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满华
12月15日，港交所发布《有关建议设立创新板的框架咨询文件》的市场《咨询总结》，正式宣布拓宽现行的上市制度，这意味着香港市场将迎来20多年以来最重大的改革。此次改革，最核心的变化有三条，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企业在主板上市，允许尚未盈利或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企业在主板上市，以及允许业务重心在大中华地区的内地公司在香港做第二上市。
2013年9月26日，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以一句“今天，作为香港人，我想问的是：香港资本市场的监管，是被急速变化的世界抛在身后，还是应该为香港资本市场的未来做出改变，迅速创新？！！”宣告了阿里巴巴赴港上市告吹。而在一年之后的2014年9月20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后，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阿里上市后响应“为阿里巴巴祝福，也同时为香港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坚持了香港法治社会的原则。我们不会为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香港对于同股同权的坚持，实际上是香港对于引以为傲的自由、平等、规范的市场环境的一种坚持。从理想化的市场逻辑来讲，投入资金和资源较多的大股东会享受更多企业成长带来的收益，也会承担更多企业经营不善带来的损失，因此大股东往往会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对企业的发展更加投入，更加尽责，而同股同权实际上就是遵循了这一市场逻辑，让投入更多的人承担更多的决策权，从而保障各方的利益。香港实行的“同股同权”原则可追溯至30年前。1987年3月，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公布计划发行A/B股，引发市场热议，并引起市场恐慌，该计划一个月后就由港交所和证监处共同否定，并宣布不再容许B股上市。1989年香港正式废除A/B股制度，自此坚定实行“同股同权”。在香港的资本理念里，这一原则可以保护股东民主，更有利于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蔡崇信在4年前一句失望而愤怒的质问，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远去，反而更加振聋发聩，引人深思。科技公司不同于传统企业，他们的发展和爆发很难依靠独立运营自负盈亏来实现，他们更多需要通过引入多轮投资来实现业务的快速扩张以抢占市场。这就导致科技公司创始人的股权会在融资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摊薄，而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创始人往往是公司的核心掌舵人，他们能够决定和影响企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趋势，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无论是对于创始人还是对于投资者都意味着灾难，所以世界范围内很多明星科技公司都采取了同股不同权的架构。美国的Google、Facebook，中国的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都是如此。Facebook先后经历了10次融资，扎克伯格依然以28%的股权掌握了58.9%的投票权；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以23.1%持股权，获得了83.7%的投票权，正是因为创始人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令这些企业在既定的道路上一骑绝尘，获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最大的优势是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对接的桥梁和窗口，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讲，香港过去近20年来资本市场的繁荣，与中国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内地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公司中也占据了越来越重的份额。据港交所数据显示，从2006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发行人由占联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50.3%增至64.0%。从2011年到2016 年，中国内地首次公开招股占香港市场总数量的60%，总集资额更是占到91%。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港交所更应重视中国内地经济变化的趋势，牢牢掌控住已经拥有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寻求更大的发展。时代在进步，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6万亿元人民币，在GDP中的比重占30.3%。而与之相对的，香港上市公司依然高度集中于金融及地产行业，新经济公司比重少得可怜。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17年，在港上市的新经济行业公司仅占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的3%，而软件业如果不算腾讯（700）则只占港交所总市值的1%。下周再续。
日期:2017年12月21日
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栏名:神州华评
撰文:尹满华 傲扬集团投资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