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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北京，心想果然和电视上一样落后——马路上都是自行车，没有几辆汽车。但是，当故宫和万里长城这些只在电视的名胜古迹介绍中出现的景点，第一次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时，还是很震撼的。”
1月14日，在北京读书的罗鼎钧专门买机票回台北，参加大选投票。
“无论我在哪里，都会回到台湾投票。”罗鼎钧说，这是他第五次投票，他支持国民党，尽管知道今年的大势，还是要回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1月16日，台湾大选。1881万适龄选民中，20岁-35岁的年轻选民占比三成。这些以“小确幸”（意为稍纵即逝的美好，出自村上春树的随笔）为志愿的台湾年轻人，决定着台湾的未来。
我来自台北，今年29岁。2014年9月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来大陆前，在台湾读完了本科和硕士。
我是台湾本省人。清末，我的家族就从福建泉州到了台湾，完整受过日据时代50年的统治。直到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
我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我爸爸那一代人，在他们的历史和地理课本上，整个大中国的观念都很深，所以爸爸对大陆一直充满了好奇。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没多久，爸爸就自己去大陆旅游了。
▲大选开票现场。
我爸爸的大中国情怀蛮深，间接影响到我。
我很小的时候，对大陆的印象就是落后。在电视上总是看到这样的场景：北京城里，马路上都是破旧的自行车，汽车都没几辆。
在当时，台湾已经小康了，路上的汽车也很多。
1998年的冬天，我还在上小学。跟着爸妈参加了一个去北京的五天四夜旅游团。那是我认识大陆的起点。
第一次看到北京，心想果然和电视上一样落后——马路上都是自行车，没有几辆汽车。
但是，当故宫和万里长城这些只在电视的名胜古迹介绍中出现的景点，第一次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时，还是很震撼的。
那是冬天，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零下的温度。
几天下来，总是觉得怪怪的：同样都是中国人，讲着同样的话，为什么别人用的字和我不一样。
当时，正是陈水扁当政，两岸关系非常紧张。
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玩，都是画一张很大的地图，设计好攻打大陆的路线——先攻占福建，然后从福建一路往北打，光复大陆。这是很多台湾小孩都会玩的“游戏”。
十来岁的时候，对大陆的所有了解都来自地理课本上的地图。
上了国中，开始接触一些报道。报道主要是攻击大陆的落后，还有一些带有偏见的报道。
我印象很深的是2001年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2005年是最佳的攻台时机。
看到那个新闻后，我写了一篇周记。我记得内容是：2005年，我18岁了，我要上战场打仗。那时候，总想着要为台湾卖命。
后来渐渐长大，看了更多资料，发现2005年之后，军事实力百分之百倒向大陆。就再也没有这个想法了。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很幼稚，但当时能有那种想法，也还是有对中国的一种情怀吧——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1990年代，是台湾的黄金十年。那时候，台湾的人均GDP是14000美元左右。那是台湾最有钱的时候，也是民主化进程最完善的时候，台湾人都很自信。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对政治没有什么感觉。只记得整个台湾的政治氛围都很浓厚。
我家门口的一条马路上，聚集了二十来年各党派的竞选总部。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什么都有。马路上、天桥上插满了选举的旗子，蓝的、绿的、红的都有。
每天啪啪啪啪放鞭炮，还有舞龙舞狮，马路一半都被封起来了。竞选的人宣讲，还请人来唱歌、艺人站台，很好玩的。
电视上不断有报道，参与竞选的人在电视上骂来骂去，我觉得很热闹，但又有些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直到上了中学，听老师讲，平时也会看一些报纸杂志，了解时事。
每到选举日，学校的几间教室就会清空，变成投票所。里面放一个大票箱。
2002年年底，选台北市长那天，我下课打完篮球后，顺道跑去投票所看一下开票。那应该是下午四点以后了。投票所里面有人在唱票，还有各个政党或者候选人派来的人监票。
我看到我支持的马英九得票比较多，非常高兴，跑回家再去看电视，看到选举结果：他的选票有六成多！
当时只是兴奋，觉得自己支持的人当选了，并不知道背后更深的意义。
▲朱立伦宣布辞国民党主席职务并带领团队鞠躬致歉。
读高中以后，我开始认同国民党的理念。小时候，都是陈水扁当政，我很不喜欢他的作风。
那时候，两岸关系很紧张，整个台湾都感觉倒退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支持一个可以促进两岸和平的政党。
2008年，我21岁，那一年的台湾大选是我第一次有投票资格。国民党当年是压倒性优势。后来我还参加了2010年台北市市长选举，2012年的台湾大选，以及2014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这一次，是我第五次投票。我专程买了14号的机票回台北，正好可以赶上16号的大选投票。
我其他在大陆的朋友不会专程回台湾投票。我有跟他们说过，要行使自己的权利，投下神圣的一票，不要浪费。他们会跟我说，还要上课，还有工作任务，买机票来回也很麻烦，总之有各种理由。
但我觉得，选票很珍贵。2014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时我已经在北京读博士了，但我也专程回来投票。
对我来说，尽管我已经知道今年大势所趋，但还是要回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一直觉得，这神圣的一票，在关键时刻，可能就会改变台湾。
所以，无论我在哪里，都会回到台湾投票。如果是自己支持的人当选，当然高兴；如果他落选了，我也知道当选的那个人是好是坏。我是通过手中的选票改变社会。
最近几年，台北市的政治氛围已经没有前些年那么浓厚了。
因为倡导环保，不会再有人放鞭炮或者插旗子了。今年的选举比较冷，我回来之后看到，比起往年，旗子几乎没有了，竞选的海报也少了一些。
16号早上十点左右，我步行五分钟到离我家最近的台北市士林区德华里的一个投票所，把我的票投给了国民党。
前一晚还在下雨，投票日天气突然放晴。我看到各个投票所门前都是人，很多都是全家出动。
按照传统的说法，下雨天国民党不会出来投票，民进党的人比较团结，什么天气都会出来投票。我当时觉得天气在帮国民党的忙，谁知道最后还是惨败。
▲选举结果出炉后，国民党支持者神情低落。
投完票后，下午我没事做，专门跑去各个党派的中央党部看了看。那时候投票结果还没出来，但各个党派中央党部的人气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我先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旁边还是朱立伦的台北市竞选总部。现场没什么人，媒体记者比志工人数还多。
但民进党中央党部人很多。最前面一排就有几百人，还有各个年龄阶段前来支持的民众。连门口义卖的商店里，也全部都是人。
之后又去了亲民党和新党的总部去看，人都很少，都是媒体记者比观众还多。
晚上，大选结果出炉，蔡英文当选。
让我觉得有些无奈的是，现在每一次选举就像嘉年华一样，台湾的发展根本没有中长期规划。每一次换一个政党执政，推翻了前面的政策，政策的连续性很成问题。
二十年来的政党政治就是这样。从台北到桃园机场，就四五十公里，捷运建了二十年也没建起来。
台湾要经济发展，要有生存空间，还要民主，这是支撑台湾发展的三个支柱。但是现在只要民主，其他两个不顾，就会出现现在台湾的状况——看不到未来。
台湾年轻一代的政治热情还是很高的。
幸运或者不幸，这几年，我刚好亲历了一些运动，亲眼见证了台湾年轻一代的热情、狂欢、迷茫和极端。
2014年上半年那次运动，我还没有到大陆读书。学生青年群体在立法院门口搭建场子，秩序井然，现场有静坐区、演讲区和各种物资区，甚至还有医疗站等等。
这样的大型抗议活动吸引了许多贩卖“民主香肠”的香肠伯和“民主书刊和衣物”的摊贩。
一位大叔在现场用闽南语调侃马英九政府等等，其中不乏大量闽南语脏话词汇，现场观众却听得赞不绝口。
这种看似有趣又简洁有力的表达，实际上非常不入流。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台湾民主吗？”
我还见证了其他运动，也和参与其中的人聊过。年轻人们是不知道具体内容的，看着大家反，也就跟着反。尤其是被扣上“黑箱”的帽子，那么对年轻人来说，我反对就对了。
这说明两个问题：他们习惯等着，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也说明了台湾年轻人会注重到自己的权利，主张一种程序正义。
我接触到的台湾年轻人，有两个极端——一类是和大陆有过接触的，觉得大陆很好；另一类是，习惯污名化大陆，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
到大陆读书以后，我会经常在facebook上分享关于大陆的文章，按赞的朋友比较少。但是只要分享和台湾有关的东西，按赞的人就比较多。
最开始，我也会尝试去和台湾的朋友讲讲大陆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根本不会想听，觉得漠不关己。讲多了发现，大家根本不在一个交集上，也就不讲了。
甚至表兄弟姐妹们这些亲戚也是一样。
过年回到家里，我跟他们讲大陆，尽力避开政治不谈。就讲大陆先进的东西，比如第三方支付啊，电商啊，高铁很便捷，比台湾便宜而且快啊。
就像亲戚朋友间不谈政治的默契一样，我也不会跟他们谈论大陆了。亲戚中，政治光谱比较复杂，蓝绿都有。选举之前，我们都不会去讨论政治问题，谈政治伤感情，这是我们的默契，心照不宣。
有一次，和几个对大陆也有了解的朋友们聊起来年轻人对大陆的刻板印象。我们都觉得，不客气地讲，现在台湾有些人就是一种夜郎自大，或者说，井底之蛙。
我们这一代台湾年轻人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焦虑感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未来漠不关心，也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安于现状，沉浸在自己的“小确幸”里。
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一些比较精英的同学，都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因为台湾的薪资二十多年都没有涨过，所以很多人才外流，去欧美，去大陆。当然，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更大一批中间程度的同学，就业积极性不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安于现状，沉浸在自己的“小确幸”里。
我的同学中，大多数去做了公务员，或者去企业里面做文职，每个月拿着30000台币出头的薪水，或者开着咖啡厅，觉得生活就是这么安逸。
▲大选开票现场。
但“小确幸”终究会被大时代所淹没。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走出去。
宏观来看，必须有新的产业带动台湾的经济转型。我们父辈的时代，台湾从IT代工产业向生物技术产业转型，失败了。
现在年轻人都安于现状，那看不清台湾的经济以后要转向什么地方。
还有身份认同。从1997年，李登辉的“去中国化”政策，造成了台湾青少年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不解，成为蓝绿恶斗下一代又一代的牺牲品。
但台湾青年也有可爱的一面。我在大陆的这一年，刚好也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一年。我听到很多大陆朋友的故事，他们一说创业，就说，我要开一百家店！在第一家店都没有做好的时候，就开始想着要称霸全世界了。
但台湾年轻人会说，我先把要一步一步来，先开好第一家店。
最近十多年，台湾的经济一直在下降，族群撕裂，造成了台湾目前的局面。
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会给台湾民主画一个问号，或者，惊叹号。
口述：罗鼎钧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维
本文首发自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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