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当年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应对今天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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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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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典”我们能学到什么？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席卷各国。截至当年7月11日，全球患者8327例，死亡813例。其中，我国内地患者5327例，占63.14%；死亡328例，占42.8%。17年后，一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华中地区大城市武汉肆虐。北京、深圳等地也先后发现输入性病例，甚至泰国、韩国、新加坡和港澳台等地区也有了确诊或疑似病例。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是新型冠状病毒，同样是来源与传播路径不明，同样是发生在春运期间。回顾当年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应对今天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没有危机意识，就是最大的危机
要有危机意识。SARS的首例回顾性病例出现在2002年11月16日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佛山第一人民医院向疾控中心报告，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但由于它不属于《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35种传染病，因而并没有上报。后来，疫情在河源、中山、广州也先后发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因为人们缺少必要的危机意识。
没有危机意识是最大的危机，而应对危机、包括公共卫生危机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方能奏效。尽管中国疾控中心派专家到广东省进行指导，但因为没有跳出医学技术思维看疫情应对，SARS在2003年2月份在广东还是呈现出了集中暴发的态势。
将疫情控制在局地，避免病毒蔓延
要将疫情有效控制在局地。当年的2月1日是正月初一。2月5-10日，广东省每天新增病例50例以上。当月，广州报告病例688例，其中95%以上发生在广州。
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传染病疫情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联系在一起，就会造成病毒迅速蔓延。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具备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是交通四通八达的枢纽城市。当北京出现山西输入性病例后，疫情以北京为中继站向全国扩散，也就成为没有任何悬念的事情。
后来的统计表明，除了新疆、黑龙江出现2例疑似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未能幸免，华北成为极重“灾区”。17年过去了，今天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程度较当年更高，人们出行更为快速与便捷。如果疫情具备人际间传染的条件，其后果不堪设想，甚至相对落后、脆弱的乡村也可能受到重创。
对于传染病，避免盲目的乐观与自信
避免盲目的乐观与自信。SARS的来源不清、传播路径不明，但当时一些人却片面轻言“可防可控”。缺少防护设施的医护人员大量感染，医院本来是救死扶伤的前线却成为病毒肆虐之地。这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的短板，也击垮了人们最后的心理防线。
SARS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人类除了天花，并没有消灭任何传染病。21世纪的危机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往往超越人们的理性预期和防控能力。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与自信，而应保持高度的警惕。
以信息公开应对疫情，避免引发恐慌
让信息公开透明。当年的SARS给卫生传播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但却并非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当权威信息缺位，小道消息就会占据真空，满足人们知情的心理，但也导致巨大的社会恐慌，引发了板蓝根、食醋、抗病毒口服液等药品、商品的抢购风潮。如今，武汉市从1月11日开始对疫情每日进行通报，这也是汲取SARS应对教训的一个结果。
SARS在给我们留下了惨痛教训的同时，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一是及时发布疫情信息。2003年4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决定向WHO通报疫情并召开新闻发布会。疫情通报从最初的5天一报改为后来的每日一报，并对瞒报疫情的高级领导问责，稳定了社会公众的情绪。
二是开展医学科学攻关。当年4月9日，军事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与中科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测序，为科学应对疫情奠定了基础。
三是多部门联动与协同。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共同发出通知，严防非典通过交通工具传播。国务院取消当年的五一小长假以减少人员流动。同时，对重点疫情场所进行隔离。除了原有的传染病医院，北京改造了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并在7天内建成了小汤山医院，迅速提升“非典”病患的收治能力。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的非典防治资金，保证了抗击“非典”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是建立应急管理制度。当年4月13日，在全国防非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要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次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应机制，并将其描述为“中央统一指挥，地方分级负责；依法规范管理，保证快速反应；完善检测体系，提高预警能力；改善基础条件，保障持续运行”。
五是社会群防群治、群防群控，公众被动员起来，并形成了人人讲求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
政府要强化底线思维，严控疫情蔓延
抗击“非典”的最终胜利说明，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彰显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抗非”精神。“非典”不仅催生了中国的应急管理事业，也使得科学发展的观念得以树立和弘扬。
如今，由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具有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借鉴“非典”应对的经验教训，对病患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治，及时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染链、保护脆弱性群体，构建群防群治、群防群控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强化底线思维，本着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负责的精神，以最严格的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特别是要打好“春运”攻坚战。与此同时，社会公众要采取自我防护措施，不信谣、传谣，一方面保持高度戒备，另一方面也要克制恐慌情绪。媒体要做好舆论的引导，科学传播权威信息，但不要过分渲染恐怖氛围。
▲武汉同济医护人员穿防护服接诊 金银滩医院住院楼南部整体隔离。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ID：w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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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阴谋论”趁势作乱
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并且其中又带有“未知”“神秘”甚至让人“恐惧”等成分时，往往就会衍生出“阴谋论”。
尤其是，当人们面临大规模传染病危机时，“阴谋论”之类的谣言，更容易甚嚣尘上。
近期，随着“春运”开启，一种类似当年“非典”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开始由武汉为中心，向各地扩散，引发了举国关注。
因为与“非典”有着诸多的类似，又有人借此打捞出一篇名为《细思极恐，当年中国非典，是美帝对我们的生物战》的文章，大玩了一把“正典”的阴谋论。
一个“非典”是“基因武器”的旧阴谋论
一个“优秀的”阴谋论往往都有如下素质：
1、所述事件带有神秘、未知成分；
2、立一个明确的作为“假想敌”的神秘势力或组织；
3、这一“神秘势力”有着强有力的动机；
4、有部分事实做逻辑链条上的材料，而且貌似很有道理。
由此来看，这篇关于“非典”的文章，优秀“阴谋论”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可谓都具齐了，而且推理还颇为“精彩”。
该文将“假想敌”精准地指向了“美帝”。认为“非典”是其他国家针对全世界华人制造的一种“基因武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该文宣称，在全世界感染“非典”的病例中，96%的都是华人。欧美人、非裔等却都能幸免于难。
这是因为，“非典”作为一种“基因武器”，针对的是拥有最独一无二的“O—M175”基因群的汉民族。
而为什么制造“基因武器”的是美国呢？因为有人声称，他曾经在做某一项目时，发现美国研究机构在“秘密”采集中国老人血样。
美国人通过研究中国各地老人血样，进一步对华人基因做了深入研究。进而制造了“SARS”专门针对华人的基因进行“攻击”。
如此，将事实前后一捋，逻辑强行打通，就有了这一荒诞不经的阴谋论。
这一阴谋论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将美国研究机构采集国人血样和“基因武器”直接挂钩，并将“非典”认为是一场“攻击”。
但是，这种提法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非典”病毒是由美国人研制，并且具体如何攻击的也没提供任何可能的证据。从头到尾，美国制造“基因武器”的说法都只是一种臆断。
而且，文章中还提供了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都是美国人故意制造和传播来的“辅助证据”，这更是荒诞。
警惕荒诞的“阴谋论”
事实上，这篇《细思极恐》所述的论断，主要的观点来自《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一书。
这本出版于2003年10月的书，其中提出的“基因武器”猜测，曾经被广泛议论，当年便饱受诟病。
“非典”过去十数年，这一“著名的”阴谋论其间也鲜有人提及。只不过，在这个时间节点，再被人打捞出来，旧论重提，真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嫌。
可怕的是，这种论断出来，总还有人选择去信，《细思极恐》文后留言，很多人表达了震惊，不少人则是在赞同基础上进行了评论。
在这个时候，类似“非典”是“基因武器”之类荒谬旧论被重提，难道又想拉仇恨，将“矛头”指向新的靶子？
眼下，是新型肺炎刚开始蔓延之际，对于其传播源头和传播途径，都还未能研究清楚。在未知、疑惑有诸多不明的情形下，往往会出现诸如“阴谋论”之类的谣言。
这种“阴谋论”的论调，除了消费公众情绪，博取流量之外，对于公共利益，对于疫情防护毫无价值可言，反而会加剧恐慌，乱上加乱。
此前，钟南山院士已确认，这次的新型肺炎可人传人。面对一场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公众或多或少会有恐慌，但是我们要警惕，这种恐慌会被“阴谋论”等不实谣言利用、放大，进而引发混乱。
我们之前已经成功控制住了“非典”，面对这次的新型肺炎，理应更有信心。
当下，正值“春运”高峰，重中之重在于遏制疫情扩散。与此同时，做好疫情信息公开，也尤不可缺。
黑夜与未知会带给人恐惧，但白昼不会。
文/王宏伟 狄宣亚 实习生 孙文静 校对 刘军
值班编辑 李二号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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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新京报评论”“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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