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那个摘下雨果奖的天津80后科幻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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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写作只是她生活的一小部分，她的写作节奏一向很慢，一年只写一两篇。只有在夜晚，女儿睡着之后，她才会坐在桌前，把头脑中溢彩流光的科幻世界写出来。

对于那些不熟悉科幻的读者而言，郝景芳一夜之间就火了。

8月21日，郝景芳凭借短篇小说《北京折叠》继刘慈欣后，成为第二位荣获世界性科幻大奖“雨果奖”的中国人。

4月入围雨果奖时，这位原本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作者，迅速被媒体贴上80后、科幻女作家、清华学霸的标签，赞誉不断，非议不断。

连郝景芳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多人关注她。毕竟，科幻写作只是她生活的一小部分，她的写作节奏一向很慢，一年只写一两篇。大部分时间，她都坐在中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做数据研究，写经济报告，研究经济结构转型、财税制度，参与筹办高规格的会议。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只有在夜晚，女儿睡着之后，她才会坐在桌前，把头脑中溢彩流光的科幻世界写出来。

郝景芳

一则天体物理学界的不成文规定

2007年，还在清华大学读物理系的郝景芳写下了一个叫做《流浪苍穹》的故事：移民火星的人类爆发了反叛地球的独立战争，使得地球和火星成为两个互不往来的迥异世界。百年之后，地球和火星开始了战后的交往。一群火星少年被送到地球学习。当他们重返火星时，发现自己的命运被两个相互猜忌的世界裹挟。故事的开端就是这群少年回家的时刻，虽然“身的远行在那一刻结束，心的流放从那一刻开始”。郝景芳将这个故事称为“最后的乌托邦瓦解的故事”。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故事的最初灵感来源于天体物理学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在天体物理学界，所有研究的数据、研究成果都是全球共享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挑战人类认知的尖端领域，单打独斗往往是无效的，只有资源共享才有突破的可能。不同于那些自身产生市场价值的应用科学领域和经济领域，天体物理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它既不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又不能变成产品拿到市场变现。

在这样一个“人人赚钱不多”的圈子里，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研究人员最终获得的，并非是经济层面的满足，而是纯粹理论研究的乐趣，是“人们对于天体物理的认识，因为有我的贡献而拓展”产生的精神满足和价值实现。

这在郝景芳看来，和共享经济的乌托邦模式有着某种共通之处。

《流浪苍穹》

郝景芳 著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

因此，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在火星上，最初到达那里的人只是科学家、宇航员和艺术家，他们建立起了一个类似天体物理学界的纯共享社会，人们通过和他人分享自身所得，获得自我认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不再是原先那批科学家、宇航员和艺术家。人人都想要自由的生活，想用集中起来的资源做更多其他的事，原来的小社会就会冲散、瓦解。

“当社会变得庞大且日益复杂化，就涉及到资源配置的问题和人身活动的自由选择问题。原始的小社会就很难维系下去。这就是自由和公共性的冲突。公共性是在某种约定下维持的秩序，而自由则是打破这些秩序的界线。”郝景芳对社会制度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她博士阶段从物理系转到经济系之前，就已经被这些问题吸引。

她自知自己并不是制度决定论者，不相信哪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也不相信达到某种制度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

现实世界并不存在乌托邦。

“人在制度向后迭代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缺陷，在面对制度造成的困难中，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他人，对人真诚。因此，真正好的世界，答案不在制度，而在人。”

郝景芳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她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流浪苍穹》中。

人的内部自由是最高的价值

郝景芳没有把自己定格在科幻作家这个单一的身份中，在她看来，写作本来就有多种可能性。她最近出版的现实主义小说《生于一九八四》证明了这一点。

这本小说写的是三十年里两代人的心路历程。父亲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回城后反思自己，在内心负疚的驱使下，前往世界各地，寻求精神出路。女儿则从小上学读书，生活平稳，经历了公务员、北漂生活，却在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迷茫、痛苦，精神崩溃。

1984年，正是郝景芳出生的那一年。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没有过小说《生于一九八四》中父辈坎坷的人生经历，生活平顺。因为父母对她管束很少，放学之后，七八岁的郝景芳就背着书包，到附近的旧书摊和租书店里搜罗东西读，不管是港版的言情小说、日本漫画，还是旧书、旧杂志、侦探故事，她都照单全收。

到了初中，她把诸如《双城记》《蝴蝶梦》这样的经典读物和言情小说混着看。她开始读武侠，读完了金庸和古龙写的全部作品之后，她发现自己对其他的武侠作品再也提不起兴趣。正是那个时候，郝景芳开始接触科幻作品，发现了一些书的内容之丰富超出想象。这些书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高中起，郝景芳开始阅读卡尔·萨根的《暗淡蓝点》、约翰·格里宾的《大爆炸探秘》和《寻找薛定谔的猫》。她为他们描绘的包罗万象的宇宙痴迷不已。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真实的宇宙更让她好奇。

如愿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郝景芳又阅读了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哲学的文论、海森堡和波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阐释、薛定谔的《意识是什么》。随后，她转向阅读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和丹尼尔·丹尼特的心灵研究。从那时起，她立志成为一名量子物理学家或宇宙学家。

高一那年，郝景芳读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或许是和自己出生的年份有着某种感情联络，或许是书中的内容让她震撼，她记住了这本书。既然奥威尔写的是虚构的1984，那么为什么不能写一写现实中的1984呢？在奥威尔的《1984》中，生产是由上层指定的，生活是受到控制的，一切都匮乏，和外界没有接触，整个社会处于战争的疯狂中。而现实中的1984，计划经济被打破，工厂生产变得自主，银行体系被拆分、市场化，口岸开放，和外界接触增多。人可以向城里流动，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对于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时隔多年，郝景芳再次想起奥威尔给她的启发，开始着手写《生于一九八四》。写科幻的时候，她像个科学家，搜集背景资料，查阅不同星球上的地理环境、大气环境，设计人物如何在不同的星球上生存。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又做起了历史学家，阅读了那个年代的档案资料、传记，翻看了当时的影像资料和老照片。这些材料不停积累，她头脑中关于那个年代的想象就浮现出来。

《生于一九八四》中，郝景芳关注的是人的内在旅程。整个小说的故事线就是小说中“我”的内心疑问的解决过程。在写作的过程中，郝景芳也在和自己的内心对话，寻找焦虑的源头，达到平静的自我。

“如果一个人没有找到平静的自我，他会随时随地处于没有方向的焦虑之中。而找到了平静的自我之后，生活中现实的困难是很好解决的”。

她找到了答案。

她曾多次在作品中反思“命运”这一课题。在《癫狂者》中，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命运不受控制，生活都是假的。在《繁华中央》中，阿玖怀疑自己获得的成功和名誉是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深山疗养院》则讲述了一个学业优秀的男主人公对生活焦虑、想要逃离的故事。

相比于把人物丢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郝景芳更痴迷于写一个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下自我推动型的人。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她的科幻作品大多有一个科幻的架构或外壳，但其内核是成长、青春、自我反思，和对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毕竟，有时候距离一些事情或人物太近，反而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她选择了拉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就是科幻：创造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想法投射进去。

《生于一九八四》则是一种通过拉开心理距离而实现的回顾式写作。小说中的父亲对自己早年的所作所为反思时说：“觉着你周围人本来要干一件什么事，全都往一边跑，你也看不清楚，就跟着大家跑，结果跑着跑着，发现大家全都往另一边跑了，或者是往四面八方跑……”女儿则困惑：“在所有这些纷繁的世界画面中，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自由。”

《生于一九八四》

郝景芳 著

版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6月

郝景芳喜欢思考个体的小命运和无形的大命运之间的联系。在她看来，真正重要的，既不是大命运，也不是个体的小命运，而是个体看待大命运的心态。“我们常常在无意中被大命运推动，觉得很多思想、心态、观念都是无比正确的，其实可能不过是大命运中一个侧面的展现而已”。警惕单从几件事的结论中获得的“真理”，对大命运保持清醒的自觉，是郝景芳对自己的要求。

对郝景芳而言，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当中，人的内部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每个人都有权利感知这个世界，通过思想和选择决定自身的命运。

读者没有理由为作者的眼泪买单

高三那年，郝景芳在课业之余参加了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初赛，她写了一篇小小说《迷路》，讲几个中学生小女孩在公园里迷路了，想要找到方向，为日常生活找出口。后来，她拿了一等奖。大四那年，她转向科幻写作，两次参加科幻文学的征文比赛，都拿了一等奖。由此，她认识了一些科幻杂志的编辑，开始写更多短篇科幻作品，为杂志投稿。

起初，她的作品并不被人看好。原因之一就是，那些小说对于科幻读者而言不够科幻，对纯文学读者而言不够文学，介于二者之间的尴尬定位让她的投稿之路充满波折。写完《流浪苍穹》之后，她拿到《科幻世界》笔会上给人看，没有人回应。这让她十分沮丧，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几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一封邮件：你创造的世界绝无仅有，你的小说有一种其他科幻作家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发件人一栏，写着——刘慈欣。

《孤独深处》

郝景芳 著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

有很长一段时间，郝景芳特别在乎外在的标准，甚至给自己假想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刻意让自己去达到那个标准。渐渐地，她发现自己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对一些事情有怎样的感受。

她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一次旷日持久的反思。最终明白了：当“真我”中有个人无法解决的困难遗留下来，人就容易把多余的精力放在“假我”上面。久而久之，人就与自己的内心没有了碰撞。她想到了一条解决的路径：“只有把真我不断扩大，人才能稳定下来，平静下来，才不会始终都对自己达不到的状态感到焦虑。接受自己现实的状态，一个无限平静和无限丰满的状态。未来的一切发展都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

想通了这件事，郝景芳的内心才渐渐安静下来。她不再因为自我迷失而苦恼，也不会因为外界的评判标准而苛求自己，丢失自己。她说：“外界给我的定义，就像窗户上的影子。我不需要真的把自己贴在窗户上，成为那个影子。只要我还真实地坐在房间里，我的内在自由还是存在的，那窗户上的影子就不会困扰到我。”

正如《生于一九八四》里写的那样：“金钱的、名声的、严肃的、宏大的、革命的、爱恋的时刻，都变成时间流中的一个切面和片段，都不再重要，或者说至少不再以通常理解的方式重要着。重要的只有连续的、云端的、看这一切的这个我。”

文/张畅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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