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感上，“状元”们有改变故乡的愿望，他们或许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为振兴故乡“出把力”，但这并不是他们必尽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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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扛着锄头走过“状元村”小广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培养出18位博士硕士“状元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新京报昨日的一篇深度报道，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报道讲述了山东泰山脚下的洼里村作为远近闻名的“状元村”，40年来走出了9位博士、9位硕士，以及将近60位大学生。然而，这些在城里做了教授、公务员的后生，却无法反哺更多，也无力阻止故乡的空心化。
因为贫穷，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孩子上学、考学，在所不惜，最终在城市里扎根的孩子，同样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对父母堪能照应，对家乡则难以顾及——洼里村的故事，在山东以及全国很多地方也在上演。
那些“衣锦还乡、给乡亲分红包盖别墅、让故乡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只存在于极少数。对绝大多数如我一般的“第一代移民”来说，在城市里扎根、抚育后代，已经耗尽几乎所有气力。
在求学和工作的这些年里，我遇到了不少来自山东的同学、同事。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真实。在学习上表现为认真，在工作中表现为踏实，在交往中则又表现为真诚。他们或许不及城市里长大的人有悟性、博闻强识，甚至有时候缺了一些年轻人的闯劲，但却在持续努力够到自己所能及的更高且更安稳的地方。所以我的很多山东同学都考上了公务员、高校老师，进了事业单位。
▲蓝天下的洼里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些职业意味着，他们很难大富大贵，难以成为“马云”，难有余力回报家乡。但不可否认，这种稳定感为他们摆脱了儿时贫困带来的那种不安。他们靠读书走出乡村，用工作建立自信，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出人生的方向——教育能够如此重塑一个人，足矣。
人的成长背景、眼界见识可能千差万别，但理性思考的能力却是互通的。对于没有背景、没有指路人、没有依靠的农村“漂一代”来说，在能力范围内选择最有把握的人生道路，让未来稳定地向上延伸，是他们做出的理性抉择。城里的娃都在拼“起跑线”，而对他们来说，要到达别人的起跑线可能需要先翻越一座山。
对此，没有人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评他们对故乡的“无能为力”。他们更不必接受人们阴阳怪气的嘲讽——“读了博士能怎样?”读了博士是不会怎样，但高等教育首先教会人们的，是对自己负责，是更独立的人格和思维。
在情感上，他们有改变故乡的愿望，他们或许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出把力”，但这并不是他们必尽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在城市里贡献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同样，“乡村振兴”也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完成——是建立更集约更高效的现代农业;是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去深耕农村这片沃土;是用高速信息传播和开放的市场，把农产品纳入“大流通”;是用更好的待遇和更广的前景去吸引“新农民”。
这些“农事”对村里走出的“状元”们来说，并非所长，也贡献不了太多。但他们在城市里扎根，却给了乡村发展一种信心和力量：努力与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不只是个人的，也可以是整个贫困人群的。
文/孟然（媒体人）编辑 胡博阳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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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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