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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随着高三结束就应该立马被抛弃的课程，但在西南联大却将“国文”列为必修。虽处战火烽烟之中，西南联大仍然大师云集、弦歌不辍，为后世所追崇。仰慕西南联大，也许可以从这种“国文”课本开始。
▲在简陋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联大学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1938年，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胜利关闭”，三校各自北归复校。
作者：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 编
我念大学的时候，数学和英语是必修课，甚至还连上了两个学期的文科计算机，学习如何用记事本编程而不是写文章。即使是爱好文学，我最终上过的也是小说创作和传记文学选读这一类课程。看见选修课表上的“大学语文”，只犹豫了半秒就划掉了——语文，是随着高三结束就应该立马被抛弃的课程吧。
回看民国时代，“语文”还被称为“国文”——如果学科也有政治属性，“国文”听上去自然级别更高一些。在西南联大，全校一年级学生无论专业必修国文。这本《西南联大国文课》，正是这门必修课的教材，更具体地说，应该是三次修订中的第二次修订版本——四年中修订三次，可见教材亦随动乱年代频变。
作为一所“传说”中的大学，西南联大的一切仿佛都是好的。从师资看，大师云集：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从学生看，人才辈出：杨振宁、黄昆、邓稼先……从氛围看，教授治校，堪称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而更因其短暂(存在时间不足九年)，以及条件艰苦，更显难能可贵，犹如绝版。
▲1944年联大文学院部分教授合影。
这本教材可视为西南联大的一种“精神遗产”。汪曾祺曾撰文回忆：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论语》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循着这样的逻辑，大概能了解书中古文的选择。但是白话文的篇章，有些却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叶圣陶曾解释，“有爱国思想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抱着正义感，反抗强权的，主张为群众服务的……那篇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些条件之下是有进步性的，我们才选它。”如果从这个维度出发，这些文章的选择或许历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让读者得以窥探在抗日战争和文学革命的双重语义下，国文教育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除了还原70余年前西南联大国文课的教材，还收录了朱自清、沈从文等人谈论文学的篇章，算是给读者不能聆听大师授课的一点补偿。同时清华大学刘东教授长达39页的导言，也让人再次思索何为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
□书评人 阿布
西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
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
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啰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
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摘自汪曾祺忆文《西南联大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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