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韩福东2002年进入媒体行业，曾在《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等媒体任职。他报道了中国第一例乙肝维权案，为中国乙肝患者命运的改变立下汗马功劳。去年上映的电影《不止不休》，就是以此事作为故事主线，白客扮演的调查记者韩东，原型正是韩福东。
和唐元鹏一样，新闻人韩福东对历史始终保持浓厚兴趣，尤其在近现代史上用力较多，多方搜集历史材料和档案。在《南方都市报》时，他参与创办“新史记”版面，几乎隔一周就要写上一整版的历史类报道。之后，他也常会给《经济观察报》《东方历史评论》等媒体发表历史类文章，累计数十万字。
事实上，韩福东的确在《大宋病人》的史料真实性上“卷”出一个新高度：每一处叙事都有文献来源（每一章都有至少四五十个注释，全书有三四百个注释）；人物的文言文对话虽翻译得极度口语化，但基本都是直译，绝不自主增加一句想当然的措辞；若有推论和阐述，他会表述明白：这段内容是他做出的解释，不是文献事实。
这些都使得《大宋病人》虽然文风轻松，甚至有些戏谑，但它的史实出处比时下很多学院派历史学者的通俗写作都更严谨。
历史写作的真实可以分为“历史真实、文献事实、阐释事实”三个方面。历史真实只有上帝才能完美把握；历史研究与写作能做到的，就是经由文献事实，然后再通过推敲、解释，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事实。
所以，写《大宋病人》时，韩福东确定了一个原则：历史事实层面的所有描述都要有来源。在他看来，历史写作的史料绝不允许有半点虚构成分，“不能杜撰故事，是一个严肃历史写作者的底线问题。”
不过，令他遗憾的是，“市面上大量细节虚构的历史著作比比皆是，有些甚至还获得学界好评。”这也导致很多号称历史非虚构的作品他看不下去。一旦他发现书中出现虚构的场景、动作、对话、故事细节……无论多热门多畅销，他都会扔掉不再看。
他并不反对合理想象，“合理想象是一种解释，是推论，属于观点。”历史作家当然可以表达观点、进行推论，有些脑洞大开的想象甚至很能启发人对历史的理解。比如，他就很赞叹宋史专家吴铮强写《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这本书时大开的脑洞。只不过，他对其推论的合理性持保留意见。“毕竟，任何基于史料的想象与推理，都要接受是否合理的再评判。”
促使韩福东写《大宋病人》的重要动力，就是他认为现在很多学者对宋朝评价过高，甚至称唐宋变革开启了现代文明的拂晓，他进入宋史研究之后，发现这种认知与事实不符，经不起推敲。
对历史的认知能力，即对史料的辨析能力，在韩福东看来，是治史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素养。而他自认十年前才开始逐渐拥有这个素养。
在此之前，他崇古，很少质疑古人或圣人的话，但当越来越多的问题没法解释，很多道理也讲不通时，他认识到，崇古是死路一条，“当向圣人和经典看齐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时代的认知就停滞在了返祖的罅隙中，整个社会或许不会有太大的下坠，但亦难有上升空间。”
韩福东不再认为古人或圣人说的话神圣不可侵犯，转为相信人类的认知、智识是踩着前人的肩膀一点一点不断积累、拓展的。
美国作家约翰·M·巴于2005年出版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是韩福东最认可的当下历史写作。
这本著作详细回顾了1918年至1919年那场侵袭全球、造成史无前例灾难的大流感的爆发及影响，并将美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和政府应对策略融入文本，多条线叙事并行不悖，从多个方面构建出这场大流感的样貌。
这是韩福东从未有过的历史阅读体验：纵横交错地记述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流感故事；描写科学、政治与疾病传播互动的过程，同时记述传统医学演化至现代医学的重要里程碑；不忘把当年科学家、医学工作者等在巨大压力下所显示出的勇气、怯懦、信仰、价值观、研究态度和治疗方法留存下来……他不敢想象，作者为这部著作做了怎样庞大且交叉多学科知识的充分准备，才能在写作中如此游刃有余。
这部有关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之作，让韩福东极度震撼，更让他相信：复原与重返历史现场，不仅需要有非常强的问题意识、信息掌握能力、强逻辑，还需要很多跨学科的知识。
现在，韩福东尽可能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医学、生物学、物理学、进化论、认知神经学……他深信：“如果能有跨学科的见解和认知，历史研究和写作会呈现新的样貌。”
《大宋病人》就呈现了他相关的探索。对于宋英宗死因的揭示，韩福东用了现代循证医学的方法；在辨析一些人物的做事逻辑时，他运用了现代心理学、进化认知论等相关知识。
唐元鹏写史，则非常重视对读者认知的影响和触达。不管是内容、情节还是人物，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观点传达，唐元鹏都追求白居易的境界—把诗读给不识字的老奶奶听，直到她们也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为止。
“我希望通过大众化的历史写作，让更多读者产生共识和共情。更进一步，把‘朴素的正义感’传达给更多的人。”读史可以明智，明智非常重要。
从历史写作一开始，唐元鹏关心的始终是历史中的普通人。他意识到过去的史书更关注朝堂，即政治、军事、经济这些大视野，以及大格局中的人和事，很少关注民间社会的细节、小人物。于是，写《江南困局》时，他就非常在意让那些声音极其微弱的普通人被看到、被听见。
他为此大量阅读古籍，从明代官修史书、地方志、当事人的奏本书信、文人笔记，及当代学者们的著述、论文中寻找每一条细微的线索，因为他希望读者能和他一样，“去感受四百年前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有血有肉的奴仆、佃户、雇工、泼皮、流氓、书生和孤儿寡母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在《大宋病人》标题为《认知史上的疯癫和文明》的后记中，韩福东直接表明了自己对当下通行的“盛世繁华”的宋朝叙事的不满。“这显然是一种罔顾普通百姓死活的精英叙事。”韩福东认为，宋朝垮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精英分赃体制”。用北宋政治家文彦博的话来说：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老百姓是否便利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是治国的主体。北宋冗官冗费，财政亏空，皇帝努力给予僚臣分赃空间，以换取他们的忠诚，而民间疾苦成了他们听不见的“远方的哭声”。《大宋病人》中提到沙门岛监狱长因粮食不足，每增加一个囚犯就往海里扔一个的故事。一个小小监狱长两年内毫无波澜地持续杀了700多个囚犯。底层民众命如草芥可见一斑。
底层民众的生活，多以数字的形式存在。“传统的史料，原本就已经遮蔽了很多东西，作为专门的研究者，不可能不知道哪怕只有一句的‘十万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信息量有多巨大。”至于广为称颂的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史观，他认为：“主要共情的是有脸有面的精英阶层，对史书上无面目的底层众生，哪怕是十万人汇聚成的数字，也只有对不起了。”
唐元鹏和韩福东，并不喜欢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的宏大叙事，他们更关心的是，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的际遇和生存。
编辑-颜语
新媒体编辑-锦鲤
撰文-林中歌、源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