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老王带着李楠的四名同学，与记者一起，探查了天津静海县老城的八九个传销窝点，使用过一次手机定位，找过城郊5个传销野外聚集地，还接打过数不清的电话。由于缺少监管，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至今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高昂的收费及身份的不合法，带来的是众多的质疑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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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傍晚，被骗进传销窝点整整七天的广西籍小伙李楠(右)终于被解救，看到同学后低头大哭。
7月30日下午7点22分，天津静海县北环路到津沧高速的入口处，老王将李楠从一辆银灰色夏利车中叫出。他自由了，抱着迎上来的大学室友高松，泪流不止。
广西男孩李楠，今年23岁，刚刚工作一年。7月23日，他被骗入传销窝点，在心理防线快被攻破时，大学好友们凑了一万六千元，委托反传销人士将他救出。
这次营救从7月30日上午10点半开始，到傍晚近7点半接到人结束，历时9小时。
期间，老王带着李楠的四名同学，与新京报记者一起，探查了静海县老城的八九个传销窝点，使用过一次手机定位，找过城郊的5个传销野外聚集地，还接打过数不清的电话。
▲7月30日11点，老王用手机收取对李楠的定位信息。
由于缺少监管，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至今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高昂的收费及身份的不合法，带来的是众多的质疑与风险。
小伙误入“传销” 5条短信锁定静海
李楠被前同事王洋洋骗入传销窝点。7月25日，礼拜六，清晨5点19分，李楠大学室友赵喆的手机连续接到5条短信。
“吉吉，我是李楠，现在被骗进了传销。”其余四条短信的大意是，被困静海县一平房内，外面在修路，旁边有气象局，快报警。支付宝密码为×××，把钱转出去，别回复。
6月29日，李楠接到王洋洋电话，这位在六月初从北京一家网络科技公司离职前往天津的同事说，新工作很好，每月能挣到5500块钱，劝他辞职来天津发展，“先发个简历，你来的话估计月薪能有六七千。”
发了简历，李楠很快接到了一位“白经理”的面试电话，对方问了几个简单问题，就让他去上班。
他上网搜索这家公司，没找到官网，只有一些招聘信息，显示这是一家去年新成立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纠结了两天，想到有朋友在里面，李楠便答应了对方的邀请。
7月23日中午，李楠来到天津，下了火车对方来电，“项目组在静海县，你坐大巴来吧。”正犹豫时，王洋洋来了电话，“快来吧，在哪不是挣钱啊。”
抱着看一眼再说的打算，李楠搭车前往静海。王洋洋和另一个“同事”来接他，一切都和李楠想的不一样，天下着雨，两人带着他走走停停，在街边吃了一份麻辣烫后，就催他快点走。
拐进一条小巷，眼前出现了所谓的宿舍——一个平房小院，“刚进院子身后的铁门就被关上了，王洋洋不见了，另外那个人把我带进屋。”
“我心里一沉，紧张起来。”李楠刚拿出手机就被对方夺走，屋里的三个人问他，“有几个人知道你来这了?你看我们这像做什么的?”
他编出了十来个人：爸妈、同学、朋友……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被困在静海老城的一个小平房里，这天是礼拜四。
7月25日，礼拜六，清晨5点19分，李楠大学室友赵喆的手机连续接到5条短信。上午11点才看到信息的赵喆被吓到了。
“吉吉，我是李楠，现在被骗进了传销。”其余四条短信的大意是，被困静海县一平房内，外面在修路，旁边有气象局，快报警。支付宝密码为×××，把钱转出去，别回复。
这是李楠偷偷发出的求救短信，一心想着怎么逃出去，他无心睡觉。黑暗中摸到了同屋人的手机，给赵喆发出了这五条短信。
这之前，李楠曾被两个人勾肩搭背地押着去过一个旅店。旅店里几个房间里都是传销新人，对方反复告诉他，你看，我们干这个不犯法，也没人来抓我们，门口有摄像头，你能出来，但你跑不了。
被困的几天中，李楠的“师父”除了不断重复上面的话，还一直问他，“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看我们这是传销吗?你觉得你出的去吗?”这些试探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想让他放弃逃跑的念头，尽早配合。
周六上午看到李楠的求救短信，赵喆马上联系在北京工作的另一位大学室友高松，高松跑去李楠之前的住处一打听，人已走了两天。
赵喆这时也接到了李楠的电话，对方不再像往常叫他吉吉，而是称呼大名，听筒的回音能听出开着免提。
赵喆当时表示不确定是不是李楠本人，在电话里问，“我们的宿舍房号是多少?住几个人?都是谁?”那头的李楠故意答错，赵喆确定他出事了。
很快，高松拨打了天津的110，电话转给了静海警方，那头的警员表示，提供的信息太少，没办法去找人。
▲7月30日傍晚，老王只身一人前往接头地点从一辆出租车上带回李楠。
接头“反传销” 要价两万元
为了救出李楠，高松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反传销组织，和一个姓于的人砍价到一万六，约好礼拜四(7月30日)在静海和老王会合，先救人后给钱。
高松动员了更多同学帮忙救李楠，他们想了个好办法：让老乡用壮语和李楠通话，一般人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这个办法很有用。李楠用壮语传回了信息，把天津描述为“我上大学的城市”，静海描述为“安静的海”。
李楠刚到窝点的几天，对方对他软硬兼施，一会儿威胁、恐吓，过一会又端茶倒水，甚至第一个晚上时，还有人为他端来洗脚水。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对方一刻都不停地说教，哪怕是发呆，也会突然被“拍醒”。“师父”还会讲很多励志故事，“他们把那些命运悲惨的主人公逆袭成富翁的故事背得滚瓜烂熟。”
与此同时，高松和同学们在网上找到一则广告，对方称可以帮忙救人，打过去一问，要收2万元。“太贵了，而且还不知道靠不靠谱。”
坏消息很快传来，李楠告诉同学，对方让自己用身份证解锁支付宝，里面有两万多块没法转走。
高松有点急了，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反传销组织，和一个姓于的人砍价到一万六，约好礼拜四(7月30日)在静海和一个叫老王的人会合，先救人后给钱。
老王介绍，他们是京津冀反传销协会，团队有七个人，其实就是私家侦探，专门帮忙救人。
这是李楠被困的第7天。早上6点半，高松和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南站出发，在天津与赵喆等3位同学会合后，一行人在上午10点抵达静海。
在静海汽车站，40多岁、穿着烟灰色背心休闲短裤的老王出现了。
确认李楠被骗入的第一个窝点在气象局附近后，他首先让赵喆试着打李楠电话，“手机开机才能定位。”
得知电话能打通，老王带着众人走向事先备好的车，“其余人包个车跟我的车走，先去气象局附近的窝点。”
老王是东北人，常年在天津、河北一带救人，今年4月初，新京报记者曾随同老王在天津一个传销窝点中，救出被困28天的女孩小静。
▲7月30日中午，静海县一个传销窝点，传销人员围坐在餐桌前等待开饭。午饭是白水煮面条。
小巷大院翻出受骗者名单
老王在静海生活了20多年，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静海的窝点，我能掌握到百分之六七十。”
▲7月30日10点多 ，天津静海县疑似李楠被困窝点，反传人士老王翻墙进入打探情况。
7月30日上午十点半，从静海县长途汽车站出发，车子逐渐远离市区，十来分钟后钻进一个巷子，拐过两道弯，停进死胡同。
路上老王说，在静海生活了20多年，气象局旁边那几个窝点都在他心里，“静海的窝点，我能掌握到百分之六七十。”老王下车后拐进一条30米长的巷子。在一个紧闭的红色铁门前停下脚步。
“这家有两年时间了，一大帮孩子在搞传销，警察常来抄家，后来他们就换了铁门。”小巷的居民证实了老王的判断，这里确是传销窝点。
老王把门推开一条缝，眼睛贴上去，边往里看边敲门。旁边的同学们像“特警行动”一般贴在墙两边。
对于这次行动，老王在路上就反复强调，“进去只要看到咱的人就叫出来，什么话都别说，千万别动手，你们要动手我就控制不了了，兴许我会先跑掉。”
大门没有敲开，老王退后几步踩着一侧的瓦垛翻进小院。七八分钟后，他又翻了出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人名的纸条。
“这上面有李楠吗?”“没，咦!有骗他来的那个人。”纸条上有王洋洋的名字，“没事，这上面都是交过钱的，没交钱的还在洗脑，没上名单。”
这里确实是李楠最初被骗进的传销窝点，事后李楠回忆，上课时，几个人盘腿席地而坐，培训员在一旁用极快的语速介绍这个公司和盈利模式。
几堂课下来，他了解到，公司名为“蝶贝蕾”，是广州一家日化企业，主要经营化妆品，上下线花2900元买的不是产品，而是“营业执照”。
一个人可以买多套，也可以拉朋友入伙。公司等级分明，经手的营业执照越多，等级越高，相应的提成也越多。不过，李楠从未见过产品和公司材料，所有的介绍和话术都是手抄版。
QQ神秘人定位被困者手机
定位一直是老王找人的惯用手段，锁定人在哪个片区后，靠着经验，再挨个窝点去敲门。他透露，他们在通讯公司的机房里有人，每定位一个手机，要给对方六七百块钱。
没找到李楠，老王不慌不忙地坐到树荫下，点上一根烟，掏出手机开始定位。他打开手机QQ，把李楠的电话告诉对方。五分钟后，收到了一个地址和一张地图截屏。
定位点在上述窝点西北方向，直线距离700米。老王判断，这不是被转移，就是躲避警方，跑去树林子避风了。
李楠果真被转移了。因为和外界通话过多，引起传销组织怀疑，7月27日天刚亮，他就被转移到静海县城的另一个窝点。
不过老王说，这种定位一般会有300米误差。“我们在通讯公司的机房里有人，每定位一个手机，要给对方六七百块钱”。
定位一直是老王找人的惯用手段，锁定人在哪个片区后，靠着经验，再挨个窝点去敲门。
有时幸运，刚进入第一家，就能找到被困人员。“最快10多分钟一个。”老王介绍，一般找两天，两天内找不到再放弃。
2014年，老王帮一对河南周口的家长找孩子，夫妻俩一到天津，孩子就关机，没法定位。“一定有老家人通风报信，”三次定位未果，老王决定欲擒故纵，暂时不找了。等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定位，终于把人找到。这是最艰难的一次，用了两个月时间。
干这行4年来，老王的反传销团队解救了八九百人，平均两天救一个人。
来到定位点附近，老王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总会在一些铁门前停下脚步，上下打量，凑近门缝看看，就能确定这是不是传销窝点。
据他多年来的经验：门内有十几双鞋子整齐摆放，院里晾着许多年轻人衣裤，那就八九不离十了。“走路时脚步要轻，竖起耳朵听，他们上课时声音大，有时能听见。”
终于在隐蔽的小巷末尾，院里有了回音。
“谁?”
“我。”
“你谁啊?”
“赶紧开门，少废话。”
半分钟，门锁开了。
院里的正房分三间，中间客厅摆着一张长桌，十几个年轻人站成两排，桌上整齐地摆着不锈钢饭盆。
里面没有李楠，老王催促，没人就赶快走。院子门口，开门人安慰受到惊吓的同学们，“别怕别怕，慢走慢走”。
老王说，这种有人的窝点只要能进去，不给他们找麻烦，对方会很“守规矩”。
当天静海30°高温，在棋盘一样的窄巷里转悠了七八家窝点后，老王一无所获。
锁定传销小头目做换人筹码
老王还有最后的底牌，如果找不到想要的人，就锁定相应网络的窝点和相应网络的人，这是可以用于交换的筹码。一开始找人，传销网络就已知道，各个网络之间还会通风报信，反传销组织锁定了传销窝点，就等于抓到了他们的把柄。
午饭过后，老王再次来到最初锁定的窝点。以同样的方式翻入院内后，设法将院门打开。几位同学在杂物间找到了李楠的行李。
大家可以肯定，李楠曾出现在这个窝点。
在三间正房里，客厅的设置和之前的窝点并无二致，只有一张沙发和长桌。
一侧的男生宿舍散发着浓重的尿臊味,一摞叠放整齐的薄被像从煤堆里捡来的一样黑。
晚上，新人们通常会被拉住聊天，“师父”告诉李楠，如果安心做的话，根据几何倍增原理，满14个月后年薪可达到536万元，过上早饭一杯牛奶38元、出差住四星半酒店、睡水银床的生活……
李楠拆穿对方，“水银有毒。”被限制自由后，他找不到机会逃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思想上的反抗。
晚上睡觉，十六七个男生就在这10平米的小屋打地铺，稍一翻身就会碰到旁人。
李楠说，早饭常常是一碗清粥夹杂着几块土豆，中午就吃馒头就咸菜，“被困7天，他只有两次大便。”
女寝室长屋里，老王找到一张写有上百人名的网络树状图，看到几个有所耳闻的头目姓名，他决定去郊外的树林找找。
找到树状图上的小头目，就有可能找到李楠。按照经验，传销窝点“躲负面”的地点在郊区：人烟稀少的小树林、废弃的蔬菜大棚、高架桥下等隐蔽处。
盘踞静海的非法传销由来已久，在网上，从2004年至今的11年间，媒体对静海官方打击传销的报道几乎未曾断绝。根据《中国工商报》2014年6月报道，自2008年以来，工商、公安机关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教育遣返参与传销人员3.5万人次;刑事拘留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近百人，解救被限制人身自由人员300名。
车子由县城开出10来分钟。穿过一条河沟，一大片树林里聚集着成群的年轻人。少则三五人，多则10余人，大多数人聚在一起做游戏打扑克，还有的三三两两面对面坐着像是在讲课。但这其中没有李楠。
在一座高架桥下的聚集点，四五十个男女坐在铺盖上打扑克。身旁放着馒头、榨菜、大桶纯净水。
一个男孩从人堆中走出，笑眯眯地招呼老王，“大哥，你找谁?说名字我帮你问问，你们别紧张，这咱都懂。”
“最近‘风浪大’啊，都跑这么远来了，给你们领导问问，有没有这个人。”老王说，这些人一般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就这样跑了多个聚集点，依然没找到李楠的下落，一行人只能回到原处“守株待兔”。
下午五点多，巷子中穿过两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老王跟了上去，二十来分钟后，他回到了窝点边上。
“我跟那俩人说了，他们去给领导报信，应该等会就放人。”
这是老王的底牌，如果找不到想要的人，就锁定相应网络的窝点和相应网络的人，这是可以用于交换的筹码。
一刻钟后，老王的电话响了，交谈中，老王不断地重复，“你放心你放心，我只要人。”他向对方保证不会有其他麻烦，并约好在高速口交人。
当晚7点22分，李楠被送到了高速口，见到了来接他的同窗好友们，至此他被困整整七天。
对话民间“反传”第一人
“这是个不该存在的行业”
2006年，从传销骗局中醒悟的李旭自费建立“李旭反传销热线”和“中国反传销协会”。多年来，他的志愿者团队解救传销人员，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铲除了全国多个非法传销组织。同时，他也向传销者解释骗局，进行反洗脑。在民间反传销志愿者中，他被称为“中国反传销第一人”。
处境尴尬：不收费难以生存 收费必遭质疑
新京报：你被称为“中国反传第一人”，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
李旭：可能是我进行反传销较早。这个名称我并不认同，比我早的人还有。其实有了传销以后，就有反传销的力量。
新京报：你认为为什么会有民间反传组织存在?
李旭：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官方现有的打传，往往以驱散、遣返为主，但传销者已被洗脑，如果没有反洗脑，这些被驱散的传销人员还会继续传销。这是一种需求，官方很难提供这种服务。民间反传组织的参与者多是曾经深陷传销的受害者，反而对传销比较了解，知道如何进行反洗脑，这种情况下，应该由政府和民间形成合力，社会共治。
新京报：你的团队有多少人?大家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李旭：专职的30多个人。加上外围QQ群里的一些志愿者，有上千人。
专职成员基本都是传销受害者，有的是经我劝说解救出来的，有的看到我们网站或者媒体报道后加入进来的。
新京报：你们平时怎么工作?
李旭：传销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传销不怎么控制人身自由，传销者常回家拉人、拿钱，家人发现后就向我们求助，我们就到家去劝说。北派传销常控制人身自由，我们会被叫去现场解救，把人救出来后再给他反洗脑。
也遇到过危险，今年6月在合肥我们就被传销组织围攻了。一个西安的老人求助我们找他的女儿，这个老人先进去卧底了两天，后来被识破了，第三天凌晨他女儿被转移走了。老头在小区里认出一个小头目，但对方找来几人一起威胁老头，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我们一个志愿者头被打破了，缝了针。
新京报：有家属把传销者送到你这来反洗脑吗?
李旭：带这里来的不少，有时一天三四拨儿，我们派专人反洗脑。有反传组织把反洗脑成功率标榜到98%，那是吹的，实际上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就不错了。
新京报：你们怎么生存?
李旭：经费来源靠捐助，别人把人带到北京来找我们反洗脑后，随便给我们点捐助。我们到全国各地开展工作的话，会向寻求帮助的人要差旅费。这两年，近一点，我们收两千，远一点，比如广东、福建，我们收三千。
新京报：你的组织属于公益的还是商业化的?
李旭：2006年到2008年是我们的激情反传阶段，纯公益，不收任何费用，被解救者自愿给钱。结果不可持续，身边的专业志愿者越来越少，连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我们的身份也比较尴尬。想正规化发展，就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现在我们是半公益性质，注册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但身份还是有些尴尬，你收了差旅费，会有人质疑你。
新京报：你认为，反传组织能够完全商业化运作吗?
李旭：这是一个良心活，你又没有合法身份，完全商业化肯定有问题。
反传组织无论如何都不应完全丧失其公益性。反传组织是求助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常常，他们是在求助一些职能部门无果后，处于求天不应、告地无门的近况时才找到了反传组织，这时你救的可能是一个家庭。
异化之路：部分反传组织以暴制暴不惜违法
新京报：如果反传组织与传销窝点达成默契，传销窝点放人，他们收钱，这是不是就成了一笔生意?
李旭：现在反传圈子的确混乱。反传是良心事业。你可以收费高，收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但是要考虑到，不能把反传当肥肉，传销人大多条件比较差，农村的，下岗工人，没有几个富人，本来就被传销骗了，又让他们交上万元，这等于救一个宰一个，这就违悖了反传的初衷。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纯粹为钱的反传组织?
李旭：这是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些反传志愿者为了维系团队运行，只能采取收取一部分费用的办法，而有的人就从中看到了所谓“商机”，把这当成赚钱工具。
新京报：听说有的反传组织专门利用家属急切心理诈骗?
李旭：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在少数。
新京报：一些反传组织用定位手机等技术手段找人，这在反传圈子里经常用到吗?
李旭：有专门的收费定位公司，很多反传组织为了找到人，都会用。但这是不合法的。
新京报：反传销当中的暴力殴打、交换人质等手段呢?
李旭：的确有反传组织用这种方法找人。把一个人控制起来，就面临非法拘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这也本身就是违法的。
新京报：这些反传组织为什么敢用违法手段反传?
李旭：他们抓住了传销组织的心理。传销不合法，传销参与者心虚，所以，那些反传组织才敢以暴制暴，以非法手段去找人。
新京报：有人说，这些以钱为目的的反传组织跟传销窝点达成了默契，传销窝点交人，反传组织收取佣金，井水不犯河水，你怎么看?
李旭：反传组织产生于传销这个“经济邪教”，最终目的是取缔传销，反传组织要是成了那样，就有犯罪嫌疑了。
新京报：反传组织为了钱不惜违法，还能称之为反传销组织吗?
李旭：收高价暴力寻人，这已经不只是反传界乱象那么简单了，已经是违法犯罪。反传销要在一个合法的轨道上，走太远，自己就在犯罪，还谈什么反传?
何去何从：监管缺位建议政府购买服务
新京报：中国现在有多少反传组织?
李旭：2008年之前，反传组织都是很松散的，2009年，我们成立反传协会，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反传组织都联合起来运作了一年时间，这是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监管单位，大家只能自己约束自己，管不了彼此。不久，管理上，财务问题上就有了分歧，很多反传组织目的不同，有人希望高收费，有人认为应该纯公益不收费，后来就各自散了。
现在比较有名的大概四五家，最大的是我们。有的就几个人。
新京报：目前，在中国，有没有一个国家性质的反传组织来指导民间反传?有部门专门对反传组织进行监管吗?
李旭：没有统一组织来指导民间反传组织。也没有专门机构对反传机构进行监管。
新京报：大家只是行业自律?
李旭：是。
新京报：你认为，包括你在内的民间反传组织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李旭：这是个不应该存在的行业。有了传销才有了反传销。传销为啥猖獗?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监管上有漏洞，法律上不完善，社会上有传销生存的土壤。
比如，我们常呼吁传销重灾地的当地人不要把房屋租给传销者，以压缩传销的生存空间，但传销有个特点，不骗当地人，那问题就来了，外地人到这里吃住消费，还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我干吗不出租?
新京报：你个人认为，怎样才能让民间反传组织良性地开展反传工作?
李旭：得有监管。我们注册了信息咨询公司，还有工商等部门可以对我们进行规范，那种三两个人，建个网站留个手机号的，你咋监管?
新京报：关于民间反传规范化，你有什么建议?
李旭：一是对求助者的，希望他们认真甄别反传组织，不要病急乱投医，现在这个行业内鱼龙混杂，甚至有很多网络传销分子，冒充反传销者，混迹在反传队伍里。
我有个想法，反传组织各自为战，十分混乱，但事实上又需要反传尤其是反洗脑这样的服务，政府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制定出统一的规范和救助标准。不要让我们向求助者要这个差旅费了，让政府来购买我们的服务，也可以为老百姓分忧。
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力 侯润芳 实习生 刘思维 米惠惠 张玛睿 宋奇波
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王嘉宁
(文中李楠、高松、赵喆、王洋洋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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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眼看中国 ━
不成熟的爱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成熟的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
——弗洛姆 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