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J总给人留下不羁的印象，这体现在她不同寻常的个性里和她极具个人风格的设计里。她坦言自己在设计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又并不把设计当成终极理想。她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一个更深刻也更隐秘的层面。在现实世界里，我们不妨说，她是带着一种使命在时装里流浪。
和P.J的访谈是在9月份她来上海出差的间隙里进行的。她的行程安排马不停蹄，除了开会和参观工厂，还要抽空去看几个新开幕的艺术展，于是访谈便安排在晚间进行。
采访当晚，坐在雍福会密训酒吧的露天小花园里，灯光暗淡，树影稠密，暗黑的气氛反而衬得她身上那件Oversize的白衬衣闪闪发亮，设计当然是出自她自己，彼得·潘式的衣领显得有些娇俏，但尺寸大得富于戏剧性，中间立着她那张清瘦的脸，像被白色花瓣烘托出的一件雕塑。作为设计师，她长着一张舞台剧演员似的让人难忘的脸。她的头发比过去剪得更短了，梳着利落的中分，额头光滑，大眼睛，高颧骨，高鼻子，大嘴巴，一切都生得疏朗开阔，这让她看起来显得中性大气，而她本人也偏爱穿着中性服装，她自己的设计也走性别模糊的中性路线。在交谈的过程中，她的脸上不时绽放出标志性的咧嘴大笑，笑声清脆，像是林中精灵。
2013年5月，P.J与法国搭档Maxime Bureau在北京成立Atelier Rouge Pékin（简称ARP，直译过来就是“北京红工作室”）, 目的是致力于重新解构和演绎传统与现代中国元素，创造属于当代中国的时尚文化，推动中国制造的发展。她既是ARP的主创设计师，也是品牌运营总监，这意味着她必须同时锤炼艺术头脑与商管能力。ARP是她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在它每个系列所呈现的时装风貌中，是她作为一名现代独立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自我体验与感悟的折射和升华。
一个人的童年里往往藏着他的人生密码。鲜少接受采访的P.J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成长范本。“关于做时装这件事，其实我是一直到学这个专业才发现，我有做时装的天赋，真的是这样。”P.J本名潘洁，她的工作室设立在北京，北京是她精神上的故乡，而她出生成长的故乡在湖南，即使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她的口音里还依然听得出些许顽固得可爱的乡音。
出生于1970年代末，小时候的P.J是跟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直到初中才和父母同住。“我原本以为我像我的父母，但是后来我发现并不是。随着年纪增长，我越发觉得很多事都和我的外婆有关。我的外婆是个非常讲究的人，她特别爱干净，家里永远一尘不染。她的头发永远梳得直溜溜的，别在耳朵后面，衬衫永远熨得平平整整的。她让我明白，一个体面的人可以很朴素，但是不能穿得太随便。这些方面我跟她非常像，我最早受到的审美启蒙应该是来自于她的言传身教。”
对于未来的职业理想，那时候的P.J没什么概念，她的艺术启蒙是从书法和国画开始的。“南方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传统，孩子们不管今后要干什么，起码要先学会写一手好的毛笔字。我的爷爷、父母和叔伯们都写书法，所以我也理所当然地写书法，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国画和音乐。”
P.J从小就是一个放养型成长的孩子，外婆宠爱她，放任她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也从来不觉得她是个怪小孩。她和父母之间因为长期的疏离而存在隔膜，但他们也从不干预她的爱好和自由。事实上，她的父亲还是个喜欢读杂志、爱听音乐的文艺青年，很早就给她买了那种可以听卡带的录音机，于是她从初中就开始听摇滚乐，“那时候我身边的同学甚至都不懂摇滚乐是什么”。199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P.J不知怎么听到了崔健、郑钧、窦唯和鲍家街43号等摇滚乐手，那会儿他们出道没多久，刚开始在电台走红。懵懵懂懂的她并不明白那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就是觉得太好听，于是默默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平时的她特别贪玩，但她可以一边听摇滚乐，一边画国画，这两项看上去彼此矛盾的爱好并行不悖，让她整个暑假心甘情愿宅在家中。“我不觉得摇滚乐躁动，我觉得它挺给劲儿，从精神上给劲儿，有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我在骨子里和班上其他同学是格格不入的，这点我在当时就觉察到了。我对班上发生的谈情说爱、家长里短之类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但我也会去参加同学聚会，也跟大家去爬山，去郊游，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融入。后来我发现，我在这方面情商并不低，这大概是我的一种本能。”这是一个在孤独的环境中长大的少女，但她却乐在其中而不觉孤独，因为她有艺术作伴，她对于国画与摇滚乐的双重热爱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并且是兼容并蓄的。至于高情商的本能，显然在她成年以后投身工作和运营时装品牌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后来，她修读了时装设计专业，因为画画看似无法成为谋生的手段。她发现自己对时装有些天分，但刻板的教学彻底压垮了她的热情，她非常讨厌学习，她的叛逆在这一时期来了个大爆发，整个求学过程她都在“贪玩”中度过。她在嬉笑中回首往事，坦率，不加掩饰。因为不眠不休地刷夜，她的身体曾经一度面临崩溃，医生叮嘱她必须在家休养。她父母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但他们真的对我非常宽容，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我才会有现在这样自由自在的个性。”
“贪玩”一直在P.J的人生词典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且她总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强悍地活下去。
2000年，她毕业了，工作却没有着落，但她也并不担心，总会有什么在前方等着她。一个去北京的机会摆在了她的面前，她抱着“不如去北京玩几个月”的心态就去了，结果，她在北京一直待到了今天。她先进入了一家外贸公司，随后跳槽到一家房地产公司，爱玩的她工作起来非常负责，因为工作出色，职位也随之不断攀升。
与此同时，不管手上做着什么工作，P.J也依然走在那些看似不务正业的“贪玩”的道路上，她天生是该当艺术家的。“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艺术也不是我某一天突然捡起来的。也许从开始听摇滚乐那天起，我就从未真正脱离过跟文化、艺术相关的圈子，可能我会在不同的圈子或类别里出入，但艺术永远在我的生活当中。”
北京这座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给她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她把“贪玩”渐渐玩成了一番事业。她广泛地结识了来自电影、音乐和艺术圈的朋友，跟着拍电影的朋友泡电影博物馆，一天看三部电影，跟着艺术家朋友出入各种展览现场和艺术工作室，不管懂不懂都看得津津有味，不断拓展自己的眼界和鉴赏力，各种地上地下音乐现场和迪厅也少不了她的身影，收听的音乐范围也从摇滚扩大到了古典、爵士和电子等等。
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玩，她还跑到了欧洲游荡了一番，感受欧洲的时尚和艺术氛围的洗礼。2009年，当她回到国内，她决心回归设计，于是创立了自己的个人首饰品牌——可以说是为时装生涯打了个前哨——并且在三里屯开了一家买手店。在积累了三四年的经验，获得广泛层面的认可之后，她才决定真正转型进入时装领域。
一旦认真“玩”起来，人生就会多出肩负使命的重量感。轻盈是暂时的，也是相对的，重量使人感到压力和疼痛，也使人迅速成长和成熟。
品牌成立伊始，第一个系列是最难的。对于P.J来说，提炼设计概念向来不是难事，她多年来浸淫于中国先锋艺术与电影的氛围中，再加上受到西方当代极简设计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善于从多个维度汲取灵感，她相信将它们揉杂之后，自然就会变出新的东西来。“我生活在当下，所感所触都是当代文化，所以我首先确定我不要做古典元素，我希望从当代元素中提炼灵感，但中国的当代元素少之又少，这样也让选择变得容易起来，我想到了民国时期的中山装和长袍马褂。我将中山装删繁就简，去掉口袋，再做得精致一些，这就成了。”
2014年，ARP推出了第一个系列“Cultural Revolution”，其中代表单品包括由中山装元素延伸出的“China Suit（中国外套）”，由长袍融合改良而成的一款短的连衣裙——“但我当时没想把它当成连衣裙穿，因为我自己平时不怎么爱穿裙子，我觉得在下面搭裤子穿更方便。”“China Suit”还作为品牌的经典符号被一再延续到此后推出的新系列中。近年来，国潮不断受到热捧升级，算起来，P.J可谓这一理念的早期践行者，但却是出于深层次的文化考虑，并非一时跟风造势之举。也是在该系列中，P.J已经在设计中体现出模糊性别和着装季节的特点，但当时人们的接受度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
该系列的Lookbook在位于798艺术区的北京唐人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现场取景拍摄。后来，ARP也一直延续了在艺术空间取景拍摄的特点，还会经常邀请她的艺术家好友们出镜。而她的大部分客户的确也是来自艺术、设计或文创领域的从业者。这一切都意味着，ARP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与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的时装品牌。
艺术让这个品牌的出身显得高贵，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热却并不会给它在市场上的热度也升温。艺术属于少数阶层，艺术可能是拍卖场上离谱的竞价，而成衣是属于民主大众的单品。前卫也意味着小众与孤独，意味着市场风险，但她并不打算就此妥协。
在将第一个系列从设计变成现实的过程中，P.J所面临的困难是她始料未及的。“我虽然学过时装设计，但以前并没有完成过一个系列，可以说完全是个门外汉，也没有人教我，就是硬着头皮上。那时候北京还没有什么设计师同行，没有面料公司，没有打板房，整个系统是零，很多东西根本就无法实现。为了寻找材料，摸索工艺，我当时想尽了办法，询问北服和央美的学生和老师，询问身边凡是能够接触到的服装行业的人，询问做外贸的人，这个该怎么办，那个要去哪里找，还要不断逛布料市场，不断和工厂周旋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当时花了非常多精力在这些事情上面。回头想想，在那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新手选择做服装品牌，也许是太鲁莽了。如果等到市场环境成熟一点，可能会好些。我当时完全就是凭着一股直觉往前冲，觉得应该怎么做，应该用什么元素，应该怎么去加工，应该怎么去发布，是直觉支撑着我把整个系列做完。做的时候真的太辛苦了。等到做完的时候心情还算平静，它把我当时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这很重要。”
“我的每个系列都像是我当时的心境写照。2016年的乒乓系列是愉快的，做得流畅大气。2017年的工厂女孩系列却是心力交瘁的，当时太想创新了，但自己的表达其实不够清晰，旁人也看不懂，完全不够市场化。”当时的状态糟糕到以至于她有过放弃的念头，还好她尝试通过与其他品牌合作的形式来维持ARP的运转，比如给北京老字号布鞋品牌内联升设计了时髦的新布鞋，给天津梅花体育重新推出设计更新颖的，却是沉睡已久的梅花牌运动服套装，这又激发了她身上新的能量，也让她反思自己走过的弯路。
八年过去了，P.J依然在为她的品牌摸索着出路，只是心态和从前的挣扎有所不同了。“到底为什么没有放弃？我和我的搭档还是坚信这件事能做。从前的我很贪玩，但我一旦决定做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的品牌可能小而美，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不是一件好事。但在我看来，欧洲有很多小而美的品牌，挣不了大钱，但也做得非常好。我原来太想把这个品牌做成，希望它一定能挣钱，能成功，这是一种执念。这两年发生了疫情，一些事情发生了转变，我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小而美的品牌反而不那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反而能顺利地挺过难关。现在我更想要的是把这个品牌做成，至于做成什么样子，我挣多少钱，那些是结果，我不要去知道结果。我只知道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我只知道我应该如何去践行它，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不再看远方了，我看现在。”
在疫情期间，P.J借机歇息了几个月，她庆幸自己终于可以获得真正的休息，她也停下来做了一些关于品牌运营的思考。“品牌想要生存下去，的确需要加强商业化，但并不意味着向市场妥协，要加大规模化，但并不是盲目去扩张。在品牌未来的系列当中，我还是会更关注概念，那是我必须坚持的基因，但比例会适当降低，实穿性会增加。我在成长，也在变化，我的心态不像过去那样尖锐，这也会影响我的设计。”
今年的她，状态比较平静，于是最新系列“Love Wins”即便依旧主打黑白，但少了尖锐、愤怒或是焦虑，很平和，更有显性的女性化特质，自然也就更为柔美，这跟她的心情有关系，“我没有刻意怎样，在我的设计世界中，自然地包含着我的心情，包含着我自己”。
在品牌创立之初，P.J很强调中国元素的表达，因为当时她认为这是中国设计师有别于西方设计师的核心。如今，新的成长和阅历令她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她变得更坦然开阔，思考方式打开了，创作方式也随之打开了。“现在我明白，中国元素并不需要太刻意去强调，其实有些东西就根植在我们自己的骨子里，它会自然地被流露和表达。”
“我发现，其实我是个慢性子，做事特别慢，待人接物也特别慢，反而这种节奏我很适应。新的系列可以慢慢琢磨，慢慢做，哪天想好了再发布，这样就挺好的。我确实热爱我在做的事情，它是不是我的理想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这个责任，我一定要做下去，最后它可能会变成我的理想，也说不准，反正现在不要拿它来说是我的理想。如果要说理想，我其实更想当一个流浪汉。早几年的教训让我领悟到，当我使完所有的力气，反而效果还不如使80%的力气那么好……自由高于所有的一切，这才是我从小到大都认定的事。”就在采访的前几天，ARP正式入驻北京SKP Select，对于P.J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好的消息。没错，有些美好的事顺其自然就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