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在道德要求上高谈“拾金不昧”的缥缈，不如建立道德要求实现的公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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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漫画/陈冬
据《宁波晚报》报道，6月19日，宁波姑娘小徐在路上丢了手机，在拨了十多次电话后，联系上了捡手机的中年妇女，对方开口就索要2000元酬谢费。双方碰面后，小徐意欲给500元酬金，但即便是苦苦哀求，该女子仍拒绝交还。
小徐于是选择报警，不料该女子突然怒摔手机，把手机屏幕摔得稀巴烂，在小徐拿到手机逃开后还骂咧着追赶。据了解，当地警方已介入。
▲小徐的手机被摔得稀碎。图源：宁波晚报。
大妈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拾金不昧传统道德的恶意亵渎，也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直接触碰。《物权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因此，大妈捡到手机返还失主是法定义务。
▲摔人手机者。图源：宁波晚报。
另一方面，《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一条款，强调了对拾得人权益的保护。
只不过，现行制度并未对“保管遗失物支出的必要费用”作出进一步的制度设计，这里的“费用”更多是停留在现金层面。如果支出了可见的200元，失主应当支付。但如果只是付出了等待失主的2个小时，又怎么算？进一步来说，本案中的大妈有没有权利要求回报呢？
不少国家认为，拾金不昧是美德，但要求一定的回报也是可以的。譬如，德国规定，拾得人可以向受领人请求赏钱，具体比例为5%或3%；俄罗斯规定，拾得人可索取20%以下的报酬；日本更严格，受领人须向拾得人支付该物件价值5%以上、20%以下数额的报酬。
然而，在国内，许多人对给予拾得人奖励的做法并不认同，认为“拾金不昧”会堕落为“拾金抽水”。
这一点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与其在道德要求上高谈“拾金不昧”的飘渺，不如建立道德要求实现的公平机制。2001年，辽宁的一个小朋友拾得近20万元现金，将失物送到派出所后，其母希望失主领取失物后能送给小朋友一面锦旗。然而，失主却表现冷淡，“我不会送锦旗，而且一分钱也不会花。她拾到钱，就应该还给我，如果她不还就是违法。”的确，她不给你是违法的，但失主这样的行为公平吗？
在伦理学的视野里，公平体现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均衡，也是道德义务主体对其应有的道德权利的对等要求。在拾金不昧的主题中，在拾得人那里它是道德义务，在失主这里它是道德权利；拾得人在履行了道德义务之后，应有权利得到失主的赞誉、表彰甚至于回赠，而失主应有义务给予拾主以赞誉、表彰甚至于回赠。这种互动都是道德层面上的。如果失主不给予赞誉、表彰甚至于回赠，很可能妨碍拾金不昧社会风气的养成。
道德要求的实现离不开主体的自觉，但不应将其单纯地归结为自觉。进一步来说，在法律设计上给予明确比例的奖励，既符合理性经济人的时代规律，也能推进现行法律的公平机制。
现行《物权法》更强调失主的合法权益，肯定了拾得人的道德义务，却忽视了拾得人的道德权利，甚至存在某种用道德义务“绑架”道德权利的嫌疑，没有体现公正、公平的道德精神，无助于拾金不昧的道德提倡。因此，要在现有的道德框架下约束大妈的行为，无异于牛栏关猫。
当然，拾金索酬并不等于漫天要价。就本案来说，大妈索要2000元酬劳无疑是偏高的，摔碎手机的行为更是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非法占有和敲诈勒索。同样，在前述的德国、俄罗斯等国，“拾金而昧”面临的法律处罚都是相当严厉的。这方面，我国或许可以借鉴。
文/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编辑 易木
值班编辑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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