和善于把握机会有关。 潘赞化喜欢菊花，潘玉良就时常画菊花寄托她的思念。她还画过一家三口，她、潘赞化、孩子，团圆、温馨。她虽粗狂，但也有柔情。
潘玉良画的静物，其中包括菊花
她画的女人，线条铿锵，体态健壮，好像藏着活泼、热烈的激情，透着蓬勃、灼眼的生命力，毫不掩饰，好像要引出人心中最压抑着的那个自我，要与她一起烘烘地燃烧。她怜惜、热爱女人，更热爱女人张扬的生命力。
潘玉良画的女性裸体
她画了不少自画像，但极少有露出笑容的。也许她也深知她的存在引不出人们多少的善意，自己的容貌似乎也冒犯了这个世界，不值得人们提起她、说到她。可她的眼里没有怨恨。
潘玉良自画像
她将东西方艺术巧妙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她的画让她在法国与其他国家获得了不少沉甸甸的荣誉：法国“自由艺术协会国际沙龙”银质奖、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比利时金质奖章······在民国与新中国时期，能在国际上获得这么多殊荣的中国艺术家，大约就只有她一人了。可是她一心想着将画送回伤害过她的国土。
为什么呢？因为她心里住着爱，住着宽恕。爱别人，爱生活，爱自己；宽恕别人，宽恕生活，宽恕自己。她知道，如果没有爱和宽恕，她的画会死。
而她最爱的，是她的画。
为了她的画，她忍住思念和不舍，她忍住命运所有的刁难，温和以待。
潘玉良自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