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始,展望2014,三位来自中国的经济猛人为我们剖析中国前景。
三位猛人包括首先提出「李克强经济学」、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他俩从GDP、楼市、金融开放、地方债、美国退市等多个范畴谈中国未来;而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则从三中全会看出6大最有机遇的行业。刘明康又指,这6个领域将迎来非常巨大机遇,不过,他事后笑着补充,可不要误会这是叫大家买甚么股票的贴士。
1.创李克强经济学 北大教授黄益平
2013年冒起的中国金融潮语,可说非「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莫属,这个由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创制的新词汇,被中外媒体广泛使用。在巴克莱创出这个名词的,是时任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
去年6月底仍在巴克莱的黄益平提出「李克强经济学」后,面对多家媒体访问,黄益平颇具学者风范,只淡淡地表示,早有「列根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李克强经济学」也并不是严谨的经济学概念。他所讲的「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基于三大政策: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和避免大规模刺激计划,这是中国正逐步实施的新型经济增长计划,且与11月落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多项改革措施不谋而合。
GDP:2014年低于7.5%
上月黄益平来港,记者找来这位经济教授,回顾2013年中国经济,也细谈2014年对中国的经济预测,发现他颇为乐观。「即使GDP增长率只有7%,甚至更低一些,我都不是特别担心。」他认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形成。「尽管决策者依然很担心增速快速下降,但他们并不觉得增长低于8%很糟糕,他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受不了。」
对于明年的GDP增长率,黄益平预测很可能低于7.5%。「大部分预测都集中在7%至8%之间,还没有人预计会超过8%,我也没有听到有人预测会低于7%。」
楼市:二三线城市房价跌
他指,内地经济学界一直很担忧泡沫问题。「譬如大家都不喜欢房地产的限购措施,因为那是行政手段,但政府恐怕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一旦房价压不住,泡沫会更严重。」他认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而现在政府管控过多,土地市场已高度扭曲。「土地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明确土地产权,真正的土地市场化,有可能缓解楼市压力,而不是为房地产开发提供更多土地。现在大中城市楼价上涨快,继续上升的压力仍然比较大,但二三线城市房价下跌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房地产过剩的情况更突出。」
货币:人仔可能贬值
近年人民币持续升值,不禁让人联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日本。日圆在「广场协议」后持续升值,最终导致经济泡沫,有学者担心中国经济将步日本后尘。
黄益平不认同此看法,他指,当年日本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其经济泡沫崩溃的主因,「那时日本货币流动性很高,九十年代初他们的货币政策开始紧缩,泡沫就崩溃了。货币升值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中国货币政策不但没有宽松,在去年更开始偏向紧缩,不过黄益平认为,「货币政策还可以再偏紧一些,因为市场上的流动性还是很多,货币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已经很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M2(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的200%,跟日本、德国一样,超过大多数东亚国家。」
但他认为人民币会否持续大幅度升值,仍有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后,钱在短期内会往外流,而且资金总量比较大,相当于GDP的4%至8%,如果真是这样,有可能人民币会贬值,而不是升值。」
就业:民工缺大学生过剩
虽然黄益平不认为中国可「保八」,但他对整体经济以至就业市场仍保持乐观,「15年前政府提出的保证GDP 8%的年增长率,主要是担心就业问题,因为如果低于8%,很可能造成大面积失业,导致社会政治问题。」
他解释,那时中国的劳动人口每年增加800万人,但现在劳动人口每年减少350万人,保就业的压力减少;而且2013年GDP增速最低迷的第二季为7.3%,当时并没有出现失业问题,全国劳动力依然短缺。黄益平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从过剩转向短缺,这意味着即使经济增长稍低,也不会发生大面积失业,因「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改变」。
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有两个特征,一是增长速度飞快,年均GDP增速高达10%;二是结构严重失衡,譬如过度依赖出口、投资,以致消费的比重下降,且有收入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等日益恶化的问题。黄益平说,近年已见经济增长模式改善,从经常项目顺差已经很低,可见一斑。「原本经济项目顺差最高时占GDP的10.8%,现在已在3%以下了。消费占比也开始上升,收入分配开始有所改善,民工收入大幅上升,这些变化在短期内发生,至于经济活动可能放慢,主因仍是劳动力市场短缺,工资上升,挤压企业利润。」
劳动力短缺,2013年却被称为大学生的「最难就业年」,黄益平认为并不奇怪。「这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民工短缺,大学生过剩。」他解释,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仍比较低端,雇用民工最多的产业是制造业、建筑业等,但这些行业并不需要大量的大学生。「大学又扩大招生,导致短期毕业生过剩,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这些都能慢慢改善。」他认为,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正逐渐失去竞争力,迫使当局加速产业转型。
全融改革:减少干预 市场先行
调整经济结构,对中国经济并不是新鲜概念,但在2014年格外重要,原因是「如果现在再不调整,经济会发展不下去,不计一切代价的保增长得不偿失。」不难看出,去年中国领导人对经济低增长的容忍度提高,黄益平认为,未来要改善经济结构,一定要改变主体行为,具体而言,就是逐渐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国有企业垄断严重,甚至成为改革阻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一味保证经济增长。「应该遵从市场规律,把延续很多年的政府干预、扭曲取消。」
他认为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改革已经从以往的自民间探索,转变为自高职权威下令。「过去我们习惯摸着石头过河,从民间探索开始,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譬如资本开放一定要由高层批准才可以继续进行。另外,国务院曾提出过鼓励民间资本的36条、新36条,但每次都不了了之,说明改革难以克服垄断行业的反对。这次建立的高层权威,提高改革的可能性。」
在经济云云改革中,黄益平认为针对金融市场的改革尤其重要,因该市场扭曲最严重。「经济改革的核心应该是金融市场,最重要是消除金融市场的扭曲,应该让利率、汇率、资金配置由市场决定。」长期以来,中国的利率、汇率被政府管制,影响资金配置。他指现时内地根本没有真正民营商业银行。「利率不能波动,汇率的波动很小,国有银行、商业银行,都是由政府的强制决定。」
虽然放开金融市场及资本项目,不可避免造成经济波动,「但要落实具体的改革措施,把现在的管制、干预慢慢取消,由市场决定利率、汇率的水准。让民营银行、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意义巨大,甚至超过人民币国际化。」
除此之外,「金融机构大多是国有制的,资本项目受管制导致诸多扭曲。譬如资本价格、分配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这就使国有机构得到的投资比较多,民营企业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国进民退的问题,窒碍中国经济良性发展,黄益平认为,中央银行和政府干预资金配置,让一些行业在短期内得到大量贷款,如钢铁行业、重工业等,「它们高速增长,保证GDP增速,但同时导致结构性矛盾。」
虽然经济形势严峻,但黄益平对2014中国经济依然乐观,他指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改革有很大决心。「放开准入,汇率灵活,逐步实行资本向下可兑换,这些在《决定》中已经写得很清楚、具体。」
互联网:看好互联网金融
十八届三中全会鼓励金融创新,黄益平称自己看好互联网金融,因为它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传统金融行业欠缺的服务,尤其是协力厂商支付、小微贷款和理财产品三方面。「金融机构的服务只局限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钱人,但更多人没有获得服务,这就是互联网金融的生长空间。我们学校(北京大学)的学生,出去吃饭AA制,不再像过去那样拿出纸币,而是用支付宝、余额宝互相转帐。」
2.林毅夫:巨人经济乐观难倒下
林毅夫对来年中国经济展望,是他于2013年12月中在香港出席「光大.世纪中国论坛」之媒体座谈会时,就GDP、地方债、金融改革、房地产、美国退巿影响、污染等多个范畴作出回应。
楼市:撑起经济增长
中国还在城巿化的过程,现时城巿人口比率有53%,但有城巿户籍的只有35%、36%,中国城巿化的水平,未来每年增速大概有1个百分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转往向城巿,跑到城巿的人自然要找地方住,对楼房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而且随着收入提高,对楼房的不仅数量、质量要求也会提高。林毅夫相信,房地产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另一方面,外国的金融或经济危机往往源自房地产泡沫,对此不得不高度关注,要避免房地产泡沫产生。但楼价何时涨何时降,他坦言不知道,「要是我知道的话,我应该是第二个李嘉诚。」
美国退市:中国抗御力高 影响微
林毅夫指美国退巿可说是预期之内,不过步伐相当慢,每月只不过减少100亿美元的买债规模。美国的货币政策,乃根据美国国内经济需要而作出调整,现时美国经济有复苏迹象,失业率下降、股巿转好,房地产巿场有所恢复,美国政府因而尝试减少买债,但如果美国经济因退巿而放缓,他相信可能会有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QE)。美国的QE令大量资金流到国外套利,对一些资本帐户完全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突然如潮水般涌进,他日美国加快退巿,将为这些国家带来挑战。由于中国实行资本帐户管制,而且拥有逾3.7万亿美元储备,面对国际金融巿场变化,抗御力相对较高。因此,他相信美国退巿对中国影响不大。
地方债:不会拖垮经济
市场曾估计地方债最高1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官方公布约10万亿元,林毅夫估计是两者之间,但即使最高的17万亿元,他认为地方政府向内地银行借钱,大部分用来投资本地基础设施,这不同于外国情况,外国政府借债,往往用于消费和投资,因此中国的地方债属于「内债」,最坏情况下,也可以由中央政府处理,包括继续发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将地方债置换回笼,不影响金融体系稳定。因此,对于地方债会拖垮整体经济之说,他并不认同。
他同时指出,地方债问题源于「短债长拖」。地方政府向银行贷款,这些贷款往往属短期债务,却投资到属于长期项目的基础设施上,结果到限期要还息甚至还本时,所投资的项目根本未建好赚钱,林毅夫称这种情况为「限期不对称」,短期债投资长期项目,自然引发债务问题。但这并非不能解决,林提出方案,中央政府一方面可控制地方政府举债,另一方面让地方政府发长期债券,以置换目前欠下银行的短期债务,即「长债换短债」。
他又建议,由于地方政府多以资产做抵押,可以把这些抵押资产打包,然后拿到金融巿场卖给投资者,筹集资金,从而解决地方债问题。
GDP:未来20年平均8%
中国在过去34年,GDP仍能保持每年平均8%的增长,根本原因是她占有「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时,透过向发达国家模仿、引进或集成方式,令研发成本和风险降低,虽然中国并非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先行研发者,却反而取得优势。但中国的「后发优势」还能维持多久,林毅夫认为,透过跟发达国家技术及产业差距可找到答案。
两国之间的技术和产业差距,从人均收入反映出来,他按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收入,等于美国当年的21%。这个水平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跟美国的差距。日本、台湾及韩国当年都是先后占有后发优势的国家,而当这些国家达至这个水平后的20年,她们每年的经济增速都维持在平均7.2%至8.6%之间。从后发优势角度,加上历史经验,中国未来20年GDP可能仍然保持每年平均有8%,加上中国政府财政状况良好,拥有逾3.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即使靠内需,仍可预期每年经济增速有7.5%至8%,但当然中国本身要继续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还有必须完善交通等基本设施。
金融改革:解决3大问题
金融在经济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应该不断加强金融改革,林毅夫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有三方面要着手:第一,资金价格被压低,利率必须巿场化,这包括贷款利率巿场化、储蓄利率巿场化,让储蓄者得到应有回报,让资金使用者支付应有的价格;第二,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过度依赖银行贷款,间接融资的比重过大,应该让企业到金融巿场直接融资;第三,改善金融结构,现时中国有七成生产活动及八成劳动力,密集在中小企及微企,但这些企业融资要得银行及股票巿场支持有困难,他建议设地区性机构,为中小企及微企提供金融服务。
政府角色:不求强势求有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怎么配置,当然必须让巿场决定。但林毅夫认为,过程中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变化单靠企业是做不了,政府应该扮演有为的角色,尤其发展中国家。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巿场经济,在转轨过程中,为保留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让她们生存,政府因而作出很多干预,但当国家由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原来的保护取消了,干预也可减少。此时政府担当的角色就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保护产权,提供公共服务。他强调不是指强势政府,而是一个有效的巿场和有为的政府。
污染:呈倒U形发展
最近雾霾困扰中国,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污染问题呈倒U形。农业时期,当然是青山绿水排放少,但进入制造业阶段,经济规模扩大,出现排放增加而且密集,且集中在城巿,环境问题较大。当进入高收入经济后,以服务业为主,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有所改善,也加强环境治理,污染问题会得到改善。有关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他指出,中国在34年前,人均收入只及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2010年达4,400美元,估计到2020年达1.27万美元。
3.刘明康:6大领域新机遇
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于2013年12月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刘佐德全球经济与金融讲座,演讲题目为《中国新前景:改革之路、希望之路》,下文为演讲内容并经记者整理。
刘明康对中国前景抱审慎乐观,乐观是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多项新政,包括强调竞争、法治的重要性、农村土地改革、二孩政策、保护产权等,显示政府做实事,「中国梦」更是可能,即使每年经济增长只有7%,已能创造900个新岗位满足需求。中国在深化改革下,将会加快融入全球经济,治理水平得以提升,国际认受性也因而提高。刘明康又指,三中全会更提出6个领域,是过往没有提及过的,这6个领域将迎来非常巨大机遇,不过,他事后笑着补充,可不要误会这是叫大家买甚么股票的贴士。这6个领域如下:
1.清洁能源与清洁技术的产业投资:为压缩产能过剩、更换设备带来的机遇。
2.水、食品与饮品巿场:食物安全、净水已成为重大议,13亿巨大巿场不易满足。
3.城乡建设规划、设计、建筑及工程管理:因城镇化推行而有需求
4.金融服务创新:互联网和移动科技带来的改变
5.医疗保健、护理:老龄化巿场庞大。
6.传媒及娱乐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电影票房国家,对媒体内容需求增加。
不利因素有危有机
有机也有危,刘明康指出,他对前景乐观但审慎,因为有不利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乐观的另一面,因此他形容如双刃剑,不利因素如贫富悬殊差距造成对通胀的反应、治理问题严峻、人口老化等,其中他提到互联网的冲击,指互联网出现,令人对历史诠译及价值观有所改变。最后他认为要解决以上问题有几方面出路,包括教育和人才改革、整合和升级供应链、把握重大风险、善于守住底线。
一年之始,展望2014,三位来自中国的经济猛人为我们剖析中国前景
上海市莆田商会201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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