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府为不再强调整体增长数，而是强调结构性改革和环境资源问题，但2014年GDP依然受到很大的关注。实际上，GDP增长仍然是发展和改革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需求最重要的标志和信号。在投资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的过程中，中国亟需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除了继续前进别无选择，这已经取得广泛的共识。在3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之后，现在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就是呈现的的是小的渐进变化。
更深层次的持续结构性改革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放缓，因为整个国家正剥离低附加值的产业，在产业增值这个梯子上艰难地向上爬。同时，兼顾环境和资源因素，推进服务业并鼓励消费，减少投资和信贷依赖，重新平衡贸易账户，这都将减缓增长。一个适度减缓过程被中国政府和公众所广泛接受。
然而，如何才能精确地校准这个“度”仍不明确，而且这导致了市场的不安情绪，因为增长稍有下滑就可能意味着经济面临的巨大冲击。经济下滑的速度和幅度是很难预测的，这引来了更多的关注和对市场持观望态度的势头。如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不断加快，可能会进入自我强化的循环并可能脱离控制。GDP增长下滑10个基点意味着人民币票面价值减少7000亿，失业者增加1000万。2014年，整体经济是否能承受20、50或甚至100 个基点的增长下滑尚不明确。
如何权衡改革与发展的观点，存在着两个明显分歧。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可以自我调整，因此适度的减缓是健康的。这也就是说，政府应该积极推进改革，务实GDP的减缓并放任市场经历一场“生死斗争”。在我们看来，这种休克疗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中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严重的不稳定和动荡。反周期政策能够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确保这个度以及减少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旦下行周期成为现实，经济就很难顺利过渡。而在一个上行周期中，政策制定者可能不愿意实施新的改革。改革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周期当中会更容易。如果政府坚持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那么看得见的手可以操控反周期政策，从而使得改革更加高效——单靠市场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因此，通过期望管理和微调政策为经济提供适当的缓冲，减少改革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和对就业率的影响是一个更优的策略。
在改革的道路上，适当的政府干预以减少波动、支持稳定增长对中国成功过渡到新的大稳健时期十分重要。干预并不意味着强烈刺激，那种已经被淘汰并且已经过渡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政策规范的做法。但这也不是说没有干预。实际上，政策导向将不断微调以顺应经济和金融活动。这将需要政策上更好的沟通、更高的透明度，来更好地管理市场预期，使得政策更加高效。在我们看来，在这一阶段政策沟通需要更加透明清晰。
中国在明确结构性改革的优先事项上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1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描述了60项改革任务，包括六大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和共产党，以及市场与政府权力平衡以更好地分配资源达到更高效率。改革的框架在2013年2月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被进一步明确，并确定了2014年的改革重点在保证食品安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公众健康和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上进一步确定了公共的五大领域包括：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改革和城市化改革。从去年11月的60项改革目标到今年3月的五大领域的转变反映了这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政府短期的周期性政策并不明确，短期政策在过去的一年走了很多弯路。政府在去年3月公开表明不想进行干预，在7月宣布了一项微型的刺激计划，在12月宣布2014年将把稳定增长确定为重点，在今年3月暗示较低的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又在4月表示了对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压力的担忧。政府提供的混淆信息使得确定合适的期望变得很艰难。
在此之前，8.0-9.0个百分点的上限被广泛认为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合理区间，而且中国的GDP增长目标20年来都被确定在8.0个百分点。换言之，8个百分点是增长的下限。但是，这一次市场面临难以确定7.5个百分点作为上限还是下限，合理区间是什么，采取政策措施的区间是什么，以及政府如何介入干预这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的各种理解和猜测进一步混淆了市场，加强了弱周期中的观望情绪。
没有明确的方向和指导，经济调整又会遵循旧的“反应”模式，而不是“先发制人”，即政策的宣告和协调必须等到有坏的情况发生以后。因此有效的期望管理和积极的微调政策是平衡发展和改革的关键。一个清晰的增长目标与之准确的理解和明确的指标可能有助于缓解市场的担忧情绪，鼓励投资和消费。换句话说，“底部”管理在大稳健时期是至关重要的。发展和改革都能够顺利地开展，如果公众认为7.5个百分点是政府增长目标的下限，并且当缩小到某一范围时政府就会采取干预，比如说7.8-7.8个百分点。
同时，防止经济过热也同样重要，所以需要确定增长上限，并且政策评价需要更加频繁有效。对应中国的五年计划，针对五年确定一个大概在7.5-8个百分点的GDP目标范围可能比每年确定一个数字更好，因为这样可以以一个更加有效的方式指导期望和提振市场信心。
只有经济增长上限和下限被明确下来，结构性改革才会赢得信任。市场将看到短期政策得到长期目标的支持，因此不再受当前深化的失衡影响。
作者：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主管、PIIE访问学者，胡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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