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盈时光 书香致远
-－高二语文素养提升素材之汪曾祺先生
2025.3.22 第28期
一．【先生其人】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1
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阿庆嫂有几句唱：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汪曾祺先生写的这几句，是《沙家浜》里最有名的唱段，对仗之工，才情之妙，酣畅淋漓，六十岁以上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大概十有八九都能唱两句。当年江青也是听了这几句唱，开始垂青汪曾祺。可能因为汪曾祺太有才了，江青多次说：对汪曾祺，要控制使用。
这个曾自诩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老头儿，可能自己都没想到，日后会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活了七十七岁，年纪不算大——他一辈子感念的老师沈从文，活了八十六；沈从文的侄子黄永玉，跟汪曾祺是同辈人，活到了九十九。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对汪先生来说，不仅没有“人走茶凉”，相反，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他这壶酽茶小火慢煮，从未凉薄。这些年，汪曾祺不仅没有离开文学界的视野，相反，他的知情识趣、他的淡泊襟怀、他的茶酒人生、他的诗书画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钟情。
我们今天还在怀念的汪曾祺，不仅是苏北小城高邮的汪曾祺，不仅是昆明茶馆里的汪曾祺，也不仅是“京味作家”汪曾祺，更是汉语文学大家的汪曾祺。汪曾祺不仅打动了某个特定地域人们的心灵，更用他的笔沟通了整个汉语读者的心灵，用恬淡优美的文字为我们营造了共同的故乡。这正是汪曾祺文字的魔力所在。
02
汪曾祺当年在西南联大，还只是试笔阶段时，沈从文就在给施蛰存的信中说：
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黄永玉评价汪曾祺：
他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
五十年代初老舍先生在北京文联做主席，曾预测：
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同龄人黄裳说汪曾祺：
他的一切，都是诗。
汪曾祺小品
作家贾平凹说：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作家苏童说：
汪曾祺的作品，其风格似九曲流水，空谷清音，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块闪亮的瑰宝。
作家毕飞宇说：
好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腔调。汪曾褀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就是业已灭绝的士大夫气，这种气息在当今的中国极为稀有。汪曾褀的背后站立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陶渊明。汪曾褀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他有他芦苇一样的多姿性和风流态。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也看不到他“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什么是“雅”？“雅”就是“正”。它不偏执，它不玩狂飙突进。“正”必须处在力学上的平衡点上，刚刚好。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冷不热、不深不浅。“雅”其实就是中庸。“中庸”是哲学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说法，“雅”则是“中庸”这个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具体体现。
作家梁文道说：
汪先生的文字，就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好。
评论家白烨说：
汪曾祺先生举重若轻的文风和与世无争的为人，可称是一面镜子。和他相比，当下文坛显得浮躁和自我膨胀。
作家铁凝说：
笼统地说，美，应该是所有作家创作的品质，但是我觉得在汪曾祺的笔下，美有不可多得的特质，它是健康的、快乐的、平和的、向上的，但同时又蕴含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感动、不动声色的幽默，这是汪曾祺小说总能够带给我们的感受。
在更多普通读者心目中，汪曾祺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一个平常的老头儿。他贪嘴也贪杯，他贪玩儿，更贪恋人世间软红十丈。有网友说：汪曾祺是文艺界的泥石流，市井里的小清新。
03
文学评论家杨早对汪曾祺有过一番评论，中肯而深刻。他说：
大家一般谈到汪曾祺先生的时候会比较喜欢谈语言、文本，谈这些问题。我一直在好奇汪曾祺先生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精神世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在第一本的时候是大观园里的一份子，他是京派最后的余韵，他是曾经的民国文学余脉中活跃的一个人。
我自己有个判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文学，特别是小说、诗歌，已经渐渐地跟世界文学同步了。如果我们时代允许，像萧红、穆旦、汪曾祺、沈从文这样的人能够按照他们的路子写下来，四十年代文学最后推出来的璀璨的光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因为你可以看到经过30年积累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对世界的关照的那种连续性，对传统资源技能，对民间资源的挖掘。
杨早说：
当年西南联大从长沙徒步走到云南的那条路线中，闻一多、穆旦这些人都有参与，整个西南联大的内迁对于当时这些学子与中国内地社会的接触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之前，在北京、上海读书，是在现代化都市里面，怎么能够认识中国的内地？通过这个内迁，他们做了很大的工作，每个学校，浙大也好，南开也好，燕大也好，对当地的历史人文地理做了很多贡献，这个一方面是本土的资源，一方面是传统的资源，还有一个方面是西方的资源，这三个东西在当时已经是慢慢地汇集到了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人才的身上。如果他们能够有一个合适的空间和一个足够的时间的话，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成就不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04
杨早说，到了八十年代，汪曾祺的前辈，包括大部分同龄人，基本上都不写了，写也不可能是第一线写作。这个时候，汪曾祺异军突起，他大部分的作品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写作，虽然也有当代的，但是大部分是写过去的世界。
这个时候他的身份转化了，不再是大观园的一分子，是住在西山黄叶村开始回顾当年繁华梦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我们其实一直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面被滋养了，也是在他笔下民国世界探寻。
陈忠实在《白鹿原》前面引过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汪曾祺小说同样可以构成这样一个历史。
比如，他有一篇小说叫《八千岁》，大家看得很高兴，写的是小人物，写的是市井人物，但是有很多细节。我非常相信汪曾祺先生的记忆力，他不会骗我们。我要从细节当中探寻一些我们其实已经忘记的民国社会，比如八吊钱相当于2.7元的银元，这个是什么地方的价格，什么时候的价格，买多少麦可以让他从这个起家慢慢变成一个大的米商，这需要查大量的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1914年米价多少，1935年的米价多少，在这个中间，这个时间非常固定，就是恰恰发生在1937年扬州沦陷到1938年高邮沦陷之间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这个《八千岁》写到的人物，就是当时整个高邮城人物的形形色色。这篇小说本身就构成了汪曾祺世界的一个入口。
从汪曾祺先生这个小说出发，把它铺开去，我们可以慢慢地从文学、历史、社会还原出民国的世界，然后再反过来看汪曾祺先生对这个里面的人物和社会的描写，这个理解往往会更加深刻，这不是戏说历史，而是你必须要把一个历史的拼图做完全了。
(文章来源：群学书院)
二．【美文赏读】
读汪曾祺的《受戒》
毕飞宇
《受戒》很著名，是汪曾褀先生标志性的作品，简单，明了，平白如话，十分地好读。
小说写的是什么呢？自由恋爱。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爱上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就这么一点事，一个具备了小学学历的读者都可以读明白。
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小瞧了“平白如话”这四个字，这要看这个“平白如话”是谁写的。在汪曾褀这里，“平白如话”通常是一个假象，他的作品有时候反而不好读，尤其不好讲，——作者并没有刻意藏着、掖着，一切都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它有特殊的味道。
一、篇章与结构
《受戒》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明海和小英子，他们相爱了。有趣的事情却来了，这个有趣首先是小说的结构。让我们来数一数吧，《受戒》总共只有15页，分三个部分。它的结构极其简单，可以说眉清目秀。每一个部分的开头都是独立的一行，像眉毛：
第1个部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顺着“出家”，作者描写了神职人员的庙宇生活，篇幅是十五分之七，小一半。
第2个部分，“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沿着“英子家”的这个方向，作者给我们描绘了农业文明里的乡村风俗，篇幅是十五分之六，差不多也是小一半。
第3个部分，“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上船”了，爱情也就开始了，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水面上私定了终身，篇幅却只有十五分之二。
这样的结构比例非常有趣。我敢说，换一个作者，选择这样的比例关系不一定敢，这样的结构是畸形的，很特殊。
就篇章的结构比例来说，最畸形的那个作家可不是汪曾褀，而是周作人。关于周作人，我最为叹服的就是他的篇章。从结构上说，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在主体的部分都是“跑题”的，他的文章时常跑偏了。眼见得就要文不对题了，都要坍塌了，他在结尾的部分来了小小的一俏，又拉了回来。这不是静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很惊险，真是风流倜傥。
鲁迅的结构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可周作人呢？却是摇曳的，多姿的，像风中的芦苇。鲁迅是战士，周作人是文人。汪曾褀也不是战士，汪曾褀也是个文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了解汪曾褀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什么能够风靡文坛。
在新时期文学的起始阶段，中国的作家其实是由两类人构成的。
第一，革命者，这里头自然也包括被革命所抛弃的革命者；第二，红色接班人。
从文化上来说，经历过五四、救亡、反右和文革的洗礼，有一种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已经被清洗了，那就是文人。就在这样的大语境底下，1980年，汪曾褀在《北京文学》的第十期上发表了《受戒》，所有的读者都吓了一大跳——小说哪有这么写的？什么东西吓了读者一大跳？是汪曾褀身上的包浆，汪氏语言所特有的包浆。
这个包浆就是士大夫气，就是文人气。
它悠远，淡定，优雅，暧昧。那是时光的积淀，这太迷人了。
汪曾褀是活化石，1980年他还在写，他保住了香火——就这一条，汪先生就了不起。是汪曾褀连接了中国的五四文化与新时期文学，他是新时期文学收藏里珍稀的“老货”。
请注意，这个“老货”没有半点不敬。可以说，有没有汪曾褀，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个展馆将是不一样的，汪曾褀带来了完整性。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读他，可他的史学价值谁也不能抹杀。
我说了，汪曾褀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他有他芦苇一样的多姿性和风流态。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也看不到他“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
什么是“雅”？“雅”就是“正”。它不偏执，它不玩狂飙突进。“正”必须处在力学上的平衡点上，刚刚好。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冷不热、不深不浅。“雅”其实就是中庸。“中庸”是哲学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说法，“雅”则是“中庸”这个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具体体现。
二、四个和尚，四件事
我们先来看小说的第一部分。小说是这样开头的：“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出家”是个关键词，“出家”的意思我们都懂，就是做和尚去。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接下来汪曾褀要向我们描绘庙宇里的生活了。
关于小说的开头，格雷厄姆说过一句话：“对小说家来说，如何开头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
为什么难把握？这里头就涉及到小说阅读的预期问题。庙宇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阅读预期？烟雾缭绕，神秘，庄严，肃穆。这是必须的，这一点我们从小说的题目也可以体会得到，《受戒》嘛，它一定是神秘的、庄严的、肃穆的。与此相配套的当然是小说的语言，你的小说语言必须要向神秘、庄严与肃穆靠拢。你的语言不能搭拉着拖鞋，得庄重。
可是，汪曾褀并没有庄重，他反过来了，他戏谑。关于做和尚，我们来看看汪曾褀是怎么说的：
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明海的家乡出和尚。
在“和尚”这个词出现之前，汪曾褀一口气罗列了6种职业，其实有点啰嗦。但是，这个啰嗦是必须的。这个啰嗦一下子就把“和尚”的神圣给消解了。这里的“和尚”突然和宗教无关了，和信仰无关了，它就是俗世的营生，干脆就是一门手艺。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这六种职业吧，劁猪，织席子，箍桶，弹棉花，画匠，婊子。——这个次序是随意的还是精心安排的？我们不是汪曾褀，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受戒》是我写的，我一定和汪曾褀一样，把“婊子”这个行当放在最后。为什么？因为“婊子”后面紧跟着的就出现了“和尚”。
婊子是性工作者，大部分人不怎么待见，这个词是可以用来骂人的；而和尚呢，他的性是被禁止的，他被人敬仰。汪曾褀偏偏把这两个职业搅和在一起，这两个词的内部顿时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价值落差。这就是语言的效果。什么都没动，仅仅是语词的次序，味道就不同了。语言的微妙就微妙在这些地方。
许多人都说汪曾褀幽默，当然是的。但是，我个人以为，幽默这个词放在汪曾褀的身上不是很太精确，他只是“会心”，他也能让读者“会心”，那是体量很小的一种幽默，强度也不大。我个人以为会心比幽默更高级，幽默有时候是很歹毒的，它十分地辛辣，一棍子能夯断你的骨头；“会心”却不是这样，会心没有恶意，它属于温补，味甘，恬淡，没有绞尽脑汁的刻意。
不经意的幽默它更会心。有时候，你刻意去幽默，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幽默未遂”，“幽而不默”的结果很可怕，比油腔滑调还要坏，会让你显得很做作。附带提醒大家一下，要小心幽默。如果你是一个幽默的人，你自然可以尽情地挥洒你的智慧，就像莫言那样。如果你不是，你最好不要随便追求它。
幽默是公主，娶回来固然不易，过日子尤为艰难，你养不活她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汪曾褀在描绘庙宇内部的时候是如何会心、如何戏谑的。依照汪曾褀的交代，菩提庵里一共有六个人。除了小说主人公明海，那就是五个。关于这五个人，我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1、老前辈叫普照，一个枯井无波的老和尚。汪曾褀是怎么介绍他的呢？汪曾褀一板正经地告诉读者：“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说一个资深的和尚是“吃斋的”，过年的时候还要除外，你说，这样的正经是多么地会心。我们不一定会喷出来，但是，心里头一定会喜悦，——这和尚当的，哪有这么当和尚的。
2、再来看仁山，也就是明海的舅舅。为了描写这个人物，汪曾褀刻意描写了他的住处。注意，这是一个方丈的住处。“方丈”是什么意思？一方见长，一方见宽，是很小的地方，也就是领导的住处。汪曾褀是这样描写这个简朴的小地方的：“桌子上摆的是账簿和算盘。”这句话逗人了，好端端的一个方丈被汪曾褀写成了CEO，最起码也是财务部的经理，他时刻关注的是他的GDP。没完，在这里汪曾褀还反问了一句：“——要不，当和尚做什么？”这句话太好了，好就好在理不直而气壮。小说家往往喜欢两件事，一，理直而气不壮，二，理不直而气壮。这里头都是命运。
3、仁海就更了不得了，第一句话就能吓死人，“他是有老婆的。”
4、接下来自然是仁海的老婆。关于这个“老婆”，就一句话，“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这句话写得绝。都说小说家要晓通人情世故，汪曾褀就晓通。这个仁海的老婆情商高啊，她知道一件大事，那就是顾及和尚丈夫的公众形象。怎么才能顾及？大白天的不出家门。她要是随便出门，有人一拍照，一发微信，她丈夫立马就要上头条。在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去体会。
中国的古典美学里很讲究“妙”，汪曾褀就懂得这个“妙”。这些语言漂亮得不得了，很家常，却不能嚼，你越嚼它就越香，能馋死你。
我们读经典小说就是要往这些地方读，它会让你很舒服。老实说，这样的语言年轻人是写不出来的，你必须熬到那个岁数才行。到了那个年纪你才能笑看云淡风轻，关键是，你才肯原谅。只有原谅了生活、原谅了人性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会心的语言。
汪曾褀的小说人人可读，却真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读的。这样的语言和围棋很像，黑白分明的，都摆放在棋盘上，可是，你的能力没达到，你不一定能看出内在的奥妙。仁海的老婆“闷在屋里不出来”，这里头就有人情，就有世故。她虽然不出门，汪曾褀用了一句话就完成了她的形象塑造，我们能够看见她鬼头鬼脑的样子。善良，愚蠢，顾家，掩耳盗铃。如果作者和读者都不懂得原谅，老实说，这个地方会变得龌龊。相反，如果你通了，这些地方就很有喜感。
5、在我看来，写得最好的要数三师父仁渡。仁渡哪里是一个和尚？因为年轻，帅气，嗓子好，人家是小鲜肉，人家是摇滚乐队里的主唱，人家还是一个泡妞的高手。汪曾褀交代了，“他有相好的，而且还不止一个。”
现在我们来做做加减法，庙里头总共有六个人，除了明海，剩下五个。再除了仁海的老婆，其实就是四个和尚。老和尚普照又不参加集体活动，这一来就只剩下三个。三是一个很麻烦的数字，用打麻将的说法，那就是三缺一。三缺一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往别人的身上写呗。别人是谁？汪曾褀写道：“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你看看，来人不光能打兔子，也会偷鸡，他可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关于这个偷鸡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他是小说里的边角料，可有可无。不是这样，这个人非常重要。我先把他放在这里，以后还要说到他。
好，汪曾褀为我们提供了四个和尚。现在我要请大家回答问题了，——这四个和尚都干了些什么呢？大家想一想。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吃！喝！嫖！赌！很吓人的。
可是，这一切显然没有吓住汪曾褀，在介绍了两个牌友之后，汪曾褀还轻描淡写地给这些人做了一个总结，说这些人都是“正经人”。汪曾褀为什么要强调他们都是“正经人”？
刚才我说了，《受戒》这篇小说是1980年写的。这是特殊的，这也是重要的。1980年之前，或者说1977年之前，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阶级敌对的中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中国。“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汪曾褀必须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更是中国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汪曾褀面对了这个问题，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眼里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好人和坏人，没有敌人和朋友。汪曾褀的眼里只有人，只有人的日常生活。
由斯，汪曾褀向我们提供了他的立场，那就是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
请注意，汪曾褀的小说里有各式各样的小人物，有他们人性的弱点，有他们灰暗的人生，但是，即使他们不是好人，他们也绝对不是坏人。我不知道汪曾褀有没有受到雨果的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汪曾褀和雨果很像，他们的眼里都没有所谓的“坏人”，哪怕他们有毛病，甚至有罪恶，他们也是可以宽恕的。如果有人要问我，汪曾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家，我的回答是，汪曾褀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即使他的肩膀上未必有人道主义的大旗。
回到庙宇。如果我们仔细地回味一下，我们会大吃一惊——汪曾褀是按照世俗生活的世俗精神来描写庙宇的。他所描绘的庙宇生活是假的，他所描写的僧侣也是假的，他并没有涉及宗教和宗教的精神。那些和尚都是日常生活里的人，都是民间社会里的普通人，都是这些普通人的吃、喝、拉、撒。
在汪曾褀看来，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就该怎么生活，即使在庙宇里头也是这样。所以，在汪曾褀描绘吃喝嫖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汪曾褀的写作立场，他是站在“生活的立场”上写作的，而不是“宗教的立场”。
这才是关键。他是不批判的，他是不谴责的，他更不是憎恨的。他中立。他没有道德优势，他更没有真理在握。因为小说人物身份的独特性，汪曾褀只是带上了些许的戏谑。既然你们的身份特殊，那就调侃你们一下，连讽刺都说不上。
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这是汪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要知道，那是在1980年。在1980年就能有这样的看法与态度，那是很了不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曾褀也是反对“伪崇高”的，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王朔和汪曾褀似乎很像，其实又不像。汪曾褀否认的是彼岸，却坚定不移地坚守了此岸。他是热爱此岸的，他对现世有无限的热忱。王朔呢？他是把彼岸和此岸一股脑儿给端了。汪曾褀说那些人是“正经人”，是戏谑，也是原谅，也是认同，否则就是讽刺与挖苦了。在汪曾褀的眼里，他们真的就是“正经人”，是有毛有病的正经人。——这就是汪曾褀的文学态度，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不把任何人看作“敌人”。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接下来的问题也许更加重要，在描写庙宇生活的时候，汪曾褀为什么要如此戏谑？
我们要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汪曾褀并不戏谑，而是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那样，选择正常的、抒情的、唯美的叙事语言，在他描绘四个和尚吃喝嫖赌的时候，我们做读者的会有怎样的感受？
我们会感受到庙宇生活的不堪，甚至是脏。那显然不是汪曾褀想要的。是戏谑消解了这种不堪，是戏谑消解了这种脏。戏谑表面上是语言的风格，骨子里是价值观：我不同意你，但是，我允许你的存在，我不会把你打到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汪曾褀。还有一点，如果汪曾褀用抒情、唯美的语言去描绘和尚的吃喝嫖赌，《受戒》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它变得诲淫诲盗。这个是不可以的。
对小说家来说，语言风格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暗含着价值观，严重一点说，也许还有立场。
说到这里大家很快就能意识到了，《受戒》这篇小说虽然很短，它的语言风格却存在着戏谑与唯美这两种风格。相对于一篇小说来说，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忌讳。——汪曾褀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么？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从调性上来说，《受戒》的语言风格又是统一的。在哪里统一的？在语言的乐感与节奏上。必须承认，汪曾褀的语感和语言的把控能力实在是太出色了。
为了证明我所说的话，你们回去之后可以做一个语言实验，把《受戒》拿出来，大声地朗诵。只要你朗诵出来了，你自己就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内在的韵律，潇洒，冲淡，飘逸，自由，微微的有那么一丝骄傲。
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汪曾褀并不傲慢，在骨子里却是骄傲的。
我附带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可以朗读的，有些作家的作品却不能。能朗读的作家在语言的天分上往往更胜一筹。他们都有自己特有的腔调，隔了三丈都能闻到。李敬泽老师反反复复地说，好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腔调。汪曾褀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就是业已灭绝的士大夫气，这种气息在当今的中国极为稀有。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如《受戒》这个作品由鲁迅来写，结果将会怎样？这个假设会很有趣，请大家想一想——
面对宗教的黑暗、宗教对人性的压迫、宗教对日常生活的碾压，鲁迅一定是抗争的、激烈的、批判的、金刚怒目的。
鲁迅也会幽默，但鲁迅的幽默也许是毁灭性的，有时候会让你无处躲藏。用鲁迅自己的说法，就是“撕”，“撕碎”的撕。汪曾褀不会“撕”。
汪曾褀不批判。汪曾褀没那个兴趣，汪曾褀没那个能量，更为要紧的是，汪曾褀也没有那样的理性强度。这是由汪曾褀的个性气质决定了的。汪曾褀是一个可爱的作家，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这样说丝毫也不影响汪曾褀的价值。我们热爱鲁迅，需要鲁迅，我们也需要汪曾褀。我说过，汪曾褀是文人，不是知识分子。这是汪曾褀的特征，也是汪曾褀的局限。这样说是不是对汪曾褀不公平？是不是强词夺理了？一点也不。伟大的作家必须有伟大作家的自我担当，这是伟大作家的硬性标志。
文学是自由的，开放的，但是，相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说，文学未必自由。这个不自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威逼与胁迫，而是来自于伟大作家的自觉，来自他们伟大的情怀和伟大的心灵。
但是，能不能说汪曾褀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也不能这样说。这就要谈到张爱玲了。张爱玲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倾城之恋》，大家都熟悉。《倾城之恋》当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它有它的世界观，具体地说，它有它的历史观。——无论风云怎样变幻，人类的日常它坚不可摧，哪怕炮火连天，吃总要吃，睡总要睡，爱总会爱，孩子也还是要生。城可倾，爱不可倾，这就是张爱玲的孤岛哲学和孤岛史观。
这是一种偷生的哲学，汪曾褀的身上多多少少也有这种哲学。——衰败的大时代、精致的小人物。说到这里大家也许明白了，《受戒》和《倾城之恋》骨子里很像，几乎可以说是姊妹篇。我们可以把《受戒》看作《倾城之恋》的乡村版，文学一点说，我们也可以把《受戒》看作《倾城之恋》投放在乡村河水里的倒影，水光潋滟。
所以说，作家的才华极其重要。才华不是思想，但是，才华可以帮助作家逼近思想。这正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力量，文学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三、世俗与仙气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汪曾褀是这样“起承转合”的：明子老是往小英子家里跑。
你看，汪曾褀真的是一个不玩噱头的作家，不来玄的，就往明白里写。这是好的文风，是作家自信的一种标志。从明海“往小英子家跑”开始，汪曾褀的笔端离开了庙宇，来到了真正的世俗场景。但是，对汪曾褀来说，这个世俗场景却是特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风俗画”。
汪曾褀的“风俗画”给他带来了盛誉，他写得确实好，有滋有味，我们必须向汪先生致敬。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所谓的“汪味”，说到底就是诗意。这个诗意也是特定的，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意境。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诗歌史比较了解的话，我们立即就可以看出来了，汪曾褀的背后站立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陶渊明。假如我们愿意，还可以把话题拉得再远一点，汪曾褀的背后其实还有人，那就是老庄，他受老庄的影响的确是很深的。
陶渊明是著名的逃逸大师。这里有他的哲学，——你让茅台酒和大粪交手，一交手茅台酒也就成了大粪，这个我不和你玩。陶渊明有陶渊明的乌托邦，《归田园居》《桃花源诗并记》，这些都是他的乌托邦。
《受戒》的第二章到底写了什么？是小英子的一家的世俗生活。它不是乌托邦。它是“小国寡民”，是所谓的“净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的大国在美学的趣味上反而向往“小国寡民”，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受戒》的故事背景汪曾褀没有交代，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汪曾褀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乱世。我怎么知道的？在《受戒》的一开头汪曾褀自己就交代了，明海家的那一带有一个风俗，但凡有弟兄四个的家庭老四都要去做和尚。为什么？老四养不活。就这么一个细节，我说《受戒》的大背景是一个乱世就站得住脚。
然而，汪曾褀不是鲁迅，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乱世”这个大背景偏偏没兴趣，他对乱世的政治、民生、经济、教育、医疗、军事统统没兴趣。作为一个文人，他感兴趣的是乱世之中“小国寡民”的精致人生。
安逸，富足，祥和，美好。
可以说，在任何时候，“美”和“诗意”一直是汪曾褀的一个兴奋点。他在意的是乱世之中的“天上人间”。
我给大家来解开《受戒》的美学之谜吧：当汪曾褀描写“释”，也就是佛家弟子的时候，他是往下拉的，他是按照世俗来写的，七荤八素。可是，当汪曾褀果真去描绘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又往上提了，他让世俗生活充满了仙气，飘飘欲仙的，他的精神与趣味在“道”。
李泽厚说中国人的精神是儒、道、释互补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汪曾褀也是这样。汪曾褀也入世，但是，情况并不妙，两头不讨好，他只能匆匆忙忙地出世。
照理说，1980年的中国是多么地复杂，又是左，又是右，又是坚持，又是改革，还要开放，对不起了，汪曾褀统统没兴趣。在1980年，汪曾褀的写作其实是很边缘的，他的创作既不属于反思文学也不属于改革文学。还是让我们回到1980年吧，汪曾褀所写的究竟是什么？“解放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解放前”大红大紫起来了。《受戒》真的把读者吓了一大跳。
——《受戒》为什么会把别人吓一跳？谁能告诉我？
听好了，《受戒》所描写的可是“解放前”。“解放前”的中国乡村那么富足、那么美好，“解放前”的中国农民那么幸福、那么安康，一句话，“解放前”如诗如画，大伙儿如痴如醉，——哪一个中国作家敢这么写？你脑子坏了。你发癔症。
汪曾褀的写作从来都是非政治的，他是人性的、文化的、诗意的。所以，汪曾褀写《受戒》，“1980年”既是一个写作日期，也是一个写作前提。
我常说，作家在什么时候生是重要的，作家在什么时候死也重要。汪曾褀如果没有熬到改革开放，没有熬到新时期，他要是在1976年之前就死了，汪曾褀的价值起码要打九折，他远远没这么贵重。道理很简单，在1980年，能写出《受戒》这种作品的中国作家没几个。我们传统文化的底子薄，写不出来的。
现在，我们又要回到小说的结构了。这一次我所说的不是情节结构，而是人物的结构，也就是小说人物的出场问题。也许你们要说了，这又有什么可说的？我是作家，笔在我的手上，我想让小说人物什么时候出场他就什么时候出场。哪能这样呢，那样的作家不成土匪了，——“你给我出来！”小说的人物就出来了。不能那样。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文学尊严的，你做作家的必须把人家给请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不好的作家，小说人物会听你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好作家，小说人物在什么时候出场，这就要商量。
在第二章里头，汪曾褀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人物关系也极为简单。除了小英子、小英子的爸爸、妈妈、姐姐这四个人以外，汪曾褀着力描写的那个人物是谁？反而是庙里的人物，是17岁的明子，那个即将受戒的小沙弥。这是很有意思的。小沙弥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小英子的姐姐需要画图样，这一来，小沙弥就被请出来了，他离开了庙宇，来到了世俗生活。
再回到第一章，也就是庙里头。从理论上说，既然写的是庙里头，应该都是写和尚才是，但是，汪曾褀还写了别人。谁？小英子。这是必须的，小英子在小说的第一章里必须出现，否则，小说都进行了一半了，女主人公都还没有出现，那是太丑陋了，就像电影都看了一半，我们还没有看到女一号一样。
但问题是，第一章写的是庙宇，如何才能把小英子给“请”出来呢？这才是“写”小说的关键。——让小英子来烧香？然后，让小英子和小沙弥眉来眼去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那是多么地猥琐。汪曾褀他怎么可能猥琐呢。
我们来看看汪曾褀是怎么做的。——我记得我在前面留下了一个问题，关于那个偷鸡的“正经人”，那个复合型人才。汪曾褀在这个人物的身上总共就用了一两句话，但是，这个人物重要极了。
第一，汪曾褀写了三个可以自由行动的和尚。他们要打麻将，三缺一，结果呢，“打兔子兼偷鸡”的这个人物出场了。
第二，因为偷鸡，这个连姓名都没有的“正经人”就必须有一个偷鸡的工具，铜蜻蜓。关于铜蜻蜓，小说里有交代，我就不说了。明子很年轻，他对这个偷鸡的工具产生了好奇，这是当然的。他想试试，可到哪里试呢？庙里头不行啊，只能到庙外去。这一来就到了小英子的家门口了。
第三，我们的女一号，小英子，她同样年轻，她对铜蜻蜓同样好奇，这一来她就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出现了。多么自然，一点痕迹都没有。在这里，铜蜻蜓哪里还是作案工具？铜蜻蜓就是青梅，铜蜻蜓就是竹马。生气盎然，洋溢着玩性，小英子她不出场都不行。可以这样说，如果小英子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出不了场，这个小说就没法看了，汪曾褀也就不是汪曾褀了。
你们说，铜蜻蜓的主人，那个偷鸡的复合型人才，他对小说的结构是多么地重要。他简直就是小说内部的一个枢纽。
听我这么一解释，大家也许会说，天哪，小说家太辛苦了，太苦思冥想了。就为了小英子的出场，汪曾褀就要想那么多。不是这样的。你们千万不要去可怜汪曾褀，他不会想这么多的。
好小说要经得起分析，但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分析的。在写作的时候，小说家主要靠直觉。他的直觉会让他自然而然地那样写，回过头去一分析，我们会发现作家的直觉原来是如此地精确。我一直强调，多次强调，直觉是小说家最为神奇的才华，直觉也是小说家最为重要的才华。在作家所有必备的素质当中，唯一不能靠后天培养也许就是直觉。直觉没有逻辑过程，没有推理的过程，它直接就抵达了结果，所以它才叫直觉。
在写作的过程中，思考极为重要，但思考往往不能带来快乐，是不断涌现的直觉给作家带来了欣喜，有时候，会欣喜若狂。这是写作最为迷人的地方。
老实说，我个人之所以如此热爱写作，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体验直觉。它简直就是一种生理上的快感。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但是，我真的没有能力把直觉所带来的快感告诉给大家。这么说吧，直觉很像生理上的GPS，它总能帮助你在陌生的地方找到最为合适的道路。但是，GPS是没法确定目标的，决定目标的是作家的价值观，也就是思想，而敏锐的、幽灵般的直觉可以辅助我们抵达。
第一章描写和尚，把小英子安排进来；第二章描写世俗生活了，再把小和尚安排进来。这样的镶嵌就是《受戒》的结构。一目了然。老实说，如果没有阅读的直觉，这个一目了然还真的不一定就一目了然。
所以说，结构永远是具体的，它离不开具体的作品。学习小说的结构一定要结合具体的作品，读多了，写多了，你就会结构了。我自己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作品一个结构。作品就是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型，看上去都差不多，可是，你要到医生那里，医生就会告诉你，每个人的体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耳朵都不一样。
到了第二章，小沙弥明子出现在了世俗生活里头了，他做好事，给小英子家做义务劳动来了。明子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的过程中爱上了小英子的。——这里头有没有讲究？
也有讲究。写明海在庙里头萌发春心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小英子来进香，明子爱上她了，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汪曾褀不会那么写。汪曾褀写别人的爱情可以这样写，写明海和小英子却不可以。为什么？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很唯美，很单纯。
说到这里就吊诡了，单纯的爱情因为不牵扯社会内容，它就比较原始，原始的情感恰恰就肉欲。肉欲可以极脏，也可以极干净，这完全取决于作家。《受戒》的第二部分其实是肉欲的，回忆一下，汪曾褀描写过小英子和明子的脚，很肉欲的。
问题是，把肉欲放在哪里写比较好呢？庙宇还是大自然？当然是大自然。所以，小和尚的故事一定要出现在世俗生活里头。这些都是写小说特别关键的地方。
就在明海和小英子的情感开始升温的时候，汪曾褀静悄悄地又为小说安排了怎样的一条线索？
明海的受戒。
受戒与爱情是什么关系？是矛盾的关系，是冲突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关系。小说到了这个地方，戏剧冲突开始凸显，一个尖锐的矛盾业已存在于小说的内部。它有可能牵扯到命运、道德、宗教教义、社会舆情等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有可能牵扯到挣扎、焦虑、抗争、欲罢不能、生与死等重大的内心积压。事实上，这正是文学或者小说时常面对的一个题材，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悲剧即将上演。
四、轻逸与唯美
小说终于来到了它的第三个部分了。戏剧冲突出现了吗？悲剧上演了吗？没有。一点影子都没有。
我们还是来看文本吧。这时的明子已经受戒了，小英子划船接他回去：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苇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浆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然后呢？然后两个年轻人兴冲冲地划船，把小船划进了芦花荡，也就是水面上的“高粱地”。再然后他们就有了爱的行为，“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苇，噗噜噜噜飞远了。”
这个结尾太美了，近乎诗。正如我们的古人所说的那样，言已尽而意无穷。这正是汪曾褀所擅长的。
我还是要问，这一段文字里究竟有没有冲突？其实是有的。那就是受戒与破戒。
我先前已经说了，汪曾褀不在意所谓的重大题材，他没兴趣，他也写不动。他有他顽固的文学诉求，那就是生活的基本面。在汪曾褀看来，这个基本面才是文学最为要紧的重大题材。具体一点说，那就是日常，那就是饮食男女。落实到《受戒》这篇小说，他的基本面就一个字，爱。这是人性的刚性需求，任何宏大的理由和历史境遇都不可阻拦。你要是想阻挡我，那我就一定要突破你。但是，这种突破不是鲁迅式的，它没有爆破，不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它是沈从文式的，当然也是汪曾褀式的，它是绵软的，低调的，它的基本器械与工具就是美。落实到小说的文本上，那就是两条，一，轻逸，二，唯美。
汪曾褀写小说通常不做刚性处理，相反，他所作的是柔性处理。柔性处理就是小说不够成势能，也就是无情节。汪曾褀的小说很有意思的，他很讲究结构，却没有情节。他不需要势能，还要情节干什么呢？说汪曾褀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汪味小说”，原因就在这里。他根本不需要情节。
那么，汪曾褀的轻逸与唯美是如何完成的呢？在《受戒》的第三章，汪曾褀不只是描写了少年，他还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少年视角，我也可以发明一个概念，叫“准童年视角”。
这样的视角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少年的懵懂与少年的无知。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好处，它成全了美。这样的写法也有一个坏处，它规避了理性。但我想说的是，撇开好与不好，懵懂与无知很不好写，这里的分寸感非常难把握。稍不留神你就写砸了。我们来具体地看一看，汪曾褀是如何极有分寸地完成他的“破戒”的。
第一，小英子问，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回答说要。这个“要”就是“破戒”。它可是一个强音。
但是，就小说自身的节奏而言，最强音，或者说最惊心动魄的，不是明子的回答，而是小英子的问题，是“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这句话在小说里头是石破天惊的。汪曾褀的文字极为散淡，他不喜欢冲突，他也就不喜欢强度。可是，这个地方需要冲突，也需要强度。汪曾褀如果这样写，“哥，人家心里头可乱了。”或者这样写，“哥，你怎么也不敢看着我？”这样写可以吗？不可以。轻佻，强度不够，远远不够。在这个地方作者一定要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就是“我给你当老婆”，还要反问一句，你要不要！在这个地方，绝不能搞暧昧、绝不能玩含蓄、绝不能留有任何余地。
为什么？留有余地小英子就不够直接、不够冒失，也就是不够懵懂、不够单纯。这就是“准童年视角”的好处。一旦小英子这个人物不单纯，小说的况味反而不干净。这是要害。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地方小英子太老到、太矜持，太会盘算、太有心机、小英子这个乡村少女的表达就不再是表达，而是勾引。
第二，在描写少女单纯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单纯就是单纯，不是弱智，更不是二百五。
汪曾褀不能把小英子写成一个傻叉。如果她是傻叉，小说的味道又变了。老实说，“我给你当老婆”这句话的强度极大，是孟浪的，如何让孟浪不浪荡，这个又很讲究。汪曾褀是怎么做的？当然是铺垫。
小说的铺垫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技术。那么，汪曾褀是如何铺垫的呢？
1、小英子聪明了，她知道庙里的仁海是有老婆，她也知道方丈不能有老婆，所以，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当方丈”。
2、从小说内部的逻辑来看，小英子还知道一点庙宇的常识，她知道沙弥尾是方丈的后备干部，所以，小英子的第二句话必须是“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有了这个两头堵，“我给你当老婆”就不只是有强度，不只是孟浪，也还有聪明，也还有可爱。是少女特有的那种可爱，自作聪明。要知道，汪曾褀写《受戒》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老男人了，这个老男人把少女写得那么好，汪曾褀也可爱。他有一颗不老的心，风流，却一点也不下流。我再说一遍，汪曾褀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
综合上面的两点，这就是分寸，这就是小说的分寸。小说的分寸感极其不好把握，它同样需要作家的直觉。可以说，汪曾褀其实是怀着一腔的少年心甚至是童心来写这一段文字的。这一段文字充满了童趣，近乎透明了。透明总是轻盈的，这才轻逸，这才唯美。
但是，有一点我也想强调，我们是读者，我们可不是懵懂的少女，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明海将来做不做方丈、做不做沙弥尾，小英子的决定不算数，明海的回答也不算数。小英子能不能给明海“当老婆”呢？天知道。也许天都不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戒》这篇小说依然是一个悲剧。它不是荡气回肠的大悲剧，它是一个轻逸的、唯美的、诗意的、令人唏嘘的小悲剧。小说早就结束了，可是，小说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鸟类欢快的飞翔，还有伤感的天空，它无边无际。
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曾褀也是注定了写不了长篇小说的，即使他写了，好不到哪里去。这也是局限，气质的局限，理性能力的局限。你不能指望风流倜傥的文人拥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和理性能力，尤其是践行的能力，那是不公平的。
他是短篇小说大师，他延续了香火，这两条足够我们的尊敬。
三．【链接高考】
鸡 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小说开头写文嫂的勤劳、老实、洁身自好等特点，是为了让金昌焕的不善和丑恶更加彰显，以唤起读者对他更强烈的鄙视、憎恶。
B．文嫂尊称学生为先生，而“先生”并不知道文嫂的身世，金昌焕甚至还偷吃文嫂的鸡，作者用点面结合的方式说明联大学生冷酷无情，自私自利。
C．文嫂的女婿人很好，经常来看望文嫂，并说要养文嫂一辈子，作者以“文嫂胖了”四字展现了文嫂的生活发生的改变。
D．养鸡、卖鸡蛋是文嫂赖以生存的重要途径，三只鸡的丢失无异于使文嫂艰辛的生活雪上加霜，所以文嫂从金先生床下扫出鸡毛时忍不住号啕大哭。
(2)小说以“鸡毛”为题，有什么作用？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小说是如何塑造金昌焕这一人物形象的？请简要分析。(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B【解析】“说明联大学生冷酷无情，自私自利”错误，以偏概全。
(2)①设置悬念，引起读者兴趣。小说以“鸡毛”为题，奇特有趣，且小说并未马上提到鸡毛，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②呼应故事情节，揭示主题。标题与小说结尾部分文嫂发现鸡毛相呼应，并以此为引，勾起了文嫂对悲惨命运的宣泄，引起读者对文嫂的同情和对金昌焕的鄙视；③突出了人物形象。小说通过在金昌焕床下发现鸡毛这一情节，突出了金昌焕的自私、卑下、无耻；④以“鸡毛”为题，寓指人生的琐碎和杂乱，反映出人生的苦难和人性的丑恶。 【解析】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分析文章的标题要注意从标题与文章的情节、结构、人物(或物象)、主旨的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情节上，主要分析文章的情节以什么为主；结构上，看文章的标题是否能串联文章的内容或是否是文章的线索；人物(或物象)上，看标题是否能暗示人物的命运或揭示物象的特征；主旨上，看能否点明或暗示主旨。有时还要从制造悬念和吸引读者的角度进行分析，有时还要分析标题中艺术手法，如双关、反语等。标题含义的分析注意从表层和深层的角度进行分析，表层含义注意结合小说的情节作答，深层含义注意结合文章的主旨作答。如本题应从读者的角度答出“设置悬念，引起读者兴趣”，从情节的角度答出“呼应故事情节”，从主旨的角度答出“揭示主题”“突出了人物形象”等作用。
(3)①讽刺手法的运用。例如作者将其怪癖搜罗，漫画般地描绘了金昌焕的行为习惯，最后用一个绰号将其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②对比衬托。作者以文嫂的善良、洁身自好等特点与金昌焕作对比(金昌焕与其他学生、文嫂女婿的对比)，突出金的自私、卑鄙、丑恶；③细节描写。写他“从不买纸”，每天晚上带着一把剪刀，把校园里各种启事、告白的空白处剪下；他每天要吃一块肉，“打开坛盖”“瞅准了”“扎出”“闭目而食之”等动作细节描写，把这个人物的鄙吝与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 【解析】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中的重要手法，主要是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正面描写主要有肖像、语言、动作、心理等方式，侧面描写主要是环境和其他人物的烘托等，其他还有引用故事、传说，使用特殊的艺术手法，如对比、烘托、排比、运用细节描写等方式塑造人物形象。注意答出手法还要答出塑造的人物的性格特征。此题重点分析“讽刺”“对比衬托”“细节描写”的手法。
【阅读导引】
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中的平凡人物文嫂和经济系学生金昌焕，两个不同生活轨迹人物的琐碎故事。金昌焕在毕业离校前，偷吃了以养鸡、缝洗衣物为生的寡妇文嫂的鸡并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直到金昌焕毕业“不声不响”地走了，文嫂在金昌焕床底下发现了三堆鸡毛才知道是金昌焕偷了她的鸡。
小说主要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文嫂“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她勤劳、朴实，命运悲苦，失业几十年，女婿也意外身亡，她靠洗衣拆被窝养鸡糊口。文嫂虽没有文化但老实、平凡、规矩、透亮，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金昌焕，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冷漠、吝啬、自私又带点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作为学生他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同屋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小说揭示了人性中的一种丑恶。儒家文化倡导“贫贱不能移”，条件再艰苦，也不能丧失人性。文嫂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普通妇女，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靠自己缝补拆洗养鸡糊口。而身为大学生，金昌焕不仅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 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种丧失人格尊严的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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