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4年的研发投入约1.33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24.5万篇，也位居世界第二。此外，中国还是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在全球的第二大贡献国，显示了高水平的科研实力。2014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科研的学术影响力与产出量的惊人增长不相匹配，此外，人们还担忧中国在产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突破性成果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系统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都严重依赖单一的评估标准，例如SCI论文的发表数量，却不太重视科研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并且，中国缺乏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效机制，这也阻碍了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实现。中国科研正如其经济一样，都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中国需要改变其科研文化，使之更侧重于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从而保持科技的持续发展，并将科研产出转化为生产力。
为了探寻中国科研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自然出版集团（NPG）采访和调研了中国各地多个科研院所超过1700名科研人员，他们都曾在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反映了他们的心声。
参与调研的科研人员结构
以下是新材料在线从白皮书中节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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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的流动：从人才外流到“海归”
Q：您是否打算出国做博士后？如果您打算出国做博士后，您希望在国外呆多长时间？
多年以来，中国有大量学生和科研人员去往发达国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籍研究生数量从1987年的1.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3万人，几乎增加了两倍，中国由此成为美国理科博士最大的海外来源国。受高薪和优越的科研环境的吸引，这些毕业生大多数倾向于留在美国。
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科研发展的中心，中国的科研经费持续增长，科研环境也不断改善。受此吸引，许多外籍的科学家和学生也开始来到中国。另外，许多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与中国本土大学合作在中国开办校区和研究中心，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科研合作。
中国由“人才外流”反转为“人才回归”或“海归”，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地位。
在本白皮书中，自然出版集团分析研究了参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科研人员所提及的需求和担忧，纵贯科研的三个重要阶段：即科研资助、科研实施，以及科研成果的传播。
一、科研资助：优化扶持，意在卓越和创新
过去20年，中国研发投入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6%（按可比价格），到2014年已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科研基金的分配机制对于中国科研人员及其科研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调研发现，近年来科研基金分配流程在公平性和效率上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有一些领域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优先平衡——获取科研资助在过去5年里变得更困难了，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首先，中国的科研资助机构可更多地资助基础研究，以推动有深远影响的创新。目前，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中国全部研发投入的5%，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的18%，英国的16%以及日本的12%。在接受调研的PI中，有超过80%的人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而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上看，很多应用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基础研究的发现。
其次，持续投资于看似‘天马行空’的创新想法，有望带来长期收益。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通常会优先资助那些建立在过去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项目。有四分之三接受调研的PI认为，对于潜在影响和实际价值尚不清晰的研究项目，资助机构敢于承受风险予以支持的力度还不够。而对一些小众课题或新兴领域的资助，则往往受限于评审者的研究背景，以及资助计划对学科领域的要求。不过基金委的“面上项目”正在让这一状况发生改善。
再次，资助机构可更多地扶持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以提高科研生产力并获得长期效益。中国的年轻PI在刚刚开始独立研究时，可以获得政府和科研机构提供的支持。科研机构通常会给年轻PI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并以此作为合同的一部分，以帮助他们启动实验室和研究项目。政府也有资助年轻科研人员的专项资金。
不过，调研结果显示，现有项目尚有提升的空间。目前还缺少一些专门面向年轻科研人员的规模更大、更稳定的资助项目。年轻科研人员最容易申请到的项目，如基金委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以及科研单位的启动资金，通常规模在20到80万元人民币，为期3至4年。对于最有创新性和生产力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来说，这种资助规模可能不足以维持实验室运转。
最后，增加人员劳务费可以帮助改善研究效率。政府部门通常在某些类别的经费预算上，用于支付研究人员薪酬的预算上限常常较低，一般为10%到15%，在大多数科研制度成熟的国家，人员薪酬的预算分配更有弹性，甚至有可能占到研究项目直接费用支出的一半以上。
更公平，还是欠公平？——评审过程的公平性和效率如何改善？
当时中国科研存在的问题——资金申请的评审往往取决于个人关系或工作关系而不是科研价值，这一问题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虽然基金委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申请流程的公平性，在有些领域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资助方面，仍有改善空间。
首先，科研资助机构可以更广泛地采用基于研究价值的同行评议机制，进一步提高科研环境的透明度。基金委最受称赞的变化之一就是参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模式，采用了基于科研价值的同行评议机制。为此，基金委建立了自己的评审专家库，入选者都是各领域广受尊重的杰出科学家。为了抵制个人关系对评审的影响。基金委为此采取了严格的两阶段评审程序。
其次，在设计和发放重大项目的资助时，扩大科研界的参与面可以提高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在世界范围内，重大项目通常都服务于国家战略，并有着引人瞩目的成果。在中国，重大项目往往由政策制定者所选择的一小部分高级专家提议，其决策过程往往被认为缺乏来自更广泛的科研群体的意见。此外，重大项目常常规定了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结果将可申请者局限于一小部分预先决定好的人。这一做法可能会限制科研探索和创新。而且，防止利益冲突的措施还不够严格，有些参与项目设计的科学家也是申请者之一，导致了人们对不公平竞争的担忧。
严格尺度如何把握？——关于资金的使用
虽然有必要通过检查来防范腐败和资金的不合理使用，但过度严格的规定却有可能降低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
首先，资助机构可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障碍，并增加资金使用的弹性，以帮助科研人员提高生产力、提升效率。资助机构通常会要求资金获得者详细说明预算方案，列出明细，并在获得资金后严格遵守该方案。事后如有调整，就要通过复杂的程序，并且难以获得批准。然而，科研工作实际上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在有些情况下会导致资金使用上的低效和浪费。基金委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以精简资金申请、评审和评估的繁琐手续。
其次，简化资金使用的报告、评估和财务审计流程，让科研人员有更多时间专注于研究工作本身。在接受调研的PI中，约五分之二的人反映，他们20%以上的工作时间要花在与申请资金相关的活动上。为了解决目前科研资助系统中的问题，中国政府正计划重组科研资助体系。到2017年，中国大部分竞争性的资助项目都会整合为五大类别的科技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中国将建立一个多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来统一审议科技发展战略规划、项目与基金的布局与设置、重大任务指南及其它重要管理工作，而科研项目的管理将由政府监督下的专业机构来执行。
调研表明，中国在改善科研资助体系以更好地支持科研人员方面正取得显著的进步。进一步的改善将更有利于培育一个鼓励创新的科研环境。但与此同时，中国科研文化与实践的某些方面还需要更仔细的检视。
二、科研实施：文化及实践
获得资金后就开始展开科学研究工作了。此时，科研人员必须驾驭复杂的情况，确保有相应的知识和资源来完成最初设定的目标。当前，中国科研文化在很多方面正在发生转变，中国要在这些转变中获得成功，很可能取决于是否能保持一种相互支持、恪守原则和积极合作的科研文化，以及能否培养所必需的人才。
培育支持型的科研文化
首先，随着课题组结构的变化，扶持年轻PI的方式也要相应地变化。近年来，中国很多顶级科研机构正在采用一种鼓励年轻PI从一开始就自闯新路的模式，但该模式中，更多的年轻科研人员认为他们在博士或博士后阶段，或刚创立实验室之时，没有获得充足的指导。而且，这一问题在中国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中更为普遍。因此，在年轻科研人员独立发展的同时，还应当鼓励他们多方寻求指导。
其次，科研机构可减少资深科学家的行政工作负担，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指导年轻人。中国资深科学家较之西方的同行，要承担更多繁重的行政任务，这也让他们鲜有时间指导他人。
运作实验室远非基础化学课那么简单——科研人员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多方面的培训，有一些培训,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觉得特别欠缺，质量也需要提升。
有必要提升撰写论文和资金申请书的培训，以帮助中国科学家参与全球竞争。许多中国科研人员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英文写作和科研论文的逻辑架构是个挑战。同时，撰写资金申请书的培训需求也很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科研资助竞争激烈而科研资金又很关键。
最后，增加数据管理和科研项目管理的培训，有利于提高科研生产力、效率和科研成果的可复制性。
填补人力资源短缺，使科研回报最大化
中国拥有数量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许多科学家却苦于缺乏博士后研究员和实验室技术员。那么，中国的科研机构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更为均衡的人力资源结构呢？
首先，要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科研机构不妨摒弃陈旧过时的人事管理体制。“编制”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PI招收博士后和技术人员，“编制”的诱惑让一些有能力的博士生去从事教职，而不是去做博士后或技术人员。
再次，把科研评估的重点放在研究产出本身，而非海外经历，科研机构才能把更多有才干的科学家留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对海外经历的重视为中国科研带来了巨大好处，但是，随着中国在科研基础设施和研究能力上取得领先地位，受访科学家普遍认为不适宜再强调海外学习经历。让最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不得不去海外“镀金”，已成为中国缺乏博士后的重要原因。
合作并非易事
中国科研人员看好中国科研合作的前景，但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清除的障碍。
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需要考虑采用更加细化的方式来评估科研，以减少对第一作者身份的争夺，从而推动国内科研合作。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评估机制过于简单，一味强调文章发表的数量，并完全把文章归功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缺乏一个认可多位共同作者贡献的更合理的分配机制。
其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消除不利于正常学术交流的行政障碍，促进国际合作。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经常需要交换实验材料，中国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障碍。一些邮寄到中国的样本或其他材料可能会滞留海关数月，导致研究陷于停滞，某些生物材料还可能因此而失效。此外，差旅费的预算限制、国际旅行的行程限制及繁复的行政审批程序，都阻碍了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合作。
道德教育
五分之二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认为，中国科研不端的严重程度与国外大致相同，但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认为中国的情况更严重。接受调研的科学家总体持积极态度，相信中国未来会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但我们也发现有些方法可以帮助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加速这一改善的进程。
首先，资助机构可采取更为精细全面的评估方式，减少科研人员“走捷径”的压力。许多情况下，科研不端的起因来自科研评估系统，因为该系统往往简单地将经济利益和职业前途与一些量化指标挂钩。如何重新确定评估系统的方向，使之关注科研的实际成果，现在是一个全球热议的话题。中国科学院等中国顶级科研机构都已采取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结合定性评价的评估系统。
其次， 需要改进科研道德规范的培训，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多数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都表示曾接受过科研道德规范培训，并没有表现出增加这方面培训的强烈需求。
再次，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可增加调查工作的透明度，并统一对肆意违反科研道德行为的处罚，以抑制学术不端行为。在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中，有91%的人认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在发现、防范和惩罚不端行为方面加大力度。
三、科研传播：通过发表论文与公众传播提升科技影响力
当中国已与欧美等科研强国同场竞技时，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强烈意识到向公众传播科研的重要性，但他们往往埋头于撰写和发表论文，参与科学传播的程度仍然很低。随着政府不断推动具有积极社会影响的科研工作，科研的公众传播就更加重要了。
质量重于数量——“不发表，即灭亡”？？？
首先，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应考虑采取更细化、更关注个体的评估方式。87%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表示，他们今后可能降低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但会瞄准更高水平的期刊。科学界需要防止过于注重“轰动性”的论文，因为这可能会阻碍科研成果的传播，并延缓科研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进程。
其次，中国应该考虑采取措施鼓励“开放科学”，特别是鼓励分享数据。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科研资助机构规定，科研人员要将其资助的科研项目中获取的所有数据开放共享。但调研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对开放共享数据这一全球趋势的热情不高，甚至是不太知晓。
写，写，写——提高撰写论文的技巧
首先，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当考虑提供更多的写作培训。中国本科教育缺乏这种关键性的训练，这也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如果将论文（essay）写作纳入教育体系，如本科阶段甚至是中小学阶段，那将极大地改善中国下一代学生和科研人员的科技写作水平。
其次，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业内认证系统。中国显然对高质量语言编辑服务有大量的需求。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常常缺乏英语写作技巧，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这种服务。如果能为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权威的衡量标准，让他们能够借此判断语言编辑服务商的服务质量，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无形的障碍？——如何消除对中国科研人员的评审偏见？
有些接受调研的PI认为，他们在某些国际期刊特别是高影响力期刊的同行评审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除了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审稿人的比例之外，要消除对中国科研人员的偏见或者这种观念，还需要依靠编辑和同行评审过程中的关键实施者，即期刊及其出版商。尤其是，他们必须继续与科研界进行更广泛的磋商，对同行评审过程加以改革创新，并做新的尝试，以减少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偏见。
信任危机——沟通的重要性
科学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交流越来越重要。告诉公众科学家在做什么，说服纳税人支持科研，与政府和产业界建立联系，激励年轻人成为科学家，这些都是科学界应充当的角色。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今年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居民中只有6.2%的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23。显然，中国的科研人员意识到向公众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中却面临障碍。以下的方法可以改善中国的科学传播情况。
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资助机构可以将科学传播与科研人员的评估适当挂钩，以激励其积极参与科学传播活动。
科研院所和资助机构需要设法缩小参与科学传播的意愿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距离。
媒体和科研机构应该提高其科学传播人员的素质，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传播的潜力。
最后，人们需要更专业、有效的科学传播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