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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失的30年,能给我们普通人哪些借鉴?

日本消失的30年,能给我们普通人哪些借鉴? 点点星芒芒
202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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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普通人可以读懂。
日本小伙子松井自小在神奈川县长大,神奈川虽然属于首都圈,但他意识到自己家的生活水平与东京都内的家庭相比,差了一大截他从出生起就生活在经济泡沫破裂的阴影中,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见证了家人为了偿还上世纪80年代末高价买房的贷款,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在东京上大学的四年时间,松井一直在做一些兼职,他能明显感受到通缩正在走向终结,因为这两年电费和生活用品价格明显在上升,一居室的租金年年都在上涨,但他同时发现兼职的时薪一点没变。这种收入跟不上支出的感觉,是许多日本普通民众在通胀回归后的共同体验。
上一代人的就业冰河期,当时,大企业普遍裁员,年轻人没有奋斗的热情。所以,松井对制造业抱有更多的信任,他选择了一家电子制造企业入职,即便日本电子制造业近年来整体状况并不好,他仍然相信那些在技术上领先并正在转型的企业有前景
长期通缩让松井对经济政策和形势的变化显得有些麻木。他对负利率终结这样的大新闻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并坦言“股市、加息之类的信息是企业更关心的事,不是我这样平凡普通的人关心的,我更关心的是薪资和物价”。这种心态也反映了长期经济低迷对年轻一代进取心的消磨。
松井的个人经历,像是日本“失去的30年”的一个缩影。

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达到顶峰,当时,据说东京皇宫所占土地的价值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当然,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严谨。后来,泡沫破裂,从此日本步入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经济低迷期,被称为“失去的30年
到了2005年,日本六大城市,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地产价格较峰值下跌了87%,全国损失的财富总额达150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



90年代初,那场资产泡沫破裂前,日本曾是全球经济闪耀的明星。80年代时,“平成景气”将日本经济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业地产价格在五年内暴涨四倍
(这里的“平成景气”是日本自1986年12月至1991年9月持续58个月的经济扩张周期,当时处于他们的明仁天皇的“平成”年号,是为战后历时最长的景气阶段。)
然而,1989年至1990年,日本央行累计加息350个基点,直接刺破了经济泡沫
1991年,日本正式进入“失落时代”,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为了应对危机,日本央行在1991年7月转向降息,1999年9月实施零利率政策,2001年3月更是开启了量化宽松的先河——2001年,日本央行通过大规模购买资产,其中主要是长期国债,向市场注入了大量基础货币,并承诺在战胜通缩前绝不退出。 

这些措施在如今看起来依然是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即使如此强力的刺激,日本经济增速依然在1%-2%的区间徘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1-2020年间日本实际GDP的复合年均增速仅为0.7%,远远落后于德国的1.3%、英国的1.5%、美国的2.3%和中国的9.3%,也低于全球平均的2.8%增速。




日本“失去的30年”呈现出多个鲜明特征,其中最核心的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用通俗的话来讲,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是,整个社会中有大量企业和家庭,因为自己的资产价格暴跌而集体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大家就会从追求盈利转变为修复资产负债表,即不惜一切代价优先还债。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就会导致消费和投资需求枯竭,使整个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和通货紧缩。

就像上文中的松井家里,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模式后不再考虑度假、买车这类享受型消费,也不再想投资任何副业。全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还清那剩下的房贷,哪怕房子不值钱了,已经资不抵债,但债必须还。他父不再要求加薪,而是拼命工作保住饭碗,所有奖金都用于提前还贷;他母亲精打细算,缩减一切家庭开支。因为他们家以及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还债,而不是消费,整个社会的需求就消失了。没人买东西,商店就只能降价,企业就不赚钱,进而裁员降薪。这就形成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在90年代,日本资产价格暴跌导致许多公司资不抵债。这些企业的集体反应不是借贷投资,而是用现金流偿还债务,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即使利率降到零,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指所有不从事金融业务,从事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的企业仍在努力将债务最小化。自1999财年起,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开始出现金融盈余,意味着即使利率极低,企业也在优先还债而非借贷投资。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即使零利率,借款者依然非常少,货币政策也基本失效。这种情况下,唯一支持经济的方式是政府通过财政刺激借入和支出私营部门的过剩储蓄,当老百姓和企业都害怕花钱,只知道存钱还债,导致经济即将停摆时,政府就扮演唯一的花钱大佬。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把大家不敢用的钱借过来,替大家把这些钱花出去,从而形成了财政刺激:政府拿到这笔钱后,开始大把花钱去修路修桥修公园、雇人打扫街道维护绿化、给学校买新设备给养老院发补贴等。钱,终于又开始流动起来,经济的血液循环才能得以维持,避免整个社会陷入大萧条。




当时,日本经济还表现出三低特征:低增长、低通胀和低消费。占日本经济比重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长期疲软,日本零售年增速从1992至2022年维持在-3.3%至2.7%的低位区间。

日本人口老龄化,也导致了内需不足。此外,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基础,特别是其生产基地,持续地、大规模地向海外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工业生产能力显著降低,就业岗位显著减少,经济结构从实物生产转向虚拟化,产业的空心化导致出口乏力日本优势产业,例如汽车和电子,都出现了大量外移的现象,也加剧了经济困境。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上任后,推出著名的“安倍经济学”,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将日本拉出通缩泥潭。安倍经济学包括“三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提振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

在货币政策上,2013年4月,日本央行推出了质化量化宽松(QQE)货币政策,期望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购买长期国债等资产,压低长期名义利率并提高通胀预期,以降低实际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后来,在2016年,又先通过负利率逼着死钱进入市场去流动,再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给长期利率设定好一个明确的天花板,并承诺会无限制地购买国债,来捍卫这个目标。

在财政政策上,安倍政府扩大财政支出,通过了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增长战略上,包括了放松管制、削减企业税率、鼓励更多女性加入职场等动作。

这些政策虽然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地产止跌回暖、失业率下降、股市走高等,但居民消费和国内私人投资依然低迷,通胀也长期低于2%的目标。

其中,核心问题在于日本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未能有效流向实体经济,而是大量流向了金融资产和海外投资。

日本对外FDI净存量从1999年的2029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6353亿美元,年均增速约10%。对外FDI净存量,指的就是一个国家在海外建立的产业的总价值。这个数字的快速增长,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往往意味着国内产业正在外迁,也是产业空心化最直接的证据。




“失去的30年”深刻改变了日本社会结构和国民心态。曾经雄心勃勃的“日本第一”的那种自信,逐渐被萎靡不振的低欲望社会取代。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人曾充满信心,大量收购欧美资产。而在泡沫破裂之后,整个社会心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一位旅日华人经济评论家曾经这样描述,“很多日本企业的业绩让员工产生一个非常悲观的观点——我努不努力,成绩都没去年好,那我干脆放弃挣扎”。这种心态不仅影响了老一辈,也传递给了年轻一代。

故而消费降级成为了普遍现象。百元商店在日本兴起,中国义乌产的商品大量出现在商店的货架上。买一套餐具,如果是日本国产的,可能要花5万日元,但在百元商店买义乌货,花5000日元就行。




从日本“失去的30年”中,我们看到了经济规律的不可违抗,也看到了普通人如何在逆境中调整适应,并寻找新的生存之道。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生存启示。
在经济下行期,我们需要从追求增长转向构建抗风险能力。《负动产时代》这本书中记录,神户市的某个公寓业主因为修缮费用超过房产估值,被迫以零元转让求脱手,却仍需承担遗产税。房产不再永远增值,流动性管理比资产规模更重要
我们还需要聚焦抗周期赛道。日本养老产业规模从1990年的12万亿日元增长至2020年的100万亿日元,印证了银发经济是具有韧性的。
重构消费价值观也很重要。广井良典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中建议普通人建立“需求三问”机制:是否必需?能否创造长期价值?是否有平替方案?
另外,建立家庭风险储备金,覆盖6-12个月开支,在经济处于不确定时期时,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经济低迷期,普通人需完成从增长依赖者到稳态适应者的转变,构建包括现金流、健康、技能、关系在内的多元化反脆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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