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移民家庭，读完中学后，他参加了“希腊独立运动支持者”的部队，成为中尉军官。一个偶然的机会，敏体尼结识了法国驻希腊公使刺萼尼，并与之结成莫逆之交。1843年，敏体尼应刺萼尼之召，在刺萼尼赴华使团中担任法国主事。在这次到东方的冒险活动中，敏体尼干得十分卖力，深得刺萼尼赏识。1847年，43岁的敏体尼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法国首任驻上海领事的职务。
1847年5月，敏体尼携家眷搭乘“迪盖一特鲁奇”号双桅船从勒阿弗尔启程。到澳门后，急于求成的敏体尼甚至不愿费时间在澳门等待法国驻华公使陆英男爵，就从新加坡换乘英国快船“加勒比”号直奔上海。因此，当敏体尼到上海时，他的领事委任状还在姗姗来迟的法国驻华公使手中，英国驻沪领事啊礼国等人也对这位“普通”法国人冷眼相待。
敏体尼不顾这些不利条件，也不恋栈漂亮舒适的英国旅馆，经与法国主教商洽后，在洋泾浜和县城之间的中国地界上，他租下了一处原属教会的房产，全家迁入。尽管房子破败不堪，可在敏体尼看来，“住在里面，就像在法国一样”。两个月后，敏体尼花了2000多元在这块地皮上建成了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共有三幢楼房，大致方位是在今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附近。领事馆周围一大片地皮都被敏体尼圈入，而这正是几年前刺萼尼所没能要到手的，如今这里的上空已飘起了法国国旗。
敏体尼更感兴趣的实在上海圈定一块只属于法国人的领地。恰好，领事议员哥士耆和32岁的法国商人雷米提出了租地申请（哥士耆后来把租地权转让给了雷米）。敏体尼立即积极奔走，1848年8月6日，他照会上海道台吴健彰，要求根据《黄埔条约》第22款规定出让土地，敏体尼“认为洋泾浜南岸，从城关开始可一直伸展至将来需要的地点为止，最是适宜。”提出要“按照别国人的同样待遇，即便指定这个地区为法国租界，并派专门人员为法商雷米估定其所要购置地皮的价格”。
这份照会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此前英美侨民租地时，一直使用“居留地”（Settlemet）一词，而敏体尼却用了“租界”（Concession）一词，两者有着实质性不同：在居留地中，外国领事必须会同中国官员处理一切事物；而在租界中，敏体尼要建立的是以法国领事为最高行政长官，实行治外法权的体制。第二，敏体尼所选地铁交通便利，黄浦江及另两条可航行的河流（洋泾和周泾）经此地，可供货物运输；同时它又靠近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的上海县城；法国领事馆建在这一地块中，便于今后管理。
敏体尼迫切希望抢在英、美驻沪领事之前尽早拿下这块极具潜力的地皮，而且乐观地认为“这件事看来不会有任何困难”。但出乎他的意料，当时的上海道台吴建彰对他的要求并不热心，并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处理此事。他要求敏体尼去与上海知县商议具体事宜后再上报，而他自己也得请示江苏巡抚和两岸总督，声称解决此事得有“一定的时间”。职业军人出身的敏体尼顿时暴躁起来，坚持要吴健彰在冬天到来之前必须解决问题。此时，吴健彰已知道自己将被调职，在交出官印的当天，他复信敏体尼，要他去同英驻沪领事商洽，在英界内取得一块土地，以此挑起英、法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敏体尼感觉受到了捉弄，怒气冲天地回信，威胁说要会同法国驻华公使对吴健彰提出控告。
接到这一份胁迫性回函的不是吴健彰，而是继任上海道台麟桂。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麟桂终于屈膝了，全盘接受了敏体尼划定租界的要求，还帮着雷米等向中国房产主施加压力，降低低价。1849年1月8日，雷米终于得到了卖契，作价457元买下了二亩三分八厘五毫地，此外，雷米以后每年需付税3758文铜钱。4月6日，经中法双方签字换文后，麟桂发布告示，确认“上海北门外一处地：南至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延安中路），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今西藏南路附近），东至广东潮州会馆（今龙潭路附近）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注明界址。”这一大片地块包括了法国驻沪领事馆和雷米所租的一小块地，共占地986亩，被划成法国的租界。告示还规定：“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若需另划新地，亦当会商议定。”限令该地块内的中国人不得抬高租地价。这张告示，实际上是上海法租界的出生证明。
——节选自《老话上海法租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