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禁止商拍，不应是治理终点
近日，北京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多个景区叫停商拍。更早一些时候，北京故宫、西安钟楼、泉州大开元寺等也对商拍予以规范。商拍缘何屡屡引关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一段时间以来，商拍成了很多游客的心头好。寻个惠风和畅的日子，找个“出片”的景区，由专业摄影团队出手，把雕梁画栋、碧水青山和自己一齐定格到“绝美大片”里。若是去那古色古香的景区里，当一日限定版的“阿哥”“格格”，也颇有吸引力——不仅欣赏了美景，丰富了体验，还能收获“人生照片”，岂不乐哉。
客观而言，从器材设备、构图打光到服饰妆造，专业的商拍团队往往能提供相对优质而全方位的服务，缺器材的、缺技术的、缺旅伴的、不想自己折腾的，都可以轻装上阵。商拍的走红，一定程度折射着文旅产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人与景相互映衬，于其他游客而言也是美事一桩。拍完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晒晒照片，让没来现场的人云赏景、种波草，还能为景区再贡献一波流量。
看似皆大欢喜，实则也有烦恼。当“贵妃”“皇上”挤满景区，各个经典“打卡点”大排长龙，甚至有些商拍团队还驱赶正常参观的游客，事情就变了味，自然引致质疑。不仅如此，本想安安静静的“沉浸式游园”，却遇到牛皮糖一样的营销揽客、追逐兜售；好机位全被商拍占了不说，还有部分摄影师为了追求拍摄效果，随意翻越护栏甚至破坏公用设施……商拍一旦泛滥无序，不仅影响普通游客的权益，对景区的正常运营也带来困扰。
从主题乐园叫停，到知名景点和公园说不，不少“苦商拍团队久矣”的网友拍手叫好。与此同时，也有人深表遗憾：“不让拍照，感觉白去玩了”“拍照的需求应该被看到”。不同的声音，源于大家旅游偏好的差异：有人热衷用精致大片留下“到此一游”的美好证据，花了钱就要“能出片”；有人偏好消消停停地赏景、参观，不被过度打扰。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诉求，对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禁止商拍后，下一步咋办？一些景区明确表示，禁止商拍，但对于带妆造进场、互相拍照的游人并没有阻拦，留有一定空间。一些景区在探索上线自营服务，规范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还有网友建议，可以划分一定区域为“拍摄区”，在景区的调度和管理下开展业务，与其他游客互不打扰……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尝试。毕竟，尽兴游玩是共同的目标，办法总比困难多。
说白了，“禁”是手段，“治”才是目的。商拍的板子，不应该打在照相摄影身上。如何整合资源、创新管理方式，在游客与游客、游客与景区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应当成为景区的必答题。而对广大游客而言，除了“网红同款”，也不妨多挖掘些“独家记忆”，留下更别致的美好。
这正是：摄影本无错，人景相宜君乐见。有禁更有治，皆大欢喜方如愿。
变身敦煌飞天仙女、做一日苗疆少女、换上宫廷服饰“穿越”到深宫内院……为了拍下美照留念，许多游客会选择请专业水平高、服务质量好的商业性拍摄团队来拍摄写真。最近，“商拍”再次引起网友热议。起因是本月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北京多个景点陆续叫停“商拍”。
多数网友“苦‘商拍’久矣”，表示支持景区禁止“商拍”，因为“终于能好好看个景了”。从事实来看，“商拍”团队进入景区拍摄的确带来诸多问题。其携带的三脚架、反光板、化妆箱等设备，有的占道，有的占据拍摄点，给其他游客正常游览带来极大影响，而且，一些不文明“商拍”行为还可能给景区文物造成损害。从属性看，国有景区、公园都是公共属性，而“商拍”显然是一种盈利行为，与景区的公共属性相背离。
不过，景区禁止“商拍”的同时，还有一些问题不得不关注。比如，被景区拒之门外后，“商拍”何去何从？从常识角度来推测，有的商业拍摄团队可能会转战未禁止“商拍”的景区，有的可能“以整化零”绕过景区道道关卡，与景区工作人员玩起“猫鼠游戏”，来达到牟利目的。
以北京部分公园为例，虽然在入口处提示“谢绝商拍”并公布举报电话，检票工作人员紧盯着游客携带的大包小包以及服装，有的还设立商拍治理岗，但记者调查发现，景区仍活跃着多个拿着专业设备、指导游客摆姿势的人员。原因是，游客太多管不过来，对“商拍”难准确分辨。
禁拍前，“商拍”团队有明显的特征，如团队行动，设备凸出，甚至有专门工作服。而禁拍后，“商拍”团队就有可能乔装打扮躲避景区管理。因为依据现有法规，景区只能制止“商拍”并劝离，无权没收相关设备。
在景区很难精准甄别“商拍”，且无权处罚相关人员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规，增加相应细则，比如“商拍”虽然违反《北京市公园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但根据该条例园方只能“责令改正”，对此有细则出台，园方才能更有抓手；另一方面，也要合理疏导“商拍”，比如有的游客独自旅行，为了留下美好记忆，会找“商拍”团队拍摄，对游客的这种诉求也要考虑和满足。例如，在不影响其他游客正常游览、不伤害文物的情况下，可适当留个“出口”，拍摄机构经过登记和获得许可后可进行“商拍”。
至于景区是否有必要向“商拍”团队适当收费用于景区公共设施维护，也值得探讨，毕竟“商拍”是一种盈利行为，不能钱“商拍”团队赚走了，景区却为“商拍”造成的损毁现象买单。
12月16日，成都某中学的“学霸就餐区”引发热议。在网友发布的图片中可以看到，该学校食堂中专门划分区域标明“学霸就餐区”，在该区域就餐的同学们的餐食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学生。不少网友在评论区提到，这样的做法是在将学生划为“三六九等”，有失教育公平。
17日，该学校发布情况说明称，“我校为激励学生，对12月考试中表现优秀进步明显的高中学生给予一顿就餐奖励，于12月16日中午就餐时设立了‘学霸就餐区’。日常学生就餐并未分区。”同时，学校表示，“此事反映出学校在落实素质教育工作中还有差距，对学生的激励方式思虑不周全，对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认识不足。现已整改取消。”
我们常常说，做得不错“加个鸡腿”。可是，当就餐奖励以“学霸就餐区”的方式摆在面前，很多人却觉得没有那么舒服。细想起来，恐怕原因就出在“学霸就餐区”将被表扬的个体与其他人群做了公开区分，换句话说，就是高调地给同学们贴了标签。这种标签化的做法，无意中在学生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在界限的一侧，“学霸”获得额外的优待和关注，另一侧的其他同学则可能感受到了被忽视或是被比较的压力。
其实，此前也有很多学校的“花式”物质奖励登上热搜，这些奖励中甚至包含瓜果蔬菜、猪肉和活鱼。但是，这些奖励大多被视为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肯定和鼓励。“学霸就餐区”的氛围却恐怕难言轻松，坐在“学霸就餐区”的孩子们也未必就能吃得太自在，因为这个座位同时也带来了是否能够“常胜”的压力和焦虑。
而且，“学霸就餐区”中，“学霸”位置的旁边并没有“体霸”，也没有“文艺之星”和“实践大王”，这就形成了一种“成绩至上”、评价标准单一的观感。我们不妨和奖状对比一下，作为一种普遍被认可的奖励形式，奖状包含的奖项更加多元。它不仅奖励同学们的学业进步，还奖励他们的品德表现、创新能力、团结协作、社会实践以及文艺和体育才华等等。
相较之下，“学霸就餐区”的奖励面则显得狭窄。同时，学校将“学霸”标签与生活场景下的优待结合在一起，这就无意间传达了成绩好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的信号。但步入社会后，学霸们也会体验生活的参差，也可能会感受到力不从心。只注重成绩表现而忽略综合素质的发展，实则并没有将育人的眼光放长远。
教育评价背后呈现的是教学的导向。我们要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就势必要克服唯分数论的痼疾，完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引导同学们实现全面发展。当然，评价体系的改变并非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能够单独完成的任务，它需要整个教育系统乃至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近日，成都石室成飞中学因设置“学霸就餐区”引发舆论热议。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一举措旨在奖励在月考中表现优秀的学生，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餐食和特制的文创产品。然而，却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认为此举有违教育公平原则，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目前，石室成飞中学已就此事道歉，学校通报称“此事反映出学校在落实素质教育工作中还有差距，对学生的激励方式思虑不周全，对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认识不足”，已整改取消“学霸就餐区”。
从学校的初衷来看，设置“学霸就餐区”是希望通过物质奖励的方式激励学生。学校也明确表示，这种奖励并非特权，只要学生在月考中取得优异成绩，都有机会获得。
然而，尽管奖励的初衷没错，但“学霸就餐区”的实施方式却并不妥当。将食堂的一部分区域专门设置为“学霸就餐区”，并在桌子上摆上醒目的标志，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优秀的学生与普通的学生是不同的，他们应该享有更多的“特权”和待遇。
这种“优生优待”的做法，与当下全国中小学校推行取消考试排名的大趋势相违背。教育的核心在于育人，旨在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非制造等级分化。“学霸就餐区” 将学生以成绩为单一标准划分，这无疑是在向学生灌输 “成绩至上” 的观念，可能会助长学生唯分数、唯排名论成败的心态，甚至延伸出以考试排名定等级、定位次等不良之风。
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健全人格的塑造。学生时代本应是多元发展、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阶段，过度强调成绩差异会破坏和谐的校园氛围，滋生嫉妒、自卑等不良情绪，导致部分学生对学习成绩的过度焦虑和压力，从而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同时，这也反映出部分学校教育评价体系的片面性，仅以月考成绩论英雄，忽视了学生在品德、艺术、体育等多方面的潜力与努力。
如何既能达成教育激励作用，又能够兼顾公平，并非一件易事。石室成飞中学的这一事件，也给其他学校提了醒，学校本应是培养未来社会栋梁的摇篮，而非制造等级差异的 “工厂”。教育者当摒弃功利思维，以更宽广的胸怀、更科学的教育理念，为学生营造包容、公平、多元发展的成长环境，让每一朵青春之花都能在平等的阳光下绽放。
据界面新闻报道，最近，成都石室成飞中学设置“学霸餐”一事引发社会关注。面对外界批评，成都石室成飞中学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学校对此深感歉疚，称学校为激励学生，对12月考试中表现优秀进步明显的高中学生给予一顿就餐奖励，于12月16日中午就餐时设立了“学霸就餐区”，日常学生就餐并未分区。当事学校还在通报中写道：“此事反映出学校在落实素质教育工作中还有差距，对学生的激励方式思虑不周全，对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认识不足，现已整改取消。”
所谓的“学霸就餐区”，对有机会享受优待的“学霸”而言，似乎颇有吸引力。但究其本质，其实是把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不仅会在学生之间形成隔阂，伤害部分学生的自尊，也不利于为成绩优异的学生养成正确的三观。学校设立这种激励，其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完全以考试成绩论高低，而忽视了其他细节，恐怕只会适得其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学校会按照成绩给学生分类，比如根据成绩分为“AB班”和“快慢班”，为了重点培养某些成绩突出的学生，还会设置“火箭班”。那些成绩具有中下游的学生，则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设置“学霸就餐区”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无非是换了一种表现方式。这类做法，并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其实，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潜质，而且随着学生认知方式和学习习惯的变化，成绩也可能随时变化，教育工作者不能仅凭一时的成绩来给学生“贴标签”。2020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到，“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涉事学校既忽视了教育的常识和规律，也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要求，成为众矢之的并不令人意外。
正如涉事学校在致歉中所承认的，“对学生的激励方式思虑不周全”，想让学生更努力地学习，一定有比设置“学霸餐”更科学、更稳妥的激励办法。
教育激励是一门学问，值得教育从业者认真研究、思考。做好教育激励，首先要以人为本，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遵守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每个学生的天赋和性格不同，成长的家庭环境也不同，老师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评判所有学生，而应以诚心与耐心去了解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现实中，有的老师会利用家访、单独交流等方式，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提高成绩的方案。兼顾不同水平、不同分段的学生，因材施教，才是好的教育应有的内涵。
再者，教育激励的手段不宜过度功利化，更不能“踩一捧一”。比如，有的老师不仅特别偏爱成绩好的学生，还要对所谓的“差生”进行打击。这难免导致一些本来就对学习缺乏自信的学生更加自卑，甚至自暴自弃。而且，“好学生”仅仅因为成绩比同学更优秀，就在校内得到各种优待，对其人格成长而言，恐怕也不是什么好的教育。让未成年人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反而可能使他们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养成以自我为中心、唯结果论的错误人生观。当然，面对学生的成绩，我们也不能过度强调极端平均主义，应该适当鼓励学生之间的公平竞争，发挥成绩好的学生的榜样带头作用。
总而言之，中学阶段的教育激励，应该是稳妥的、人性化的，需要让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教育、热爱学习。对于在学生之间划分等级的“学霸就餐区”等做法，广大教育工作者理应保持警惕。
一篇7000字的结课报告，大三学生傅雪在AI的辅助下，仅用一周便完成了，比以往至少省去了一半的时间。据澎湃新闻报道，近几年，拥抱AI工具已在高校之中成为趋势，很多学生开始习惯借助AI完成论文。然而，不少高校教师却对此持保留态度，多位老师表示，在国内高校中，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写作能力欠缺已经成为一种通病。有老师直言，一些学生交给老师的原创作业“充满了AI味，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痕迹”。看得多了，这位老师甚至能辨别出学生们使用的是哪一家的大模型。
学生想方设法使用AI工具、老师不得不化身“福尔摩斯”鉴定原创成色的内耗状态，显然并非大学教育的理想样貌。对此，高校简单“一禁了之”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如何有效划定使用AI工具的边界，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大学生将AI工具作为学术“小助手”，使其代劳一些前期准备和重复性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妥。比如，在临近期末、毕业等时期，学生大多面临多线程任务，时间本就非常宝贵。这时，在准备小组展示时输入发言提纲，由AI工具转化成精致美观的PPT，无疑能省去不少复制、粘贴、调整格式的时间，把更多精力放在打磨内容上；准备毕业论文时，借助AI工具帮助自己检索主要文献，在了解相关文献核心内容后，基于自身研究重点再作精读，也能提升研究效率。
只是，当AI工具成了纯粹的“代写工具”，或是让AI代劳过多，以至于出现数据来源不权威、“车轱辘话来回说”等问题，恐怕就逾越了合理边界。不管是读书报告，还是小组作业、课程论文，其目的都是锻炼学生的学术素养和思维能力。对大学生来说，接到任务后转手“外包”给AI工具，一时是省心了，却让自己错失了宝贵的知识探索、思维碰撞的过程，丧失了自我磨砺、提高能力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AI工具的使用规范不能是笔“糊涂账”，相关模糊地带有必要被进一步厘清。除了在原则上要求学生不能违规使用AI工具外，高校也有必要细化规范，明确AI工具的使用在哪些具体环节是被允许的、哪些不当应用属于学术不端、是否需要标注使用情况等，并开设相关指导课程，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养成良好的AI工具使用习惯。
在这一方面，一些先行者的探索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学生使用指南》就明确：学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时，需对相关内容进行标红，且直接生成的内容不能超过全文的20%。复旦大学发布的《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AI工具的规定（试行）》也提出“六个禁止”，比如禁止使用AI工具进行研究方案设计、创新性方法设计等。有了细化要求和相应惩处措施后，学生也就有了具体的行动指南。
同时，对于AI代写情况，也不能只靠教师“凭经验判断”。加强高校同业界的合作，推出更加可靠的“AI率”检测工具，是当下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在此基础上，高校才能更科学地界定何为过度使用AI工具，继而实现有效规范。
当然还要看到，除了偷懒思维外，一些学生之所以会过度依赖AI工具，也有一些无奈之处。就拿毕业论文来说，中国青年报社2021年展开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毕业生表示毕业论文有难度，57.5%的毕业生感觉学术训练不够，不知如何下手。可想而知，当毕业论文截止日期不断逼近，而自己又缺乏学术指导和助力时，学生便很可能转而向AI工具“求助”。
这提醒各大高校，在规范AI工具使用的同时，也要“看见”学生写论文难、整理文献难等现实困境，通过开设论文写作课程、强化导师指导职责等方式，全面提升学生的文献检索、阅读和写作能力，使其面对学术任务时更加从容，不至于被迫向AI工具“求救”。
近日，一篇题为《ChatGPT发布两周年，“大学生的作业里充满了AI味”》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这篇文章生动勾勒了AI入侵高校后的师生众生相：大学生拼ChatGPT会员，“为科技付费”，使用AI成写作业日常；老师们则化身人肉AI味检测器，在无措与摇摆中与学生斗智斗勇。这篇文章因太过真实而引起广泛共鸣，也掀起人们对于AI冲击下学术诚信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两年前，ChatGPT横空出世，震惊世人。随后，各类大模型你方唱罢我登场，加速落地和迭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植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面对生成式AI的威力，大学校门毫无招架之力，一些学校在短暂相持后选择大门洞开。生成式AI进入大学课堂，但与此同时，利用AI作弊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虽然没有使用者会主动承认，但使用AI完成课堂作业甚至毕业论文，已经是校园内公开的秘密。其中不乏“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AI生成内容高达80%”的故事。全球同此凉热，据外媒报道，许多英国顶尖大学中涉及生成式AI的学术不端行为数量激增，一些院校记录的疑似AI案件数量增长了15倍。
如今，我们已无法让AI从我们的世界彻底消失。既然生成式AI的入侵无可避免，那留给我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规范和引导AI在论文写作中的合理使用。
得力助手还是作弊神器？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辅助”，如何划定“辅助”与“代写”的边界，在哪里标记“AI作弊”的红线。换句话说，论文写作中，AI该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出现和参与？AI应用泛滥下，亟需我们拉直每一个问号。
前不久，复旦大学正式发布《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AI工具的规定（试行）》，提出“六个禁止”，比如禁止使用AI进行语言润色和翻译等，对AI工具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过程中的使用作出详细规范。在此之前，福州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出台规定，对毕业设计（论文）中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占比进行检测，若AI率超标，将要求自查自纠，并将此与评优等挂钩。
虽然对于一些细则，学术共同体内尚有争议；对于AI使用率，也尚缺乏有效的检测工具；在激烈的绩点争夺下，自我报告式AI使用规范效果难料，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规范性文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们作为卡尺和准绳，为在短暂无序中感到茫然的学生们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也是在这些具体的行动指南中，学生们将进一步感受和理解学术诚信，并在之后持续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自己与AI的“和平共处”互动模式。
帮助读文献、做综述、完善框架、制图画表、提示观点、补充案例、文字润色……在本该体现思辨性和创造性的毕业论文中，当AI可以轻松实现如此的大包大揽，我们在夸赞其“生产力”之余，是否也会惊出一身冷汗，是否也会有一个问题在脑海中不停盘旋：还有什么是我们所无法被替代的？不仅高校师生，每一个置身AI时代的人，都需不停自问。
近日，有多名家长举报，称孩子阅读的一本名为《野史》的课外书本中掺杂了大量低俗网络用语，内容也是错误百出，扭曲历史、丑化古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更何况，它伪装成“必修”“教科书”的模样，让人乍一看还以为孩子在看课本。
青少年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也极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倘若一些错误信息、低俗理念趁“虚”而入，很容易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对其未来的世界观、价值观都产生一些误导。
不难想象，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商家企业热衷于通过类似噱头“吸睛”，进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销售量。可类似读物怎能在市场上流通并且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呢？平台方、监管方，是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仅是孤例。还有部分童书也同样存在着错误的常识、不良的导向，良莠不齐的现象亟待改善与整治。
要清除“有毒”读物，既要家校合力，共同为青少年筑牢“防火墙”，在购书过程中注重甄别与择优；电商平台也要严把审核关，让急功近利者“无门可入”“无机可投”。此外，图书出版监管方还应与社会各界共同织密“监督网”，及时遏制此类现象发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一本好书，或可影响人的一生抉择。愿好书常伴左右，少年未来可期！
近日，有多名家长举报，称孩子阅读的“课外历史书”《野史》掺杂大量恶俗网络用语，并且该书被仿照成教科书模样，“远看真假难辨，我还以为孩子真在看历史书。”根据家长反馈的线索，记者在一家电商平台看到，该本《野史》商品链接的标题里带有“必修”“教科书”等字样，这些书籍封面则印有“义务教育教科书”字样，开卷页还写着“见证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瞬间”等内容，粗略一看，会让人误以为真的是历史书。
这本《野史》除了在封面“掩人耳目”以外，内容也错误百出，歪曲历史、丑化历史人物、将严肃历史低俗化等案例比比皆是，部分插画更是不堪入目。比如，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写成“第一次释界大战”，臆造“梵高被网暴后患上‘玉玉症’，割手、割耳”等。
青少年正处于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阅读这些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有毒读物”，极易形成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误人子弟，莫此为甚。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读物竟然在多个电商平台均有销售，且销量较大。部分商家甚至将其标识为“中学教材热销第一名”，以此吸引消费者购买。恶俗《野史》的热销，怎能不令家长们愤怒担忧？
截至目前，部分线上店铺已经下架该书链接，但有部分店铺仍在销售。据该书的销售商介绍，此书是彩打版，并非正规出版物，也没有作者署名。倘若所言属实，这种“三无产品”又是怎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电商平台的？“有毒读物”等到家长举报才曝光，谁该反思？商家固然不应该唯利是图，平台同样难辞其咎。
值得一提的是，儿童读物存在类似的问题并非个例。在纸质书遭遇严峻挑战的情形下，很多原本不怎么涉及儿童读物的出版社，也纷纷瞄准少儿阅读市场这块“大蛋糕”。资料显示，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550多家涉足少儿出版，儿童读物约占图书销售总量的四分之一。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之中，童书质量良莠不齐，即便是正规出版的图书，也曾出现低级错误。
去年，有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部分儿童图书有过度暴力、惊悚、色情描写，有的儿童绘本插图暴露、人物比例奇怪。更有甚者，有歪曲历史、不良价值导向的内容。此前，有网友爆料给孩子买的历史读物《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出现事实性错误：在讲述甲午中日海战的历史时，书中用了一张“丁汝昌投降图”。事后，相关出版社迅速停止了该图书的线上线下销售，全面收回销毁，并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为孩子构筑起心灵“防火墙”，父母师长在帮助孩子甄别选择儿童读物之外，电商平台也要尽到对“有毒读物”的鉴别和把关职责，积极治理和整改平台内相关乱象。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当切实担起监管职责，并建立便捷的举报机制，鼓励家长、学生和社会各界积极监督，多方协力从源头上共同杜绝粗俗乃至“有毒”儿童读物流入市场。
10.港乐“光辉岁月”，为何总惹人怀念？
最近，随着相关综艺开播，港乐再次掀起“回忆杀”。光阴荏苒，为什么人们总是愿意在不同的时刻重新聆听这些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旋律一响自动跟唱，让人念念不忘的港乐，不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世纪末之间诞生的歌曲。这一时期，伴随着经济的腾飞，香港的娱乐业也迎来了突飞猛进。在这片土地上，传统与现代激荡，本土与“舶来”交汇。既保留经典元素，又融合国外流行元素，港乐渐成风格。
如果说最初的港乐更多是学习和模仿，那么随着香港的飞速发展，港乐也逐渐沉淀出了更多自己的味道。“大海切不断它延伸的根，高山挡不住它望乡的眼”，唱出深沉隽永的家国情怀；“迎面更有千千百年”，悠扬旋律里，我们看见这座城市的意气风发；“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缩小视角，我们也能看见霓虹灯下小人物的乐观通达……就像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气质一样，港乐看见此间人，记录此间事，引发广泛的共振与回响，凝结成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进一步探索港乐的传唱，则不得不提到香港的流行文化。对于不懂粤语的观众而言，粤语歌多少有点“识听唔识讲”的距离感。但当这些歌曲和影视作品一起袭来，画面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理解的鸿沟，创造出无数经典回忆。当至尊宝与紫霞仙子含泪对视，“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的苦楚已无须多言；当小马哥开着快艇去而复返，枪林弹雨中，我们难忘怀“今日我与你又试肩并肩”的铁汉柔情。电影与音乐的结合，形成了一阵温柔却有力的风，吹遍了街角巷尾，吹进脑海、吹进心田。
这也是一阵清新的风，许多人从中感受到了情感的不同表达。可以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的江湖快意，可以是“柔情似水爱共永”的细腻柔情，那些欢欣雀跃，那些难分难舍，在抽丝剥茧的歌词里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在一次次全心全意的演唱中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些成长中绕不过去的体验，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由此，也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总对港乐保留一份偏爱。
直到今天，关于“港乐”的怀念依旧。歌里这样唱道，“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或许因为时间，或许因为人群，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文艺作品如江水滔滔不绝，一浪接一浪。与当初港乐“一枝独秀”的局面相比，今天恰是“百花齐放”。
对于观众，这意味着更丰富的选择、更个性化的表达。对于从业者，从更大的视野来看，新故相推正是文艺生命力延续的一种体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观众的青睐，新生代的创作者们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
年少时光总是美。“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经典小品《追星族》里，“女儿”狂热的喜爱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多年后再回首，这般炽热坦诚的情愫，或许连自己都觉得陌生，但这何尝不是青春的动人模样。经典有着穿越时间的力量，当那些记忆里的旋律一次次响起，一遍遍被新的听众传唱，音乐也就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这正是：既然讲不出再见，何妨让风继续吹。
11.“反向驯化”，不应止于乐子
最近，不少人在社交媒体分享“哭穷省钱”秘籍。据说，在评论区不断留言“我好穷”“买不起”，或者多说几次“我要9毛9的咖啡”，刷新一下，有时竟能心想事成。有人说，在评论区留言“这个软件爱‘杀熟’，我要把你卸载”，删除几天后再安装，从未有过的优惠就会蹦出来。还有博主言之凿凿道，靠着这些“土办法”，原本4000元的机票能省下近一半的价格。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对着手机打造自己价格敏感的人设，大数据就能“听劝”吗？有媒体援引专家的话说，在软件算法彻底公布前，我们很难靠逆向工程的方式分析出真正的算法逻辑。个别案例或许存在“撞大运”成功的情况，但实践的人多了，软件也会优化和调整算法。毕竟在算法高度发达的今天，分析出是否存在“反向驯化”，也在技术的能力范围之内。
有人看乐子，有人学“技术”，热热闹闹的反向驯化像一则“偏方”，未必是上上策，却暴露出“大数据杀熟”的真问题。同等距离，价格更贵的手机打车费用更高；一起消费，“游客”反而比会员价更低；都是参加电商平台活动，别人的红包总比我的要大……类似的“价格歧视”，很多人都遇到过，相关新闻也时常见诸报端。面对令人迷惑的商家促销逻辑、算法底层思路，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被不断消磨，最终对算法和大数据“累觉不爱”。
今天熟练运用移动互联网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回到过去没有算法、大数据的时候。但也要看到，当“momo”“神经蛙”等匿名昵称占领社交平台，当拿到手机后关闭精准定位、广告推荐成为不少人的自觉，其实折射出的正是消费者媒介素养的提升，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作为数据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开始积极寻求改变。这也饱含了全社会对更加良善的技术前景的呼唤——既能提供精准、即时的便利与舒适，又能克服过度刺探隐私、持续“监听”“暗算”带来的不良后果。
今年11月，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提出严禁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严禁利用年龄、职业、消费水平等特征，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作为一个有着较高技术门槛和直接社会影响的课题，如何让政策落到实处、让问题长效解决，需要奖惩分明的持续监管，更离不开企业组织的严格自律。也有人建言，大数据迭代如此迅速，不妨用大数据监督大数据，用好算法治理坏算法，让“大数据杀熟”暴露到阳光下，“用魔法打败魔法”。
往根上说，“反向驯化”这个词本身，恐怕就有问题。所谓技术向善，就应该包括这样的判断：技术永远是人的工具。是人驯化技术，而不是技术驯化人。因此，技术对人的驯化，才是真正的反向，这也是值得我们警醒的问题。
这正是：神机妙算或治标，唯望治本见长效。
12.陪咱爸妈追个星？
近期，一些对于年轻人来说有几分陌生的歌手，凭借着父母辈歌迷的热捧“占领”票务平台。为了看上一票难求的演唱会，许多父母纷纷发动子女帮忙抢票。一张演唱会门票，俨然成了表达孝心的“硬通货”。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在传统观念里，年轻人才是演唱会的主力消费人群，“追星族”更是与父母辈八竿子打不着。回望过去，多少人偷偷收集周边、打榜应援，还要被父母责备“不务正业”“耽误学习”。然而，当父母辈的“追星”基因被唤醒，“上头”程度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短视频平台上，演唱会相关视频播放量动辄数百亿次；上千元的内场门票，二级市场报价甚至高达数万元……无论是真金白银的支持，还是在亲友之间卖力“安利”，父母辈“迷弟”“迷妹”们的能量，堪称现象级。
从供给端来看，许多受中老年群体青睐的歌手，近年来演出“行情”纷纷看涨。演唱会何以迎来“夕阳红”市场？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过去相比，父母辈为精神文化需求买单的意愿更强了。当前，60岁至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一半。他们体力精力尚可，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和大把闲暇时光，心态也更加开放，乐于接受、尝试新鲜事物。咬咬牙为情怀奢侈一把，给自己的青春岁月“补一张票”，有何不可？
不仅如此，追一场演唱会，有时也是一次对平淡生活的重构。舞台霓虹中，震耳声浪里，放下为人父母早已习惯的拘谨和约束，用力挥舞荧光棒，声嘶力竭跟唱，享受一回彻底的情绪释放，找回真情流露的独立个体。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向往过“潇洒走一回”，尤其是进入人生“下半场”，这样的机会更为难得。在这个意义上说，去看一看年轻时的“偶像”，与种完麦子后的南行，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不过，随热度而来的，也不乏坑人套路，大胆尝鲜也要小心防骗。社交媒体上，“刀郎登上过《纽约时报》头条”“霉霉翻唱过《西海情歌》”等假消息时有传播；二手交易平台上，各类“黄牛”兜售、抢票代拍服务鱼龙混杂；演出场馆外，还有“李鬼”出没，假扮歌手与粉丝寒暄合影。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年轻人，对这些套路或许早已应对自如。但数字鸿沟的另一边，是许多不知所措的老人。助他们心愿达成，帮他们规避风险，也是必修课。
表达孝心，事事可为，当然也不必执着于某一“硬通货”。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年轻人在帮父母抢票甚至是陪父母“追星”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具体的他们，拉近了彼此的情感距离。此时此刻，父母或许不再是曾经那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在我们的陪伴和支持下，他们可以更好畅玩潮流活动、拥抱数字生活。
有人说，为人父母之所以伟大，正因为这是一项需要牺牲自我意义的事业。每个人的成长旅途上，都少不了来自父母的无私馈赠。当他们老了，头发白了，你是否愿意带他们再赴一场虽迟但到的精神盛宴？毕竟，那场浪漫的雪，固然来得晚了一些，但依旧明媚动人。
这正是：锻炼手速，为父母尽孝。寻觅情怀，为青春补票。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未成年人成了一些博主的“流量密码”，孩子的童年生活、校园日常等全程被网络包裹注视，不少短视频中还充斥着商业气息，“网红儿童”配合家长演戏成了产品推手，剧本痕迹明显。更有甚者，一些“网红儿童”在视频中打扮性感成熟，跳着火辣舞蹈，评论区里夹杂着低俗的言论。
儿童、晒娃的短视频，一直是短视频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赛道”。表达童真童趣，展现他们的可爱乖巧，确实能吸引不少受众，一些儿童客观上也确实成了颇有名气的“网红”。
不过随着相关内容被“产业化”，视频也就开始脱离自然日常的语境——剧情有了脚本，儿童成了演员，甚至广告植入都开始出现，变成了一种流量生意。
这就产生了问题。不少儿童其实是在不知情或者被裹挟的情形下出演短视频，比如有所谓“流量专家”就介绍，“肯定不能随便拍，主要靠脚本、靠台词，不然谁都能火了。”由此可见，很多孩子在一知半解中去表演一种虚假的人格，不难想象这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而有的则涉嫌侵犯儿童的隐私权、人格权等。比如刻意制造冲突，将儿童在校园内的窘迫传至网络充当“笑料”，丝毫不顾及隐私和尊严；有的博主甚至让一些女孩上装穿吊带或露脐短衣、模仿成年人去跳热舞等，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当然，这些博主也未见得都是“用心险恶”，很多拍摄者其实就是家长或老师。但他们或许是迷失在了汹涌的流量里，或是对儿童的权益和成长缺乏足够重视，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客观上造成了对儿童的伤害。
此前一则“给上课爱说话的学生戴小蜜蜂”的视频就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随后该老师遭到家长投诉后主动离职并道歉。她也许没有多少恶意，但正如她自己所言，“法律意识淡薄”“给家长和孩子带来了伤害”。
而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课题，即“一切皆流量”的短视频时代，未成年人可以参与到何种程度？他们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比如虽然法律目前并未明文禁止未成年人作为短视频的主角或者参与方之一，但儿童出演带货短视频，这是否应当参照广告管理？而根据现行《广告法》，未满10岁的孩子不能代言广告，这显然会对不少短视频创作带来影响，但却能更大地尊重未成年人的心智特征和合法权益。
再比如打造网红儿童的过程中，儿童隐私该如何保障？尤其是校园主题的儿童的视频，老师、校方是否取得充分授权应当更加明确，而不是任由其率性拍摄、上传，甚至摆拍段子。
另外对于平台来说，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关于未成年人的内容规则。比如一些擦边、热舞甚至评论区的恶评等，平台显然应当进行规制，不能允许儿童陷入一种恶意地凝视，助长互联网乱象。
仔细想想，“网红儿童”的问题，其实也关系到儿童网络生活“主客体”平衡的问题。儿童是使用网络的主体，当然也有可能和权利成为“网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保护的客体，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需要人们给予特殊的关照。
所以针对“网红儿童”的乱象，社会、平台、家庭、学校应当去共同探索，去画定一个更清晰的界限。人们应当充分尊重儿童的意愿、权利和心智特征，让他们在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成为镜头里的主角，而不是轻易地沦为流量生意里的工具。
最近，浙大博士生导师袁哲因为“没苦硬吃”上了热搜。为了解“无声骑手”的真实工作状态，他申请了骑手资格，戴上隔音耳塞，规定自己在整个送餐过程中不说一句话，在实践中了解听障骑手送餐过程中有哪些痛点、卡点，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评价体系获得更好地解决。
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剖析，袁哲发现，借助数字技术能将听障骑手和普通骑手在运单效率上的差距缩小1/3，尤其在送达环节时间差距可从27秒缩短至16.7秒，每周配送订单平均增幅达7.3%，智能外呼的应用也可使听障骑手的沟通障碍降低38%。
这些戴着耳罩跑出来的数据，让人们消除了对听障骑手“送单效率低，沟通成本大”的成见。同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听障带给骑手的不便之处，并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改善方向。
知其难，有决心和行动力去知其所以难，完成这两步，才能凝聚更多智慧和共识，帮助这一群体解决实际问题。“没苦硬吃”的袁哲值得点赞！他将学术研究接上了地气，为公众了解特殊群体的工作状态提供了一个窗口，不再纠结于16.7秒的差距，而是通过科技、制度、算法等方式去解决听障人士职业道路上的难题，让他们能工作得更安心、更畅快，更有成就感、获得感。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国听障人士达2780万人，占全国残疾总人数的30%以上。《听障人群就业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仅56%的听障人士有工作，17%的听障人士从未工作过。而在科技手段的加持下，听障人士可以胜任的工作越来越多，比如新就业形态下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等。激活一个数量庞大的人才池，给予更多残障人士灵活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拥有更平等、更多元的就业机会，这事于个人、于企业、于社会都是有益的。
既然是共赢、多赢的事，就需要多方去努力。前两年，“人社局副处长体验当外卖员，12小时只赚了41元”一事也曾引发关注，让公众看到了公共管理层面对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理解与关照。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更多研究者、管理者亲力亲为、感同身受，科技往前再进一步、制度再合理些、算法再温暖些，听障人士乃至更广泛的特殊就业群体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同时，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数字、研究，也有利于推动社会各界进一步理解和关爱特殊群体。
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12月17日，神舟十九号飞行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用时9小时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再次刷新中国航天员出舱活动时长纪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现，这一出舱时间超过了美国宇航员于2001年创造的8小时56分钟的纪录，并称之为中国太空技术发展的“最新里程碑”。这是中国航天、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在太空探索中迈出的新一步，值得祝贺。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太空行走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是一项渐进的壮举。59年前，苏联宇航员出舱约12分钟，成为太空行走第一人。23年前，美国宇航员创造出舱最长时间纪录。16年前，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出舱约19分钟实现中国人首次太空漫步。如今，中国再次提高了人类对于太空环境的适应极限。从19分钟到9个小时，这是中国航天的一大步，背后是以两代舱外航天服为代表的我国材料科学、工程设计等多方面的进步，以及通过科学训练所带来的航天员技术和心理能力的提升。舱外工作9小时还意味着，中国空间站的科研工作内容非常丰富。因此，当好消息传回地球，很多人为之自豪和振奋，是非常自然的。
在航天领域，中国是后来者，也是引领者、贡献者。我们注意到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媒体对中国的太空行走纪录进行了广泛报道，这反映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航天技术进步的关注和期待。在“全球南方”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时代大潮中，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太空合作可谓如火如荼。比如中国巴西30多年来共同研制的6颗地球资源卫星接力守护亚马孙雨林；中国风云气象卫星帮助广大非洲国家提升了早期预警能力；泰国研制的“全球空间天气监测”装置将随嫦娥七号首次从绕地轨道进入深空……中国还“授人以渔”，帮“全球南方”国家培养本土航天人才、推动技术转让。这些合作打破过去太空领域只是“精英俱乐部”的局面、圆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太空梦，更真正惠及了当地民生。
中国和各国的太空合作是系统的，除了用技术赋能民生，还共同探索宇宙前沿科技。《纽约时报》2022年曾发文探讨“为何全球许多科学家选择天宫空间站进行科研？”文章称，在国际空间站合作关系之外的他国科学家往往都被拒之门外，但中国“为所有国家的科学家提供了将其实验带到天宫空间站的机会”。当前，已经有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入选了中国空间站首批科学合作实验项目，未来还会有国际航天员与中国航天员一起参加联合飞行。“天宫”这个“太空之家”正作为一个国际公共品彰显出中国坚持开放合作的巨大价值。
航天代表着人类最大胆的想象力和最尖端的制造力，需要巨大的技术支持与资源投入，航天工业发展数十年来，每个科技强国都有各自擅长的方面。就此而言，太空合作的“朋友圈”越广泛，国际社会共同化解气候变化、太空垃圾等全球性挑战，以及探索宇宙更深奥秘的能力就越强。在这方面，中国是“优等生”。中国已和50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近200份国际合作协议，推动空间技术在和平利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嫦娥六号“满载而归”后，嫦娥七号、八号也迎来更多的国际载荷申请。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因此，设置的限制越少、达成的合作越多，人类就越能被激发出更大潜力。
2003年，当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时，神舟五号航天员杨利伟写下：“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21年过去，中国和平利用外空、造福全人类的初心没有变，而且迈的每一步都更稳健。太空行走时长新纪录是9个小时，未来这一纪录一定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被再次拉长，我们更想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中国将在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而人类在外太空的活动完全可以超越竞争，实现共赢。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孤苦亡告，眷怀祖国”的游子终于回到母亲怀抱。
回归祖国25年来，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展现了“一国两制”的成功。“爱国者治澳”原则全面落实,民主政制得到完善，澳门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世界名列前茅;；多元文化融合,古老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交相辉映，使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优势更加突出；重点产业快速发展，并不断创新。不少重大科技项目和重要创新平台在澳门落地。“一国两制” 为澳门创新成长提供助力，可以预期，未来澳门也将秉承“国家所需、澳门所长”，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适用话题：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制度自信；家国情怀
最近，《黑神话:悟空》在被称为“游戏界奥斯卡”的全球年度游戏大奖TGA中获多项提名并最终斩获年度“最佳动作游戏”和“玩家之声”两个奖项，实现了中国游戏史上“零的突破”。
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祝贺，很高兴看到《西游记》这部400多年前的中国神话小说在数字化技术“加持”下大放异彩，“圈粉”全球玩家。“中国风”吹向世界，也带动外国朋友们走近中国。不少外国朋友“跟着悟空游中国”，实地探访晋城玉皇庙、应县木塔、杭州灵隐寺等中国古建，探寻陕北说书人，重走西游“取经路”，做起现实版的“天命人”。我们欢迎各国朋友来到中国,亲身体验“出圈”的文化产品，实地感受“出彩”的文化魅力。
适用话题：科技赋能文化；讲好中国故；跨文化交流；文化自信
在2024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混双决赛中，国羽功勋组合“雅思”郑思维/黄雅琼战胜马来西亚选手，两人的冠军头衔达到了43个，这也是国际羽毛球混双项目的历史之最。至此，“雅思” 的名号退出国际赛场。
从东京到巴黎，“雅思” 组合经历大起大落,他们在2022年初经历短暂拆对又重新配对,当年4月再次登顶世界排名榜，之后豪取38连胜外加7个冠军，东京奥运会银牌的遗憾也得以在巴黎弥补。郑思维说，自己和雅琼“天生就是搭档的料”，他是“爱思考的决策者”，雅琼“信任自己而且执行力超强”，场上风格和场下性格“极度相反而且互补”让两人成为最合适的战友。东京奥运会遗憾摘银，低谷时期的郑思维向未婚妻求婚成功；巴黎奥运会圆梦夺金，30岁的黄雅琼也收到了来自刘雨辰的钻戒。郑思维和黄雅琼在场上和场下都获得了双丰收，他俩是时候开启一段新旅程了。
适用话题：体育精神；人生需要好搭档；告别与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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