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们与你相见。
2003年11月11日，那一天，我们第一次以报道者的姿态，站在历史的舞台。
十年，我们茁壮成长。十年，我们也步履维艰。
小伙伴们，请给我们留一些时间。我们希望与你分享这十年来的故事，分享十年来，十名新京报人的十个瞬间。
我们深知，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请相信，我们从没有因为走的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曾经，我们说过：你的努力，就是这个国家的方向。如今，我们仍要呐喊：你若努力，这个国家就有未来。
这是一段全新的旅程，我们希望同你一起，见证下一个十年。
刘玮(右二)在新京报9周年社庆晚会上荣获年度新闻报道奖。
刘玮专访高晓松的报道版面。
刘玮：“不靠谱”的高晓松
高晓松是那年最出风头的人。
高晓松醉驾，首先吸引到我的是——娱乐明星又“犯事”了，从新闻角度，无疑是大话题。这是新交通法关于酒驾修改条例八天后，被抓到的第一个公众人物。随后，让我越发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是高晓松被抓之后的一系列表现，先是从拘留室出来对媒体连说的12个“对不起”，在庭审的时候屡次打断律师辩护时说的“我认罪”。
高晓松醉驾，他的朋友听来大多不惊讶，他就是那样一个“不靠谱”的人；而他又是校园歌曲的开拓者，是写过《同桌的你》这样弥漫着与青春有关一切美好味道相关的音乐人，当他要面临六个月的紧闭后，将会有怎样的一番体验。想到这里，我简直要拿出《肖申克的救赎》重新看一遍了。
高晓松11月8日结束看守所生涯，全城媒体出动，四处追击，他却直接到机场飞往美国，这些都是我日后看新闻知道的。我之前不认识高晓松，只是在2010年给《名汇》杂志做过一个高晓松和冯唐的对话，当时给高晓松发第一个求采访的短信，根本没想到过能不能约上，只是想着，他出来了，总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关注和关心。
果然，高晓松出狱当日我给他发去的求采访短信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我看到新闻说他去了美国，也知道他是在躲媒体，所以并没有沮丧感。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国，因此隔几天就发个短信给他，一直没有得到过回复。
令老狼很为难
11月底，高晓松生日那天，我恰巧给他发了个短信，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他第一次回复我，大意是说，他近期还不太想接受采访，希望我能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自己先静一静。这条回复也让我觉得有了希望，因此继续保持着几天一个短信的频率。但事情到此也就僵持住了，再无进展。
没两天，12月初，我看到了高晓松接受柴静《看见》采访的消息，随即又给他发了短信。在依旧没有得到高晓松回复的情况下，我意识到，应该想一些其他办法。高晓松曾经说过，冯唐和老狼是他两个最好的朋友，我认识冯唐，于是先去问了他，能不能帮我约高晓松的采访，结果，冯唐告诉我，他已经帮柴静跟高晓松约了采访。只剩下老狼可以求，但我又不认识老狼。上网查老狼的信息，查到12月6日，他生日那天将会在广州有一场演出，刚好那是个周末，于是，我没跟报社说，自己悄悄地到了广州。
老狼的演出在星海音乐厅，他唱得很HIGH，而我只想怎么能跟他说上话。好在知道了他们演出后庆功酒的地点，那天，酒喝到凌晨三点，老狼喝多了，我趁机问他，能不能帮我跟高晓松说说采访的事。老狼当时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拿出手机就要给高晓松打电话。我看时间太晚了，跟老狼说明天再打吧。谁能想到，这个“明天”就没有等来。
第二天，大家各回北京，此后几天一直没有老狼的消息，我忍不住了问老狼，狼哥，你帮我跟高晓松说了吗？老狼说，他酒醒之后就后悔了。按他的说法，他从来没有开口求过高晓松什么事，酒醒了就怎么也开不了这个口了，但他又答应了我，所以他也正在家中惆怅着呢。我只好又发短信给高晓松，你看就因为你，让狼哥多为难……
“在看不见月光的地方如何描绘月光”
在约高晓松采访期间，其实他有几次回复我，口径都差不多，就是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我觉得，就算是他在敷衍我，有回复就说明有希望，但我能用到的办法也就是不断的发短信。12月中左右，高晓松松口了，他没有直接同意采访，只是说，不想再谈那些老话题了，如果采，他希望能聊一些“触及心灵”的题目，比如，“在看不见月光的地方如何描绘月光”。
“在看不见月光的地方如何描绘月光”，这句话几乎成了我那一段时间的口头禅。在我看来，高晓松采访直接切入点就是，一个清华高材生为什么还会犯“醉驾”这样的低级错误？这六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吃了什么样的苦？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吃的下饭吗？睡的着觉吗？哭过吗？怕过吗？但我从来没想过，要问他，“在看不见月光的地方如何描绘月光”。
高晓松吸引我的地方很简单，就是他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就读名校，开拓校园民谣，走遍世界，这样的一个“才子”形象，和一个恃才傲物的中年人之间的距离，以及最终入狱之间巨大的反差和戏剧性。但我按照高晓松对提问的期望，找来他写的每一首歌，写好了一份“文艺问答”提纲，大体都是关于“月光”“自由”“发呆”“希望”“生命”之类的“心灵问题”。我再度短信高晓松，告诉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次，高晓松爽快地回复我了采访时间和地点。
12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来到高晓松办公室，采访做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从午后聊到天黑，我连坐在对面的他的长相都已经快看不清了，昏暗的冬日傍晚只见他一根根点燃香烟的亮光。
采访很顺利。事后，我问高晓松，为什么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了？高晓松说，他出来第一天，全国几乎有名字的媒体都在给他发短信约采访，一周后剩了一半，一个月后又少了一半，最后只还有我在“想着他”，他甚至觉得“有点感动”。
采访就是提问和记录
作为文娱新闻，一直以来都被看做是新闻报道的“后花园”，但我始终相信，恰恰娱乐圈是最大的名利场，其他领域中的那些经营、残酷、势力、阴暗和光明、正义、善良、美好，这里一样都不会少。高晓松以“娱乐明星”头衔入狱，在这六个月期间所经历的世态炎凉，记录下来，就是人心；能看到人心的地方，就有力量。
现在想来，最后那份“触及心灵”的采访提纲其实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记录下的那些“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没有一个不触及到我。前辈说，“采访是一场抵达”，那可能是我还在努力的未来，在我看来，采访就是提问和记录。
这篇报道发出来之后，很多“回报”是我想象不到的，有个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我们彼此都没了对方的电话，他发邮件给我，说看了高晓松的采访，对他自己的触动很大，他只是想跟我表达一下，自己会记住这篇报道。我还看到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发微博说，大家都想做的采访被《新京报》做到了，了不起。但回顾整个采访过程，我觉得自己做得其实很“笨拙”，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发短信之外，我也没有做什么，和那些出生入死、奔波在生死边缘的同行相比，我能总结出来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和它带给我的回报相比，甚至会让我羞愧。
如果非要总结出一些人物报道的心得，我觉得还是“笨拙”，一次次和采访对象“笨拙”地沟通，“笨拙”地从新闻事件逻辑底线发问， “笨拙”地发现那些能看到人心和力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