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8岁的毕节姑娘汪江玲第一次来到离家1700公里外的北京。经过清华大学校园时，她在校门口驻足良久，深夜柔和的灯光和凉风扑面而来，她却激动得手心冒汗。
▲2020年8月，汪江玲受滴滴“橙果计划”邀约来北京参加夏令营，她站在清华大学校门口留影。受访者供图
这是国内材料化学专业最好的学校，她背包里装着一封贵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专业正是材料化学。
汪江玲是家里五个孩子里的老四，也继姐姐哥哥们之后，第四个考上了大学。
她的家在贵州毕节的深山里，在当地，父母一辈大多种庄稼和做零工维持生计，到了子女这里，读书几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但对于大多数的农村家庭而言，这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贫穷缠绕着农村家庭的家长，孩子因此早早选择打工赚钱、结婚，为家庭减轻负担。
汪江玲的父亲汪平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为此常年在离家四百公里外的昆明做滴滴司机，收入供养五个孩子的学业，他说，“日子再苦，也要供他们读书，一个都不能少。”
▲贵州留守女孩：老奶奶来我家说媒 没有父亲支持我可能读不了书。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ID：w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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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的高考
7月7日，高考第一天，汪江玲前往考场的路上，路旁停着一排贴着“爱心送考”标识的滴滴车，一旁陌生的司机见到背着书包的她，都会喊一声“加油”。
在四百公里外的昆明，早上六点多，汪平便出车了，路过学校附近，他会慢行留意有没有考生经过，如果有考生用滴滴打到他的车，他会直接选择免单。“女儿也在去考场的路上，这个时刻做一点好事，也是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多点运气，能考得更好。”
前一晚，留在毕节的二姐汪婷陪汪江玲住在考场附近的酒店。晚上，家人们在微信群视频里聊天，“哥哥姐姐说起以前考完试大家玩疯了的事情，许诺考上大学要去给我买新手机，”汪江玲在屏幕前哈哈大笑，考前紧张的气氛消散了许多。
汪平像往常视频时一样，最后总结，“别紧张，尽力就好。”
他讲不出大道理，自己初中学历，在学习上帮不上什么忙，他就鼓励孩子们互相帮助，大女儿自考大学发愁英语学习，弟弟妹妹都学得不错，汪江玲发愁的数学和物理，却是哥哥弟弟的优势科目。
▲2020年暑假，汪平一家在毕节家里。受访者供图
每周一次的视频聊天惯例从汪江玲读初中时开始，周末的夜晚，这个分散在几座城市的七口之家会聚在屏幕里，“见上一面”。
视频里经常会讨论习题。“有时我提出备考时遇到一个难题时，大家都会说自己的思路，一人说几句，意见不统一时能吵起来。”汪江玲说，无论在视频时讨论题目多久，父母都在镜头前认真倾听，最后总结一句，“注意身体，好好学习”。
因为疫情影响，汪江玲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毕节老家备考，和姐弟们难得长时间聚在了一起。
汪婷成了家里的生活主管，和奶奶一起负责“后勤”工作。到饭点便来喊汪江玲吃饭，保证她的营养，清晨傍晚还要拉她出门锻炼。
在汪家“一家人”的微信群里，时常发来一长串小视频，有汪江玲认真复习的场景，汪平会为女儿点个赞。
汪江玲听网课时，上高一的弟弟也常坐在一旁听讲，弟弟数学学得很快，有时能一起讨论一下难题，碰上两个人都不会做的题时，就大声呼喊求助哥哥。她回忆，那段时间，“非常有冲劲，很多不懂的知识点都这样搞懂了”。
汪平很喜欢听孩子们在视频里聊题目，虽然他听不懂，但在他看来，“孩子们没有上过兴趣班、补习班，全靠自己去学，能读出这么多知识，很不容易。”而作为一个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家长，他能做的只有耐心倾听。
▲汪平与女儿汪江玲。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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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摊位上长大的孩子
二十多年前，汪平跟着亲戚来到昆明做工。他在昆明北郊的普吉街集市附近，租下一处摊位，几根粗竹竿横纵交叉，用铁丝绑住，挂上衣服、包包和鞋子叫卖。
大女儿、二女儿出生后，汪平和妻子背上孩子守摊。天没亮出门，深夜才背着熟睡的孩子到家。
等女儿们到能上学的年纪，弟弟妹妹又出生了。汪平形容，五个孩子几乎都绑在背带里，在摊位上长大。
清晨6点过，汪婷常常被一阵嘈杂声吵醒，这个时间，父母和其他邻居在收拾准备出摊。
等老四汪江玲起床时，父母早已出门，桌上留下几块钱，她们得自己买一天的饭，常常到夜晚入睡时父母尚未归家。
有时集市散得早，一家人能一起吃顿晚饭。饭后，汪平会挨个看看孩子们的作业。汪江玲记得父亲握着她的手，教她写数字5，她老是画个圈圈，父亲笑，“考试要考零蛋。”这是汪江玲记忆里难得的与父亲相处的悠闲时光。
生意不错的头几年，汪平用赚到的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送回老家，也在老家搭起一幢两层砖楼，等着慢慢攒钱装修，至少孩子回家不用借住在亲戚家里。
汪婷记不清一家人在昆明搬了多少次家，时常是因为房租涨了，从一间平房搬去更远的平房。即使这样，在逼仄的出租房里，各个角落都放着汪平买的报纸和故事书，也有五兄妹买的课外书。汪平说，“没钱买玩具，弟弟妹妹就跟着哥哥姐姐看书，读书的习惯就是这样慢慢养成了。”
2012年，10岁的汪江玲离开父母务工的昆明，回到毕节老家，成为了“留守少年”。
▲汪平一家在十多年前的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刚回到毕节的村里，汪江玲感觉“有点水土不服”，不同于昆明温暖湿润，毕节多山，紫外线强烈，她在村里跑上一圈，身上马上晒出红红点点的小疹子。
初二时的一个周末，她骑自行车摔伤，右腿踝关节骨折，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再回学校时，汪江玲发现新课她完全跟不上了。
看到有职业高中来招生，汪江玲打电话给父亲，“干脆去读职业学校算了。”汪江玲算了一笔账，哥哥姐姐都在读书，她治腿伤已经花了家里好几千块钱，读职高也能少花钱。
汪平听完她的想法，生气地挂断了电话，再联系时，他告诉女儿：“试着去考一考，爸爸砸锅卖铁都会供你读书，大不了复读一年，你再试一试，我相信你。”
中考成绩出来，汪江玲考上了毕节六中的尖子班。她所在的初中，六七十个人的班级考上高中的学生只有几个，一些同学去了职业高中。而没能考上高中的学生，男孩大多选择早早出门打工赚钱，女孩家会有媒人上门说亲。
汪平大女儿十几岁的时候，也有媒人上门，被汪平回绝了，他说，“日子再苦，也要供他们读书，一个都不能少。”
汪平家要供“五个孩子读大学”的话传了出去后，上门的人才少了，也有邻居说起在外打工的孩子，“一个月能赚好几千块钱，一直读书有啥用。”
汪平不以为然。没能多读书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也“吃了很多没文化的亏”。
“多读一点书，哪怕回家种地，也能用高科技种地。”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想让孩子们未来能拥有多一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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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拼了命地赚钱”
以前每年的两个开学季，是汪平最发愁的时候。供养五个孩子的学业，对于在昆明务工的汪平与妻子并不容易。
有几年，汪平记得，借学费得借到开学前一天，亲戚朋友得被他问上一圈。
借钱时，高瘦的汪平肩膀都耷拉下来，帮亲戚搬货物，嗫嚅着开口，“她们想读书，我还是得供，男孩女孩都一样，不能给孩子拖后腿。”
大女儿很少开口问钱。每次送大女儿坐大巴去卫校，问她要拿生活费吗？女儿总说不要。有一次，大巴快开了，汪平掏出兜里全部的150元，从车窗塞给女儿，朝她晃晃手。汪平记得，父女俩的眼圈都红了。他心里明白，每次给孩子的一两百块，哪能剩下多少？
孩子问他要买学习用品和书籍的钱，他从不吝啬。超过五十块，他会说一句，“晚点给你”，他拉着货出门一天，晚上肯定会把钱尽量准备好。有时候，汪平和妻子赶场摆摊一天，收入也不过100多块钱，他得分成几份。
这种经济上的窘迫，很容易被孩子们察觉。汪婷记得，父亲时常在早晨四点就拉着一车货出门，去很远的地方赶场，也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为了省一点钱，舍不得开出租屋的暖气。
汪婷在毕节读初中时，为了节省生活费，她中午会走四十分钟路回家吃饭，鞋底磨得薄了，垫上厚鞋垫继续穿，等到彻底磨破才敢告诉父母，“妈妈更节省，一件十几块钱的衣服能穿好多年”。
2018年，汪平对钱的焦虑到了最重的时候。老大大专刚毕业即将找工作，老二在毕节当地上大学，老三老四在读高中，老五也上了初中，需要开销的地方更多了。
一位老乡建议他去跑滴滴，说一天能跑300多块。汪平借钱加分期买了辆二手车注册了滴滴司机，这样家里的负债都快十万元。
起初一段时间，汪平每天清晨六点多出车，几乎两三天才回一趟家。夜里就停在市区路边眯一会儿，一天下来，最多时他能跑一千多块钱，最少也有五百多块钱，他截图发在家人群里，“今天挣了这么多，明天继续加油。”
2016年，老二汪婷考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2018年夏天，老大大专毕业，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遵义一间卫生院工作，又自考上遵义医科大学念本科。老三被新疆的石河子大学录取，汪平咬牙买了一张一千多元的机票。寒假回家时，老三不舍得再买机票，买了火车硬座，坐了50个小时回到毕节。
汪平有了稳定的跑车收入后，妻子在昆明更偏远的镇上盘下一间小铺面，继续卖衣服，两人的收入已可以负担五个孩子的学业，用他的话说，“吃得上饭，养得住家。”但他和妻子依然俭省，他算着，“得还买车的贷款，还亲戚的钱，再还孩子的助学贷款。”
▲隔上两三天，汪平从昆明市区跑完车回到郊区镇上的服装铺，和家人吃上一顿晚饭。受访者供图
“虽然父母没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的爱是在线的，我们从来不缺安全感，不会担心今天有钱用，明天没钱用，只要你没钱了，父母一定会想办法打给你。”汪婷说。
▲汪平与三个孩子相聚，大女儿在贵州遵义的医院工作，大儿子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上学。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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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
2020年8月，汪江玲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成为家里的第四位大学生。
▲汪江玲在毕节家中。受访者供图
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汪平回老家时，同乡见到他会主动打招呼，“你们家几个孩子读书真争气啊！”汪平腰杆挺得笔直， “只要他们想念下去，我肯定不能给他们拖后腿。”
今年47岁的汪平算了一笔账，两个女儿已经从大学毕业，大儿子正在读大三，老四也考上了大学，把最小的儿子供出来，五个孩子便都读完了大学，这至少还需要六年。“六年，再跑个60万公里车，我再和我的车一起退休。”
二十几年早出晚归的操劳在汪平身上留下明显痕迹，他前额的头发少了。
汪平现在是昆明一支滴滴小分队的队长，带着四五十个司机，小分队连续几个月拿下了投诉率最低，服务好评最多的奖项。他每个月能拿几百元的奖金，他会截图发在家人群里，分享他的喜悦。他出车时，每跑4个小时时间滴滴会语音提醒他休息至少二十分钟，汪婷知道后才放下心来，“担心他太累，身体出问题”。
这个暑假，汪江玲受到滴滴“橙果计划”的邀约来北京参加夏令营活动，她也将获得一笔“橙果奖学金”。
“橙果计划”作为国内首个关注网约车司机子女教育发展的公益项目，今年已经进行到第三届，面向当年高考中成绩优异的滴滴网约车司机子女，通过颁发奖学金和系列线下活动的方式，助力司机子女教育。
成绩优异的司机子女有机会获得滴滴“橙果计划”颁发的奖学金并参加“橙果夏令营”。根据滴滴2019年平台数据显示，77%的滴滴司机师傅已有子女，其中，40%有两个及以上的孩子，76%的司机子女是未成年。
在夏令营，汪江玲认识了许多准大学生。来自安徽大别山区农村的舒睿琪便是其中一位。她的父亲舒世春也是一位滴滴司机，18岁的她今年考入了复旦大学。
9岁以前，舒睿琪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是一位留守儿童。到小学三年级时，父母从广东打工回来，父亲舒世春在村委会工作，为了便利她的求学，在县城租住了一间小房子，她转入了县城的小学。
她一下意识到自己和同学的差距。她不会说普通话，成绩也落在班级后边。攻克了语言的难关后，成绩才提高上去，她找到了对语言和文科类课程的兴趣，想要学文科。
高中时，舒世春成为了滴滴司机。每天早晨6点半钟，女儿是他的第一位乘客，晚上十点半后，女儿是当天最后一位乘客。
高考成绩出来后，舒睿琪填报了复旦大学的护理学专业，这是她在疫情期间浮现的念头，也深受父亲的影响。“在一次深夜出车中，遇到一位醉醺醺的，乘车去大桥边试图自杀的乘客。舒世春看乘客情绪不稳定，耐心听他倾诉了很久，才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舒睿琪说，她很敬佩父亲，也希望自己成为有勇气去救人的人。
今年，共有7000多个司机家庭参与了滴滴「橙果计划」活动。截至9月10日，参与「橙果计划」的司机高考家庭中，考取北京大学3人，清华大学3人，浙江大学4人，复旦大学4人，上海交通大学3人……此外，共计240余位「橙果」家庭考生被985高校录取，370余位被211高校录取，共有2007个司机子女考上大学。这些司机家庭来自出租车、快车、优享、礼橙专车、豪华车、代驾和青桔单车运维等多条业务线。下一步，滴滴公司还会为「橙果计划」获奖司机子女提供在校期间的实习机会等。
▲滴滴公司“橙果计划”邀请子女考上大学的滴滴司机家庭来北京，举办“橙果之夜”家庭见面访谈会。
在北京，汪江玲第一次见到了故宫、长城，她在初秋的夜晚，和二姐、弟弟骑自行车踏遍了中关村的每一条街道，路过了几所名牌大学。汪江玲停下想了许多，她未来想继续读研，学习材料化学，钱学森、黄旭华是她从中学时便崇拜的科学家。
她想起父亲汪平常念叨的话，“多读书，才能走出大山。见见外面的世界，未来你们的人生能有更多的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好就行。”
新京报记者肖薇薇 编辑胡杰 校对赵琳 值班编辑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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