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们的礼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12月近圣诞节的一个午后，

链家上海研发中心L+SDC设计师日

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Dr. Andreas Weigend

许多人知道他，

因为他是亚马逊的前首席科学家，

因为他在斯坦福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复旦大学及清华大学等学校

开设social data revolution课程，

更因为他还经营着social data lab。

在过去10年中，

合作公司包括阿里巴巴、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沃尔玛等巨头。

不过这一切，丝毫不妨碍今日的Andreas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和链家上海的这群年轻设计师一起共渡2016年最后这一段在华时光。

人类生而不同，但正因为不同，人类社会才会呈现出不同维度的美好或是丑恶，也正因为不同，人类个体才能在彼此的交流中因为碰撞与差异而生出新鲜的灵感，从而反作用于生活本身。

毫无疑问，2010年就连好莱坞的大银幕都被《社交网络》强力占据，由facebook刮起的一股社交媒体飓风时至今日依旧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肆虐，显然，大众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裹挟进来。当然，社交媒体在整个电子踪迹的构成中只是占据了一部分，除此之外，搜索引擎的搜索记录、电商平台的购物记录及手机的实时定位，甚至是某些智能家电的控制平台等，都在向那个黑洞般的数据占有方无声地传达着你的讯息。

现代社会，个体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多传感器与手机应用的时代，伴随着服务请求所产生的私人数据的共享，伴随着对自身存在记录方式的社交化及碎片化，大众终将会越来越缺乏自我认知，并进而迷失吗？在Andreas这里，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我们必然要与一个社交数据爆炸的时代相逢，我们之后的许多代人也必然会出生及成长于那样的时代，而个体总是很难逃脱时代赋予的宿命，如何建立一种制衡的社交数据体系几乎是个体生存的前提。因此，在时代来临初期，个体的迷失可以说来源于我们对于自身的主动放弃，我们不认为自身是重要的，不觉得自身的存在应该是需要被欢庆及尊重的，我们习惯了以结果去反推一生意义的死循环，也习惯了古代世界中，普通大众在历史中的湮没无痕。

无独有偶，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部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数据在这个时代对个体的意义大概就有如二战后的那台自行车，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价值的高低势必取决于历史潮流。

聪明如你，也许会觉得数据是无价的，尤其牵涉到自身，但有趣的是，Andreas果断地告诉了我们，数据的价值则是取决于其在决策阶段的影响力，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用价格去衡量的，只是看天平另一端的砝码是不是足够重。

而这也从侧面提醒了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数据只有我们自己会当做很可宝贵的东西去珍藏，但一旦进入了数据公司，它不过是长长表单中一列无生命的冰冷标签而已。

随后，Andreas又抛出一个议题，两家互联网公司，一个选择将客户的数据永久保留，一个选择仅仅保存一年。选哪家呢？这次大家出现了分歧。

如果某一天，即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关于我们的数据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们作为个体生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证明，而这也将成为我们与后来者对话的方式。现代社会，伴随家庭的解体，生育率的下降，越来越多个体会陷入无缘社会，社交数据对这样的群体来说，更像是一个隐形的陪伴者，它知道你的一切喜好，甚至你深藏的欲望。

 Andreas谈到认识自我的重要，谈到数据作为某种记忆载体，在每个人生命历程中不可缺失的地位。而当二者发生关联时，他将透明性和自主性作为了他抗争数据不对等状况时的行为准则。

由此，他对最核心的数据权利进行了如下界定，共计6项，其中有两项权利是访问数据的权利与核实数据的权利，它们旨在提高透明性。其余4项权利主要通过主动性原则使人们对自身数据具有更强的掌控力，包括修正数据的权利、对数据进行模糊处理的权利、利用数据开展实验的权利、将数据导出给其他公司的权利。

面对数据采取一种主动性的视野，才能使得我们真正从社交数据中受益。不论是微信还是QQ，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交关系更多是一种原有社会关系的延伸，伴随着数据权利的正名，我们是否愿意将社交数据作为一种可信任的方式，而开始一段没有企图心的真正的友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想那才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社交数据时代感受自由的风的方式。

而在要求权利的同时，势必也会有一份义务，即数据自觉。社交数据的基本构成元素正是我们每一个独立个体，在现代社会的公民素养中，我们是不是要有一种数据素养，不管在平时的社交网络上我们乐意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对于角色本身，我们应该抱着负责的态度用心扮演。毕竟，社交的意义，也许就是让人更容易从他人的分享中吸取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