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点并校和打工潮兴起，致使山里的学校和儿童锐减。数度变迁，甚至到现在只有一个学生的局面。即便如此，赵国清还是朴素地认为“恰恰是命里注定”。
汪文强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三里地的路，7岁男孩经常自己走。 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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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天井堡小学时，我长舒了口气，甚至有些解脱。在山里采访的这两天没有信号，发不了微信，看不到朋友圈，确实苦闷。
转念一想，我才待了两天，59岁的教师赵国清却已经待了14年。他既是校长，又兼任语文、数学老师，伙夫。
如今，他的学校里，只有7岁男孩汪文强一名学生。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度过这些孤独的日子。
为了体验他的孤独，清晨，我跟着他从家出发，步行去学校。
路不长，10里地，但非常难走。过去14年，赵国清无数次踏着这条山路，上学，放学。
路上，他略带诗意地跟我描述了一次大雪封山时行走在这条路上的情景：四下无人，寂静，能清晰地听见脚踏上雪地的咯吱声，林间树木被积雪压垮的下坠声。
但实际我们经历的情景是：下雨天，山路更加湿滑，平时50分钟的路程，拎着一筒挂面和两个胡萝卜的赵国清，和裤子糊满泥巴、上气不接下气的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这一天的语文课文是“失物招领”。对赵国清来说，教师这个岗位，也像是人生里的失而复得。
在赵家，赵国清并非唯一的教书匠，他有众多亲属分散在不同的小学。
“你们祖辈上有人是办私塾的。”每当村里的老人这么说，赵国清佝偻的腰杆立刻挺直了，两条浓重的眉毛一挑，表情有些喜滋滋的。
他喜欢村里人说他是文化人。
课间休息，赵国清为汪文强做了午餐，学校里，他除了是数学和语文老师，还兼任校长和伙夫。 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1970年代，为响应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高中毕业的赵国清回到村里。
带着些书生气的他已经有些不适应乡村的生活：“说不上话，你讲普通话，大家会觉得你瞧不起人。”
他成了村小的代课老师;同时，他也是农民，黑色的泥土嵌进指甲里，多少年都洗不干净。
教书回来，他抓一把玉米，嘴里“咯咯”地叫唤着喂鸡，然后去菜地择一把莴苣叶子当晚餐。
他心中始终疑虑：这不是真正的老师，真正的文化人。
39年的教书生涯，赵国清曾数次与民办教师转公办的机会擦肩而过，或因政策变动，或因条件不符。
他曾冲到村委会的办公室，拉着书记的手，含着眼泪泪问道：“书记，这个公办教师，我还能转吗?”他告诉我，那一年是他教书的第十个年头，他绝望了。
1992年的夏天，又到考试时节，他没有再去城里复习，而是留在了村里。
夏日的清晨和傍晚，他趁着凉气到山间的田地里挖草，白天就躲在屋子里背书。3个月后，竟然顺利通过考试。
但赵国清从未料想，就算成为了“真正”的教师，有一天，他的学生竟然只剩下一个。
撤点并校和打工潮兴起，致使山里的学校和儿童锐减。数度变迁，甚至到现在只有一个学生的局面。即便如此，赵国清还是朴素地认为“恰恰是命里注定”。
他确实是命运洪流里的一撮人，只能跟随政策的变动起伏人生。
赵国清和学生汪文强两个人的学校，其实是当下中国农村变化的一个缩影，历史的车轮轰隆而来，它被辗压，却没有消失，还在挣扎。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4月8日，新京报人物报道刊发《两个人的学校 一个人的孤独》(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可以浏览详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