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茶翁物语
卖茶翁是日本黄檗宗的禅师，俗名柴山元昭，法号月海，又号高游外，生于一六七五年，以八十九岁高龄（一七六三）圆寂。他将近耳顺之年，就毅然辞别「寺院」，肩挑茶担，挂「百两不算多，半文不嫌少。白喝也无妨，只是不倒找」的特製茶旗，在京都一带活动。当时的京都是人口多达五十万的大都会。幕府政治的重心虽已迁往江户（今东京），这个古都却仍是文化、经济的首善之区。凭本身的文化涵养，加上恬淡自由的生活方式，卖茶翁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人中几乎颳起一阵「旋风」。书画家为茶摊街景挥毫作画，文人从茶诗偈语的字里行间捕捉灵感。有些跟他交情深厚的人，因羡慕而纷纷仿效改名为「卖药」、「卖花」、「卖酒」、「卖炭翁」等等。最重要的是，卖茶翁对「煎茶」文化的平民化、普及化的贡献。日本的茶史上，卖茶翁被称为「煎茶道」的祖师爷。
茶，最早是当做药材。汤、丸或散（粉末），乃草药三种不同的用法，茶则属于汤类。因为汤药的製法称为「煎」，「煎茶」之说，由是而来。水煮嫩叶，沸后喝汤，自古以来，广泛採用。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说的《点服法》，是先将茶饼磨粉，放少量于碗内，斟入热水，然后慢慢搅拌饮用。如此繁複的过程，只有少数上层社会人士才有閒情逸致去享受。出身于乡闾之间的明太祖，一反大宋帝王的奢侈成风，而且为了体恤民情，下诏废除茶饼，连进贡朝廷以龙凤为图纹的茶饼精品「团茶」，也改用茶叶。入清以来，製茶的技术逐渐改进，茶叶成品的嫩度也相继提高。口语化了的「泡茶」便替代了「煎茶」。不过，词「失而求诸野」，「煎茶」一词，仍在日本大行其「道」。
抹茶道煎茶道两大流派
「煎茶道」的「道」，可不是《中庸》所云「不可须臾离也」之「道」。称其为一种艺术或技艺，庶几近矣。唐代「煎茶」老法，虽早经日本吸取，不过，安史之乱后，大唐元气大伤，日本终于在公元八九四年废止实施了一百年的「遣唐使」政策，两国关系断绝，日本的饮茶文化亦趋式微，在他们的文献留下一大段空白。到了宋朝，又有僧人把「点茶」新法引入。那是属于贵族阶层的活动，其后演变成为一种生活上的高雅艺术。同时，有「煎茶」习惯的人，也用心于技艺的设计与品质的提升。于是，近世日本茶道形成两大流派﹕以两宋盛行的「点茶」为基础的「抹茶道」，与以明清风格的「煎茶」为内容的「煎茶道」。从人文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来，「抹茶道」代表宋元禅学文化而形成于十七世纪末叶；而「煎茶道」则富有明清文人精神而完成于十九世纪中期。在日本政治史上，天皇朝廷中的公卿大夫与握有实权的幕府将军及其诸藩武士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抹茶道」乃武士必备的教养课目。相反，「煎茶道」则为公卿大夫所喜爱。两大流派的对垒，俨然是一场「文化相扑」。固然「抹茶道」人多势大，但它太注重刻板而繁杂的仪式常常为人所诟病，这就让「煎茶道」的生存与发展得到的契机。
长崎的「唐人坊」
卖茶翁之所以被奉为「煎茶道」祖师爷的地位，跟日本的锁国政策与明末福建黄檗宗东传的历史有关。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在天主教徒怂恿下发生的九州农民动乱之后，日本幕府终于一六四一年颁布全面「锁国令」，禁止任何人出入国界，断绝对外关系。唯一例外，只有中国和荷兰两国商船允许从长崎登岸。直到美国培里舰长敲开江户湾大门，这个闭关自守的政策执行了二百一十二年之久。长崎成为日本对外独一无二的港口，中国人便「得天独厚」，在那里发展了繁荣的「唐人坊」。最明显的有长崎三寺﹕福兴寺、福济寺、崇福寺分别属于江浙、福州、泉漳籍的「唐人」。这些「唐寺」的建筑都是明清僧侣设计的，住持也由中国人担任。一个特点就是专设天后宫祭祀东南沿海民间信奉的妈祖。除了商品之外，「唐船」还将大量绘画、书籍、艺术品等侨界所需求的「乡货」运去。长崎既是吸收与传递中华文化的大本营，三寺僧人对日本后世茶文化发展的影响，自不在话下。
长崎的唐人一直希望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前来三寺「点化」。在华南沿海一带享有盛名的隐元和尚，正是他们心中的首选，但迟迟未获首肯。隐元隆琦（一五九二—一六七三），俗姓林，福州人。早岁在嘉兴兴善寺习《法华经》，又至峡石山碧云寺学《楞严经》，才高学博。一六三三年，他就任黄檗宗发祥地福建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扩展道场，营建殿宇，焕然成为东南一大禅林。佛理方面，他强调「万法唯心，心外无别法」，「己身弥陀，唯心淨土」的「禅淨合一」思想，倡导坐禅念佛，自成一家。先是他的弟子蕴谦戒琬与也懒性圭分别应福济及崇福两寺之邀东渡弘法，但也懒不幸途中溺死。于是，崇福寺住持逸然性融派人到福建福清当面向隐元恳求亲驾。隐元歎曰：「此乃子债父还也！」终于一六五四年率领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湛性莹、独吼性狮等共三十人，搭乘郑成功安排的大船前往长崎。当时幕府管制宗教思想界甚严，寺院被纳入行政系统，和尚可以蓄髮、食肉、娶妻，变成了一种职业，佛教逐渐陷入腐败堕落的深渊。隐元的到来，不但是「唐人坊」的一件大事，在日本全国佛教界也掀起一阵热潮。四年间，隐元先移居京都普门寺，继而应邀进住江户麟祥寺。幕府将军德川家纲亲自接见，赐以衣金，批示在京都附近宇治修建日本的黄檗山万福寺，由他住持。福建黄檗宗的主力，自此移师日本，最后发展壮大，与临济宗、曹洞宗并称为日本禅宗三大派别。隐元和尚临终前一日，受日皇特赐为「大光普照国师」。身后又有三位日皇逢其诞辰纪念分别追赠「佛慈广鑑」、「径山首出」，及「觉性圆明」的国师諡号。
万福寺的成立，是「黄檗」历史发展的里程碑，更意味「黄檗文化」对日本社会的深厚影响。最重要的是，皈依者众，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衍生了上千座附属于万福寺本寺（亦称本山）的「末寺」。其次，隐元与分任福济、崇福两寺住持的木菴性和即非如一等人的书法，号称「黄檗三笔」，加上大鹏正鲲和尚的《印章篆说》，方三官、林高龙、范道生等人的佛像雕刻，以及寺内收藏的书画文物，都给日本文化界提供了观摩的机会。再者，木菴弟子铁眼道光发愿刻经。他两次募足经费，移用于大坂洪水及近畿饥馑的紧急账济，第三次才了却宏愿。一六八一年，六千九百五十六卷《黄檗版大藏经》问世，对一六四八年日本佛经首刻《天海版大藏经》而言，不但篇幅增多，也有普及版性质，堪称为日本佛教史及印刷史上的大事。现存整套四万八千二百七十五块原刻木版，已于一九五七年被定为重要的「文化财」。最后，万福寺僧侣的日常生活习惯，也被吸收而成为日本民俗的一部分。「隐元豆腐」、「黄檗馒头」、「唐点心」之类的食品，是新款美食。至于淨素烹饪「普茶料理」，便是主客围桌的宴会了。
福建乌龙茶东传，当然要归功于隐元和尚。他东渡后早期所作《种茶》一诗，下了「唯植赵州真种子，以成黄檗旧家声」的心愿。一六六九年终于有《试茶》的因缘，云﹕「聊斟黄檗茶，舌上放莲花。迷者醒酣梦，高人品相嘉。赵州为莫逆，宇治当邻家……」在这首诗里，他把宇治和「吃茶去」、「禅茶一味」的发源地赵州相提并论了。
茶是卖茶翁第一次参谒唐寺的第一印象。他晚年的著作《梅山种茶谱略》一书写道﹕「我少年时，与师父去长崎，一位僧侣待我甚厚，款待我吃武夷茶。席间话及武夷，僧曰﹕『武夷山川秀丽，茶树繁茂』，其讚美之语甚详。」接，十五岁那年，适逢宇治万福寺第四代住持独湛性莹六十寿辰，他又跟随师父前往祝贺，还在寺内住了半年。童僧本来不淮跨进方丈禅堂。独湛破例让他入座，与之亲切交谈，并赐诗偈。我们可以推测，受到如此礼遇，于是他立下重振禅风、弘扬黄檗精神的夙愿。
出家人卖茶自适
二十二岁时，卖茶翁云游四方，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心胸平坦、视野广阔的禅师。经过七年考验，才回万福寺拜晤独湛师父。两人相谈甚欢，并一起在京都一带游览多日。此时他已年近而立，对京都的景物、黄檗僧的人文修养与黄檗宗自然豁达的禅风，尤其是煎茶三昧中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心嚮往之。凡此种种，都是卖茶的「一切因缘生」了。
此后三十年左右，故乡佐贺龙津寺是卖茶翁固定的「家」。住持化霖道龙师父迁化后一段时间，他不得不扛起处理寺务的责任，直到一七三二年大潮元皓和尚回来，他便把住持的位置交给这位师弟，到京都卖茶去了。
出家人过的应是修行生活，怎麽可以有卖茶的行径呢？他在《对客言志》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解开这个疑虑﹕
有客问我，夫沙门和尚须伽蓝，受十方供养。若无供养，须乞行自活。此乃大圣之遗戒。今汝身居闹市，鬻茶自活，请问出自何意？余答﹕法门广大无量，可随机之利钝，设教万般。经曰﹕心淨则土淨……酒肆鱼行，淫舍戏场也可成为淨刹。综观今日俗僧，身处伽蓝空间，心驰世俗红尘者十之八九。借出家之名，千方百计贪求信施。见施者便献媚敬重于父母师长之上，遇不施者便以冤家相待，其害甚于劫盗。凡唐土禅林，大都主伴各自耕田自活。余无力于编鞋卖柴，只得烹茶卖于往来之客，此乃余之夙愿。
这里把中国的「唐土禅林」与日本的「今日俗僧」做了比照。「俗僧」之于「茶事」，他又在《梅山种茶谱略》诠释一番﹕「今日游荡俗僧，滥行茶事，附逐世尘，且标榜遵循古人，实与古人之茶有天壤之别。」强调身心淨化，解脱现实价值观的束缚，抛弃物质欲望而求内心的自由，才是禅师的信条。卖茶只求维持最低的生活。他的志趣在于修行与交游。物质方面固然是穷困的，但习禅、明律、感通、兴福的履行与体验，乃极其富有。
事实上，月海禅师一生中最大贡献，乃是卖茶的那段日子。这个暮年的成就，却是少年早就立定志向和经历了一辈子的涵养与修行。他大胆批判僧人腐化及武士家族支配「抹茶道」世界，为煎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处于社会变迁的江户后期，在文化人如池大雅、木村蒹霞堂、上田秋成、田能村竹田等人的推广之下，「煎茶道」才能逐渐形成而且流传下去。
除了《梅山种茶谱略》和《对客言志》之外，卖茶翁尚有汉诗一卷、尺牍及书法条幅等数十件。他的诗，日文用《卖茶翁偈语》作书名，禅意十足。一九九六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江户汉诗选．僧门》收集四位僧人的作品，以卖茶翁所佔篇幅最多，计五十多首，内容大多与茶有关。他喜用「口占」、「偶成」作题，都是即时即景的真情流露。
《偈语》开卷《自赞》云﹕「处世不知世，学禅不会禅。但将一担具，茶茗到处煎。到处煎兮无人买，空拥提篮坐溪边。咦！何物好事谩描出，一任天下人粲然。」对自己的画像，他作《自赞三首》，其中有「非儒非释亦非道，一个疯颠瞎秃翁」的句子。只要天下人能像郭璞《游仙》所说「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我是「一个疯颠瞎秃翁」又何妨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茶具是煎茶文化的一部分。所谓「煎茶五器」，包括茶炉、砂铫、茶罐、茶壶、茶杯。凭卖茶翁当时的盛名，他用过的茶具的价值绝不低于位高权重武士家中最宝贵的「抹茶道」茶器。为了避免自己死后这些用具被商贾叫卖，在八十一岁那年的九月四日，他从箱内拿出四件小茶具分送友人，馀者全部焚毁。《仙窠烧却语》是他诗集的殿后一首，云﹕
我从来孤贫无地无锥，汝佐辅吾曾有年。或伴春山秋水，或鬻松下竹阴，以故饭钱无缺，保得八十馀岁。今已老迈无力于用汝，北斗藏身将终天年。却后或辱世俗之手，于汝恐有遗恨。是以赏汝以火聚三昧，直下向火焰里转身去。转身一句且如何？良久云，劫火洞然毫末尽，青山依旧白云中。
他把心爱的茶具人性化、人格化了。想起少年鲁迅有除夕祭拜书神的奇想，历史上又有人将玉器赋予「五德」、「九德」、「十一德」之说，动机各不相同，但所表现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底蕴则一。卖茶翁不重视现实的价值观确是坚持到底了。可是，茶具既毁，他那煎茶的特有方式，因而失传，不啻是日本茶史上一件憾事。
（注：作者为美国伊利诺大学退休教授。）
卖茶翁茶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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