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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体制和柔性的父权文化，在一些高校内实际上已经糅合起来了。
甘阳又火了一把。但我原本挺不愿意评说。
因为甘阳。徐友渔先生当年接受萧三匝访谈时对甘阳的评价，至今记忆犹新：
“甘阳特别擅于提口号跟纲领......他可以炮制任何理论......每一个理论他都可以炮制得特别精彩，包装得特别花哨，把一些人哄得团团转.....他可以提任何主义，而且一定与他当时的实际利益跟地位的追求非常有关系”
“甘阳就是这么一个极有心机、特别聪明的人，所以他提这些理论，你要真正去琢磨的话，真是一个很傻的人”
基于对徐友渔先生的信任和甘阳这些年的公开发言，我以为这段评价是基本准确的。不理会一个惯于哗众取宠闹噱头的人，“不帮任何人红”，这是媒体的职业操守。
但联想到打人者，我突觉这是一起悲怆的闹剧，觉得该说点儿什么。
最早爆料的信息里，甘阳被青年教师殴打，是因为该教师“长期被拖延晋升”，而甘阳“在院内教学上和教师聘期考核时无端刁难多数教师”。该青年教师在“聘期将满，六年晋升无望，面临解聘，且在向校方申诉数次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出手”。
于是，“中大青椒掌掴新左大佬甘阳”成了热门话题。青椒，指的是青年教师，透着一股任人宰割的青涩味道。
如果留心这几年高校圈的各类丑闻，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实际上已经到了非常严峻尴尬的境地。
2013年，财新曾经发表过一篇调查报道，“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忧思录”，其中提到，“青年教师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中，他们要实现学术和精神上的双重突围何其困难”。
刚性体制和柔性的父权文化，在一些高校内实际上已经糅合起来了，门阀宗派色彩愈加浓厚，青年教师要进入“父权”把持的权威学术界，就只能先忍气吞声，承担很多非科研之外的任务，乃至于“混人际和圈子”要比认真做科研更重要。
很多高校的学术机制是异化了的：人治色彩太重，制度和规范让位，青年教师们要花费更多精力在非教学科研内容上。他们要晋升，不止是要看科研学术水准，更要看关系强弱。甚至于，弱关系的一方，压根连做科研课题的资质都不会有，至于潜心教学，似乎只有傻瓜才会专研教学了。
青年教师愤而动手将无法晋升的怒火发泄于甘阳一人身上，只能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晋升考核制度确实有极大问题。而另有消息称，事发现场还有人在发放与当日开会主题无关的宣传材料，可见，“甘阳无端刁难多数教师”的说法尽管夸张些，但可能确有其事。
如果学院的晋升考核制度是在尊重学院全体教师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出来，并相对透明和严格执行不受人为干预，那么一个青年教师如果最终六年不达标，一般来说会主动认输接受被淘汰，而不会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进行泄愤。
更何况，也有熟悉该教师的人表示，根据他对当事者的了解，不被逼急了，他是不会如此过激的。
打人当然不对，即便被打的是甘阳。但我愿意去理解打人者的愤怒。一个畸形的学术体制内，青年教师个人的科研努力不能变成有效的加分项，憋屈由此而生。
学术江湖里这样的故事少吗?很遗憾，我见过博士的谄媚和青年教师的卑微，在一个学术威权体制内处于低端位置，一旦制度有亏，原本就专注知识的他们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之地。
在此前的一次演讲里，甘阳曾在称颂自己的博雅学院时扭头批判高校，“大学的浮躁，急功近利，仍然是非常突出”。
可惜，大肆鼓吹“儒家社会主义”的他，反而用一次挨打证明了自己恰恰最不“儒家”，而激起一个青年教师反抗的制度，恐怕，其浮躁也不会少。甘阳被打，又是一次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性焦虑和机制畸形的例证。
文/胡涵
本文首发自新京报公众号“沸腾”（ID： xjb-fei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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