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当事人
新京报：看你博客上发声明，希望此事到此为止，听说也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温庆福：是的，最近很多媒体和我联系，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太大影响了。而且我觉得，更该宣传的是那些“文革”中的被害者，而不是我。
新京报：你在登报致歉前想到这件事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吗？
温庆福：完全没有想到。我个人觉得是个普通的事情。当时就是看《快乐老人报》，然后把这封以前写在博客上的信发给了他们，而且很长时间也没有得到回音，后来通知我发表了，一共发了三个人的道歉信，我这个是其中一篇。
新京报：最早写在博客上，后来是怎么会想到要去登报呢？
温庆福：因为我本人平时也比较喜欢写一点东西，在报纸上也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我觉得我需要道歉，但是这件事是有历史意义的。“文革”是中国人心里很痛的一个地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回想起来更是。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更希望能是一种释放。
新京报：你和致歉信的当事人张琼英老师一直没有联系吗？
温庆福：是的，我们四十多年没有联系。就是1983年的时候，我在湖南师范大学曾经碰到过她的小女儿，聊过两句。当年带人抓走张老师的时候，她的两个孩子都还小，在旁边很惊恐的样子我一直记得。但那次也没有当面道歉。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觉得应该道歉呢？
温庆福：1999年我当时在美国考察旅游产业，在一个教堂看到很多教徒排队在那里忏悔，我就在旁边看着，当时觉得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孔子也讲过，吾一日三省吾身。人应该多点反思。后来我看了《圣经》，那作为西方经典著作，应该说肯定有它的精华所在。我不信教，我是个老党员，共产党员本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对个人灵魂的触动。
新京报：网络上有一些人质疑你，你看过吗？
温庆福：我知道，有人说我是作秀，有人说我是“文革”余孽。但是我已经68岁了，这么大岁数，而且我退休以后待遇都不错，也一直喜欢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在名利上还需要动什么脑筋呢？六十而耳顺。国学大师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耳顺者，一切听之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耳顺就是要听得进不同的声音，而且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
新京报：这件事报道出来以后给你家人有造成困扰吗？
温庆福：之前家人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讲过这件事。我的孩子和老伴让我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了，说事情搞太大了。我也觉得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其实像我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很多，只是没有公开而已。应该宣传的是那些受到迫害的人，他们经历很坎坷，更应该受到关注。现在反而宣传加害人，这让我很不安。我更不是一些人说的英雄，我就是个普通的退休老头儿。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张琼英老师可能不会对你的道歉做出回应？
温庆福：张老师太伟大了，她的宽容让我非常感动。我不是非要她宽容我，就算她不宽容我我也能理解，她受到的伤害太大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要求所有人想法都一样。张老师经历了很多坎坷，但在坎坷中仍然有一颗坚定善良的心，她的子女也教育得特别好。
新京报：很多人说，你道歉的可贵在于目前为此事道歉的人太少。你怎么看待那些沉默者？
温庆福：我觉得不道歉也是他的自由。没必要让所有人都来道歉，因为“文革”中错的人太多了，而且“文革”中今天是对，明天可能是错的，很多人自己都不清楚。这种事太多了。我在“文革”中也受到过批判，只是不重。如果你问我是否希望别人来向我道歉，我觉得没必要。道歉不道歉全看每个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