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张维迎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他在经济学理论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
11月13日，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次日，张维迎在中关村静谧的书斋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张维迎认为，此次三中全会，决定要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变化;肯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中国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值得期待。
这次，张维迎和公众一样关注三中全会，但又以经济学者的理性，谨慎地超脱于这种全民聚焦。
他认为，下一步中国的国企改革还得继续推进。而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取得了35年的高速增长，但如果观念不突破，“后发优势”可能变成“后发劣势”。他建议，中国下一个十年改革，必须大力突破诸多观念误区，建立丰盛的“思想市场”。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真改革”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你看到了公报的内容吗?有没有让你意外的地方?
张维迎：没有什么意外的，我原来也没有特别期待有重大变革。但这次中央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过去往往是开会时大家都谈改革，但是开完会了，忙着揽权。下一步要加大推动改革力度，是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去统筹协调。我对成立这一机构很有期待。但我更看重下一步的具体政策措施。
新京报：这次各方对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分析很多。这次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跟80年代的体改委有何不同?
张维迎：80年代的体改委，功能很强的。当时是总理担任主任。权威性很强。各部门提交改革方案，由体改委认可之后，才能通过，比如80年代推动价格改革等。许多部门提交的改革方案，都是设计了十几稿。体改委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希望我们新成立的这个机构也有这种能力。
不过，后来体改委的功能被削弱，后来变成体改办，合并到发改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消失过程。再后来，成了一个体改研究会，变成民间组织。
现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判定改革力度的一个标志。我认为，如果真正大力推动改革，就一定要有这个机构。当然，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真改革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不成立这个机构，那改革很可能只能停留在表面了。
新京报：80年代你在体改委工作6年，当时体改委对改革的具体意义在哪?
张维迎：80年代的改革和试点都离不开体改委，当时体改委没有传统机构的既得利益，它唯一的既得利益就是改革。做事的人本身，也具有很强的使命感。
人要有使命感。另一个，人也有角色定位。体改委一些人，最初也是从政府其他部门调过来的，可能一开始对改革不热心，但到了这个位子，总要做事，于是也积极的推动改革。
所以改革要有机构负责，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是很值得期待的。
新京报：现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不是能判断高层对改革的思路更加明晰?
张维迎：我觉得可以这么判断，比如，高 层提出对过去三十年走的市场化道路，不可否定。整体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再往深处看，还是要看如何去做。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次并未放在突出位置，有点轻描淡写。还是延续过去的思路，没有新的突破。
新京报：这次设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机构，会不会起到80年代的体改委的作用?
张维迎：不知道，有待观察。不过，我希望新成立的机构真正具备80年代体改委的功能，打破利 益集 团，有足够的权威性和足够的开放性。80年代的体改委很开放，接纳各种人的意见，总是要去基层调研，而不是闭门造车。
新京报：你谈使命，这是把改革寄托在人性上，而人性不可靠。
张维迎：虽然人性不可靠，但是，依然最后还是要靠人性的。
新京报：80年代的改革，体改委面对的各机构的既得利益少一些吧?现在既得利益强大，阻力也更大。
张维迎：我要纠正一下，80年代也有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比如，当时物资短缺又要统一分配，就会有强大的部门利益。对外贸易也被控制，对外经贸部也有强大的既得利益。不要以为80年代没有既得利益。但改革采取了“地方包围中央”做法，先从一些地方试点，打开了突破口。当然，当时很多人是一心一意的改革。依然存在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但有的人的理念可以超脱利益，有的人理念不能超脱利益。
新京报：这次三 中全会，还有个新提法，要加强 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有些人是反对顶层设计说法的，认为改革不可能有个超人提出一套完备顶层方案，而需要基层一点点的实践?
张维迎：顶层设计不是现在提出来的。80年代就有。当时就有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顶层设计型的，另一种是实验型的。
新京报：但是这次把他们放在一起，是不是创新?算是兼顾与折中吗?
张维迎：谈不上吧。我反对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拿出一套综合的详细的规划上面。
但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背后要有一整套的制度，文化配套塑造。所以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但是具体到改革，很难像一个做一个建筑工程一样，今天备料，明天打地基。具体到改革推进中，要动起来，问题就显露了，一个个问题解决，改革就推动了。所以，我始终认为，对高层来说，改革的理念和改革的精神比改革的方案重要很多。
新京报：现在改革的有哪些问题?
张维迎：我们现在是假装没有分歧，不比讨论。我们必须承认是有分歧的。邓 小 平当时说不争论，不是不去争论，而是已经下结论了，他的意思，不要让左的声音干扰改革进程。不争论与不许争论是两码事。真正能推动人类进步的理念，一定是最初大部分不能接受的理念。然后经过争论，被大多数人接受，到那时，这个国家就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