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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大学创新真正发挥应有的影响力，急需注入一剂强心针。而放弃股权，可能正是这一加速发展的催化剂。
长期以来，大学持有衍生公司股权一直是大学创新领域管理层争论的焦点。围绕股权的纠纷不仅破坏了创始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导致公司创立工作停滞不前，使原本有潜力改变世界的技术被束之高阁。
即便衍生公司顺利成立，大学在衍生公司中持有一定股份的做法，常常使双方关系变得紧张，对大学和衍生公司双方都没有好处。更糟糕的是，创始人和投资者往往将大学视为资本链条上的累赘。利益相关者经常抱怨，大学的股份除了稀释那些为衍生公司付出巨大努力的人的回报外，几乎毫无用处，进而削弱了他们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看法可能具有主观性，但大学股权确实常常引发广泛的批评和争议，而其实际收益却相对有限，阻碍了整个行业的更广泛发展和潜力释放。
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学还要坚持持有股权呢？考虑到技术转让本身已充满复杂性，而大学在快速发展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是否完全放弃股权反而能让流程更加简化？
“大学的股权一直饱受争议，但其实际收益却相对有限。”
从大学的角度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大学有理由认为，这些创新源自纳税人资助的研究，纳税人理应获得回报。大学还指出，他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工作岗位、设备和场地支持，大学的品牌为研究人员赋予了声誉，而创新部门的运营成本也不菲。然而，正是纳税人支付了这些实验室和工资费用，并为社会整体带来了技术进步。虽然大学的回报确实有助于支持其使命，但与谷歌或Arm公司等从大学技术中获得的巨大利益相比，大学得到的回报显得微不足道。
在这一争论中，政治因素往往被用作借口。学术企业家们在创立衍生公司的过程中，不仅要兼顾创业，还要平衡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许多人最终会彻底转向衍生公司，不再回归学术界，这使得院系主任头疼不已。作为回应，大学领导层向各院系提供了股权回报，试图弥补衍生公司对大学资源的占用。
那么，为什么大学要采用“零股权”模式呢？
事实上，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Said Business School）创业与创新教授托马斯·赫尔曼（Thomas Hellman）的研究表明，尽管投资者常常持有相反的观点，但大学持有股权的比例——无论高低——并不是衍生公司未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一项关于英国衍生企业吸引风险投资能力的研究中，大学持股比例仅对科技含量较低的衍生企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对大多数深科技公司几乎没有影响。
此外，许多领先的大学已经回应了有关股权问题的批评，降低了其持股比例，将原本实施的实验做法正式写入政策条文。
即便如此，预期中的衍生公司爆发式增长并未出现。尽管大学做出了善意的调整，投资者、学术企业家和大学生对大学持股的负面看法依然存在，这也给记者和评论家批评现行制度提供了更多口实。
大学不应是创新的障碍
问题在于叙述角度。大学不应是创新的障碍，成为制造摩擦或促使创始人“绕开”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原因。采用零股权可以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它将大学从潜在的阻碍者变成了积极的支持者，重新将人们的关注点放在大学的核心使命——传播知识并造福社会——上，而不再是将大学视为只知道从衍生企业中榨取利益的“二房东”。
大学仍然可以通过许可和使用费收入、学术咨询服务、以优惠费率为新公司提供基础服务，以及通过大学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投资等多种方式，将其贡献转化为收入和资本。
大学的创新部门可以从0% 的股权开始，然后根据支持力度的增加逐步提升其股权比例。此外，大学还可以将放弃股权视为争取科研经费的创新优势，或作为类似资金的一部分，用于支付大学创新办公室和相关部门的运营成本。作为回报，大学可以吸引富有创业精神的学生和学者，在校园周围形成一个成功的生态系统，打造和谐、协作的创新社区。
大学多次证明了其研究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仅在应对全球疫情的过程中，大学衍生公司如Moderna、BioNTech和Vaccitech就开发了帮助结束封锁的关键疫苗，充分展示了衍生公司在全球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开发出技术解决方案，以迅速且大规模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这些解决方案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新兴企业所进行的创新活动。
大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实现这一使命的核心力量，但前提是它们必须学会如何摆脱自身的限制。
*注：本文作者Gregg Bayes-Brown 曾任Global University Venturing杂志编辑，是大学创新传播方面的资深专家。
*特别说明：本文由智立千仞“全球科技资讯编译”团队编译，转载请联系我们：henry@ipchapter.com。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