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今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开埠170年。
那么，开埠后的上海，究竟变化了一些什么？这些变化给今天的上海又带来怎样的启示录般的意义？
开埠之际，西方大小冒险家们携带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势进入，一度，国人为之目瞪口呆，而固守一隅的上海道台们更无法维持住既有的文化面貌和生活方式。
有意思的是，基于移民为主体的上海从来与众不同，上海人在一阵目瞪口呆之后，迅速地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经时断时续的交汇、踌躇不定的融合，最后在时光陶冶下，演化成一种新生活方式，它们具体表征为西餐生活、跑马生活、舞厅生活以及旗袍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时时刻刻地显示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也让上海人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变得如此的不同寻常！
在这之前，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海派生活，更不要说将这种生活通过持续的发酵而演化成一种生活方式了。
这个之前，我指的便是上海开埠，具体的日子当然是1843年11月17日，这里顺便说一下，今年，对上海来说，在历史天平上有着一个重要砝码：上海开埠170年。
左叉右刀：上海上流阶层的风尚
现在，我就要说到西方文化对上海市民最直接影响的第一个领域，那就是西餐。
我有必要先说一下西餐的历史。
15世纪中叶，也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节点，西餐以意大利为中心地发展了起来，并在城市生活中不断产生着它独特的影响力。伟大的中华民族与同样伟大的西餐的第一次接触大致时间是在17世纪与18世纪的相交时期。
17世纪中叶，传教士们率先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上帝，也带来了西餐。历史就生动地记载了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以西餐来招待北京官员们的情景。此外，在中国南方，野心勃勃的西方商人在沿海地区寻求着贸易机会，他们自带本国食品和本国厨师，这可以算是西餐在中国土地上的试探之行。
1793年，英国派遣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为庆祝伟大的清王朝皇帝陛下80大寿。马嘎尔尼爵士率领一干人员来到中国后，在不列颠帝国的军舰“狮子号”上与一个姓乔的文官和一个姓王的文官共进了西餐，历史记载了“两位官员十分灵巧地学用刀叉进餐，他们很喜欢喝英国酒：刺柏子酒、朗姆酒、樱桃白兰地酒”，我们可以将这个看作是中国之舌对西餐的第一次触摸。
完全有必要记住上海的礼查饭店，它是上海西餐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始作俑者之一。在曾经或生机盎然或消沉不堪的岁月中，礼查饭店风头十足、一时无二，它成为上海滩中西要人、名媛淑女、工商巨子们的经停之地，在它的大堂、它的孔雀厅以及美不胜收的中厅，日日夜夜地上演着纸醉金迷的人间戏剧，至于西餐的独特芳香在这个空间的经久萦绕更是不在话下了。
到了光绪年间,西餐已经被上海最为前卫的一部分人所接受，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尝试开出西餐厅，基于中华文明的从来傲慢，他们自己也将这些空间叫作“番菜馆”，具体的形式则以咖啡厅、面包房为主，从海派文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层面来说，自此，上海有了自己而不是西方的西餐业。
翩然起舞：趋于时髦的海派生活
1850年11月，历史记载，在英租界里，上海有了第一次交际舞会，但具体地点与参加舞会的人员都不清楚。1863年，英国与美国两家将各自的租界合并，公共租界中的英国总会里有了上海最早的舞厅，这个时候还不能忘了礼查饭店，在这两个西方空间，流传于欧洲公共舞厅的舞蹈———英国的快步舞、布鲁斯舞，美国的狐步舞、波斯顿华尔兹舞———正被西方人逐一演绎。
与跑马一样，最初这又是西方人玩得封闭且高高在上的小圈子游戏，拒华人于千里之外的游戏。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只能在一边观看，并将西方人跳的交际舞称之为“跳戏”。 不过，与跑马生活不同的是，这一次中西融合来得较早，融合的空间叫张园。今日，我们早就无法窥见张园的一砖一瓦，随着时代变迁它已烟消云散。而当年，张园落成在而今的南京西路之南、石门一路之西、威海路以北的这片区域。
先是和记洋行大班格农，在1872年至1878年之间，租得此处20余亩土地，辟成了一个供自己修身养性的私家花园。若干年后，中国无锡商人张叔和，自格农手中购得此园，起名“张氏味莼园”，简称为张园。那园子，张叔和的原意是给母亲大人颐养天年所用，却无意之间让它成为了晚清末期上海滩最大的市民共享空间，被誉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公共空间”。
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有数十家商业舞厅，它们中较为著名的是大中华、巴黎、桃花宫、远东、爵禄、月宫、凤凰、大东、东亚、新新、嫦娥等，全都集中在租界里，又全都集中在西藏路、北四川路以及南京东路这一带。设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隔壁巴黎饭店内的黑猫舞厅，更以它的锦幔天花板、迷离的墙壁以及抹了油般的跳舞地板，让上海冶客们激赏不已，其中那个在黑猫舞厅中花枝乱颤的红舞女王吉，更是被小报文人称之为“乱世佳人”，只恨不能一睹芳泽。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上海舞厅已有百家之多，相比同时代的天津五家舞厅、武汉三家舞厅、香港七家舞厅，上海的遥遥领先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从南京路到延安路这一段的西藏路，便有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锅台、米高梅、维也纳等8家舞厅，这段西藏路又被叫作“舞场路”。
到20世纪30年代，在租界上海，“跳舞”蔚然成风地成为上海滩趋时、摩登男女最为热衷的生活。有人为此感慨：“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之春笋，滋茁不已。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不能跳舞，即不是上海人”，当一种生活演化成生活方式，它的魅力可想而知。
婀娜旗袍：表达摩登的海派生活
旗袍生活极力彰显着20世纪30年代海派生活的种种特点：中西交融、洋为中用、时髦摩登、世界视野，但与前面说到的三种生活方式很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我们的本土产物。
20世纪30年代，租界上海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堪称黄金时代。仅以建筑为例，阿达迪可风格的建筑就拥有千幢之多，在世界范围内只排在了纽约之后。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西方的男女，那个时期对上海应有更多的尊重，无论工部局还是公董局，华人董事纷纷在位便是一个佐证。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一时，“大上海计划”是一个强硬展现，海派文化的大潮更是波澜壮阔，其中，便有着上海时装，时装中则有着海派旗袍。
简言之，到了20世纪30年代，海派旗袍基本定型，接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实都是摩登之手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