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胡安焉人生第一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由浦睿文化出版。封皮折页这样介绍他：打工人，写作者。近十年迁徙于祖国南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现定居成都。早年间做过保安、面包店学徒、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网店工作人员等；近年在广东的物流公司做过夜班拣货工人；后又在北京做了两年快递员。2020年至今，待业在家。
这本记录胡安焉20年打了19份工的非虚构作品集，作为“底层文学”的代表，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豆瓣读书，它的评分是8.2，很长一段时间都名列社会纪实类图书一周热门榜榜首；在微信读书App，它获得“好评如潮”标签，已经有14.5万人读过这本书，超过86%的人推荐，1万多人专门撰文点评。
8月的最后一天，胡安焉如约准时来到摄影棚，穿着洗得旧旧的但看上去很舒服的T恤、工装牛仔五分裤和运动鞋。这一套，和他在浦睿文化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封面插图的装束，如出一辙。
在“行读奖”的演讲台上，胡安焉的装束也是眼下这一套。身影和大屏幕上《我在北京送快递》那张抱着一大摞快递的封面插图背影，互为镜像。甚至可以肯定，他穿的就是同一条工装牛仔五分裤。
他就这样穿着随时可以开着三轮去派件的一身服装走上领奖台，双手接过奖杯，平静地站在两位微笑着的正装文坛大咖中间合影。接着，便一手托着奖杯，一手举着手机，站在领奖台中央，发表了五分钟的获奖感言。流程衔接得准确、丝滑，没有丝毫怯场。
他甚至还有些俏皮地调侃自己上次得奖还是2017年在德邦的时候，由同事不记名投票选出来的每月优秀员工奖。
从物流公司的优秀员工奖到主流媒体文学类图书奖，简直是梦幻般的逆袭。他只是淡淡地说：“这个跨度有点大，所以我还不清楚现在这个奖对我的意义，我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理解和消化。”
不过，他对自己被称为“素人作家”，会较真儿。
他会一再表明，写作其实已经超过10年之久，并非素人，从2009年，他就开始写，从模仿自己喜欢的作家开始，“去写自己想写的内容，去表达，去消化自己之前人生经历、社会阅历里面积累的那些素材。”他明确自己还是写作者，并不是作家，因为他认为作家是在写作上获得公认或较高成就的人，他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那个高度。
对于《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他更是有着自己很明确的写作意图。当有读者对这本书没能写出更多所谓的行业内幕、没有针对问题给出所谓的解决办法，表达出不满时，他直接回应：“我是一个个人写作者，不是公共写作者，我的写作不带有问题意识。”而且，他相信写作时只要无限地深入到个体的独特性中，必然会在更高的层面融汇于普遍性。
对于文学，他有着自己的坚持—文学，往往无法直接应用于现实，它不负责解决实际问题；文学可以影响人，这种影响并非即时和具体地发生，而是以一种更根本和深远的方式；文学不是为了向读者传达某些思想、观念或主张，而是触动读者对自身经验的重新发现和理解；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适合所有读者……
他很清楚，《我在北京送快递》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和这本书性质近似的著作并不多，优秀的更是少之又少。至于被贴上“底层文学”这个标签，胡安焉并不认可，但也不会在意，“如果它是有价值的，时间会洗掉它身上的标签；如果它没有价值，那谁在乎它贴了什么标签呢？”
不过，胡安焉的过往人生的确都是在所谓社会底层兜兜转转。
很长时间里，他都是独自一人居住，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每一次找新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做的19份工作，要么收入低，要么工作时间特别长，而他一旦在一份工作中感到焦虑，他就会换工作。
对于辞职，他有丰富的经验，“对我来说，放弃总比坚持容易，所有困难都能克服我。”他把自己每一份工作的更迭，叫做逃离，“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不再可口，甚至会毒害我的健康。所以我一直在换工作，一直在逃跑。”
这一路他逃得很痛苦。正如他在《我在北京送快递》里记录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是自卑的、困惑的、迷茫的、恐惧的、痛苦的……
因此，他用三个疑问代词组成自己的笔名胡安焉：“胡”在文言文中是“为什么”的意思，“安”和“焉”则都有“怎么”的含义，三个疑问代词放在一起，表达的是“何以安心”。
24岁之前，胡安焉连自己的“心”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时，他中专毕业4年，已经做过6份工作，全都是服务员、加油工、送货员这样的工作，也都是同学介绍的。都干不长的原因，简单说，就是他格格不入。
他并不各色，相反他正直老实，温和不计较，还乐于助人，不然，也不会总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但他总会遇到当时应付不了的各种挫折：同事之间的算计、顾客的不满、自己的社交恐惧、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冲突……
他自卑，同龄人一踏入社会就能立马变得精明、成熟，迅速适应社会各项规则——比如，巴结领导给领导送礼。“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进入社会后，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变化就立刻完成”；他也怀疑，一辈子呆在体制内谨小慎微的父母给了他不合时宜的教养，“对子女在物质和情感方面的诉求非常淡漠，但对子女的道德要求，几乎是模范的标准”。这让他变得唯唯诺诺，无欲无求，不敢抗争……
那个时候，他接触到的所有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工作赚钱，然后结婚生子。他跟不上趟，逐渐边缘化，很恐慌，彷徨无措。但最终，他唯一能怀疑和指责的就是自己。外界自有运行规律，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
直到无所适从的他无意看到漫画社的一则学员招聘广告，从小就喜欢漫画的他，决定加入。
正是在漫画社，胡安焉首次接触到文艺，首次看到了精神世界在人身上的存在。
同期的学员，他年纪最大，但其他学员展示出来的精神状态，让他大感意外。他们都有各自明确的文艺追求：喜欢漫画，还喜欢小说、电影、摇滚乐。他们也有着张扬的个性，推崇并不那么主流的价值观，且引以为傲：灌输意识形态，拒绝；服从商业机制，鄙视；迎合读者群体，不干。他们还故意强化自己的边缘化，将其当做个性去彰显，不但不惊慌，还很自信，很得意。
更重要的是，他们毫无保留地接纳并认可胡安焉的不合时宜，并告诉他，他在社会里显得不成熟的品质是宝贵的，他无法融入社会，不是他的问题，是因为社会有问题。
这些给当时恐惧“边缘化”且已经无计可施的胡安焉莫大的安慰，也叫醒了他沉睡的“心”：所谓社会标准或主流价值，自己不一定要追寻；一个人有精神内核，有个性，有自我，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才更重要。
自我意识的觉醒，无异于胡安焉人生里的一场核爆，之后的他，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内核。他永远感谢2003年遇到这群年轻的朋友。
但自我觉醒了，并不意味着就立刻拥有了自我。那时候胡安焉的自我，就像种子，还需要在合适的土壤环境中，才能生根发芽，直至长大。
直到2009年，30岁的胡安焉通过阅读找到写作，他知道自己的心终于有地方安放了—他要通过写作，而且是写长篇小说，来追求、建立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中专学历、常年打零工、居无定所的胡安焉，把写作当作人生依归，并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让他自我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土壤，并不是和风细雨，而是让他备受打击、挫折、试炼的生活本身。
自我觉醒并没有让他拥有选择权。当他意识到漫画社只是在机械训练，并不能培养漫画创作，他离开，然后继续打工。他又做过很多工作—动漫资讯杂志美编、文印店员工、动漫公司员工……
工作是生存的手段，每一份工作，一开始哪怕感觉不好，他都不敷衍，“我的身体会自觉地调整内分泌水平，就像逆来顺受的劳工发现雇主并不打算满足自己的需求后，默默地放弃了自己的权益。”
他意识到，工作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只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是对个人意愿的让渡。与此相对的则是生活的另外部分—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想做的事情和追求。当他意识到一份工作让他不再想让渡“另外部分”时，他就逃离。
在南宁做女装生意的两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也直接把他推向了写作。
2007年他开始和朋友合伙开女装店。店开在无品牌服装聚集的小商场，除了春节，他每天工作超过十三四个小时，像个负荷超载的机器人，很少有喘息的时候。
与此同时，他还要应付商场里店与店之间赤裸裸的“商战”：互相提防、互相算计，流言蜚语从货品、生意进阶到名誉毁谤、人身攻击。
那时，胡安焉虽然有了自我，还没有建立“自我的世界”，他非常在意外界的评价，造谣、中伤、抹黑，这些负面看法不断累积，给脆弱又自尊的他造成巨大的伤害。
方方面面因素叠加，他越来越不想面对人，恐惧抗拒心理也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他终于意识到，在一套自己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注定是不断的失望和失败。
在女装店的最后几个月，对生意上的一切都已经感觉到厌倦的胡安焉，开始大量看书。他从书店买来塞林格、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他最先喜欢上的作家就是塞林格。因为塞林格的写作平易近人，也因为觉得自己和塞林格的一些生命感受是相通的。塞林格用写作对抗整个荒诞的世界，也在写作中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胡安焉被深深打动，视其为偶像。他想，也许自己也可以这样去写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一次又一次地逃离人生际遇中那些不适应、不明白、不理解、不苟同、不喜欢……胡安焉很清楚，虽然自己肉体可以逃离，精神却无法抽离，那些让他备受煎熬倍觉痛苦的人生经历，会一直在他心里过不去。而文学创作正是可以消化这些体验的方法。他甚至忿忿地想，“只有写作可以把这个世界曾加诸于我身上的恶心感交还给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有造物主，我要叫你看看你的作品有多失败。”
事实上，胡安焉并没有用文字“还击”这个让他失意到恶心的世界，相反，他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展示的是他的平实、克制，他袒露自己的厌倦，磨损，逃避，本质却是想告诉读者：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
他在书的最后写道：今天我对自己所有的打工经历，只怀有感激和怀念，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怨忿—我承认曾经有过，但已经全部放下了。因为从更多的生活经验中，我逐渐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这些改变，和阅读与写作密不可分。如果说写作让胡安焉消化痛苦、自我完善，那么阅读则在不断地感动和安慰他。
他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普通读者》里，读到以写作谋生的英国没落贵族利蒂西娅女士的故事，感动得哭了。这位一生都在不断下坠的女士，哪怕在毫无希望的绝境中，也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爱—“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和枕边的昆虫”，始终保持灵魂的高贵和纯洁—“保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勇敢”，除此之外，“她的一生都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
他感佩于利蒂西娅女士的“伟大的失意”，也感谢她为自己拨开迷津。契诃夫则让他最有亲切感，其笔下的小人物不停地在精神上遇险，但他们完全不懂欺骗自己，不断地逃离，逃离没有意义的、骗人的、不对路的环境。他们也没有太主动、太积极地寻找，只是保持了“不去”的可能性。他们唯一主动的就是“不骗”。
这些阅读给胡安焉许多触动，“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他逐步看清写作的“真相”，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写作改变生活，也摒弃了“写作的崇高性”。他不再认为写好一篇文章比做好一道菜更难，或更重要，“任何事情认真做都是一种自我实现，殊途同归。”他说。
他重新看待工作，“我无法闭门造车，阅读并不能代替贴身的生活经验。”
2011年，写作两年多后，他进入了写作瓶颈，没有太多犹豫，他回归工作。这些年，胡安焉常在日子吃紧时找一份工作，也在手头略微宽裕时重新写作。他开始将工作与生活分离，不再在工作中寻找意义。工作是他参与社会的主要途径，他需要从广泛和深入的社会阅历中汲取养分；写作帮他一次又一次精神抖擞地投入生活，借此保持对生活的敏锐与好奇。
快递员工作结束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胡安焉重拾长篇小说写作计划。为了恢复笔触，他写一些日记贴在豆瓣上练笔，只写了半天的这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成为爆款，他也被推到了台前。三年后，《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胡安焉和他的书一道，让更多人知道，“所谓自由，不在于你享有什么，而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
一个诚实地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普通人，最终，通过文学，通达广阔自由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