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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夏斌新著《危机中的中国思考》 文/钟伟
金融学近年来是显学，夏斌先生又是金融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其著作一出版往往市场反应热烈，读者众多。在2011年其巨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问世时，引起巨大反响和讨论。夏斌新近又推出了《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上卷《华尔街今夜无眠》、下卷《中国未来何处去？》），这上下卷同样浸透着眼界、思考和智慧。从中不难看到中国金融改革的脉络，以及政策实践的演变进程。
《危机中的中国思考》是夏斌从2006年以来围绕次贷危机，对全球和中国问题展开的体系性思考，也只有在5年后重新连贯阅读其文字，才能看出思考的深度，以及政策建议的锐度。书的篇幅虽长，但文字简洁明快不做作。在开篇的序言中，夏斌就这样自嘲说，经济学成为显学，一方面是经济学者的自吹自擂，另外一方面也是哲学家、史学家不予计较而已。令人读来轻松许多。
夏斌将学者分为三类，分别是理论经济学者、政策经济学者和媒体经济学者。一个勇于自嘲的人，一个具学术功底、政界亲历和受媒体喜爱的、在金融圈浮沉多年的老人，对经济学者这样分类并未落入厚此薄彼的俗套，而是话锋一转，指出学者应当具有至少如下特质：
第一，要会发现问题，第二，要能准确判断，第三，要具操作性。
做到看似简单的以上三点，真的简单吗？
经济学者能发现问题吗？未必。通常在问题充分暴露之前，他们未能发现；而在此后，则争相自诩预见洞见之类。人类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只是在提醒经济学者，其眼界学力何等有限。
经济学者能分析判断问题吗？未必。我们不难看到2003年10月便有中国房价是历史上最大泡沫的论断，也不难看到2007年中石油股价将超百元的大胆预测。
经济学者能给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吗？未必。我们曾听到不少学者总是给出万能建议，例如，既要调总量又要调结构，既要防通胀又要防通缩之类。
举重若轻是不易的，幸运的是，《危机中的中国思考》著者是夏斌，因此诸君可免除这样的痛苦。其行文，简洁直白；其思考，连贯深入；其建议，揭示出政策脉络。
我们不妨从书中宏大叙事中挑选四个话题来分析。
谁应该对危机负责？
次贷危机至今已五年，谁应该对此负责？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全球失衡，全球失衡的主要矛头被指向中国，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包括克鲁格曼就持上述观点。中国学者中为人民币汇率制度辩护的不少，但清晰指出危机根源者不多。纵观夏斌的思路，其在2006年初就指出，解决全球失衡，美国是关键，美联储能否克制地使用货币政策则是决定性因素（“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美国应负起大国责任”，2006年2月10日），在此后的系列相关论述中，夏斌批评美国货币供应增速过快，美国需求可能带来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产能扩张过快，可能带来全球主动调整增长方式和结构转型的节奏过缓等一系列问题（“主要经济体都要调整结构”，2006年10月6日）。
巧合的是，林毅夫先生也在新近著作《从西潮到东风》中指出，2003~2008年间，国际收支快速增长的并不只是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中东、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家，均不约而同地持续呈收支顺差。鉴于这些国家的外贸制度和汇率制度差异极大，因此这种共性现象，只能归结为同期美联储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和进口需求。这样的阐述比克鲁格曼在专栏文章中所表达的傲慢，更具清晰的逻辑和说服力。
围绕这个问题，夏斌还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中国外汇制度管理提出了许多建议，甚至公开称中国有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已足够，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到了2011年，他进一步思考了美国国债如果违约这一看似不可能的敏感问题（“对美国国债违约问题的看法”，2011年7月17日）。在其看来，过去20年，欧美中央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明年将增长3~4个百分点，日本更是高达7个百分点以上。主权债务增长如此迅速，伴随老龄化和高福利，西方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可能会逐步遭受全球质疑，即便第三次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技术周期，也仅仅是推迟了债务问题的最终爆发。
夏斌另有专著《谁是危机中的清醒人？》这样自问自答的书名，饶有趣味。
中国应具有怎样的金融思维？
在这个领域，国内学者的论述不多，较为重要的是黄金老先生翻译的《金融国策》，夏斌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有了全面的战略思考。这样的火花在此书中也有闪现，例如“金融弱国的应有思维？”写于2007年4月15日，夏斌认为，从世界经济史看，在金融弱国转向强国的过程中，无论是英国抗衡荷兰、西班牙，美元抗衡英镑，都试图在开放和保护、本币国际化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之间求得平衡，不让虚拟金融和实体经济太脱节，注重市场机制的同时，更注重“民族保护策略”，试图让本国金融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逐步担当更重要的角色。这种论述值得关注。
尤其在当下，美国越来越频繁地批评中国是全球经济规则投资性的遵守者，即全球规制对中国有好处时，中国会选择遵守；如果全球规则对中国有损害，中国则选择逃避；如果国际规则有空白，中国则选择冒险。这种批评在美国官员和学界比较盛行。同时中国多年来的韬光养晦政策，也因东亚周边一些右翼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而受到挑战和刺激。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定义中国为“金融弱国”，委婉地提出着眼长远、不带强烈火气的政策建议，需要冷静旁观的勇气。有时候，来自外部的批评和挑战，对中国选择未来之路，甚至不一定是坏事。
谁在天量信贷进行中提出警告？
次贷危机的尖峰时刻，国内外情绪一片悲观，夏斌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氛围，但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在一边倒的呼吁大力度政策刺激声中，夏斌仍坚持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必须适可而止，不能因反周期政策而延误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其对政策连贯建议可见：“谨防货币政策受困于经济结构调整”，写于2007年11月22日；“下半年应发出稳定货币的信号”，写于2009年7月15日；“中国的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写于2009年11月14日；“超常规货币投放不应再延续”，写于2009年12月29日。读者从上述论述的题目中，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夏斌要表达的是什么，没有左顾右盼式的模糊。夏斌没有否定刺激政策的重要性，但仅局限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的四个季度，在危机余震尚存，国内政界学界疑虑尚存时，夏斌批评说，超常规货币政策不能再延续，结构调整应是重点。在讨论结构调整时候，他也没有停留在泛泛而言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分析上，而是将视线放在收入分配改革、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消费政策等方面。
至今对天量信贷政策并没有后评价机制，夏斌在市场最悲观，狂热刺激最流行时，所表达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质，令人慨叹面对问题情形敏锐的判断，和真切实在的方案，可避免国力的无谓虚耗。
后危机的中国经济出路何在？
回顾中国危机应对之策，成败得失各半。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中，投入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的建设，至今看来仍然可取；投入新农村建设、义务教育、生态修复等的巨资，至今仍需坚持；投入家电汽车下乡等的消费刺激政策，需逐步改善并有侧重。但投入无效产能者，包括新能源、钢铁、造船等的超过万亿资金，恐怕初步都将成为不良资产，无效产能被放大，结构调整被延缓了。夏斌作为金融学者，其贯穿危机中，又给出了怎样的应对之策？
我们同样列出书中一些相关的论述。“短期就业至上 中长期消费为纲”，写于2009年3月9日；“消费为纲：中国走出危机的首要对策”，写于2009年6月7日；“如何实现消费为纲？”写于2009年7月14日。夏斌的看法很明确，危机导致短期失业大增，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值得关注；中期消费为纲，扩产能不如培植需求，需持续推动收入分配改革。这些判断都写于危机袭来，市场悲观的2009年，夏斌此时强调货币政策必须向常态收敛，消费增长必须着眼长远。
在2010年7月12日，在其“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控”，夏斌将其后危机的政策主张总结为三点，一是回归常态货币政策；二是精细操作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整顿事宜；三是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现在看来，对其第一点已是共识；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精细化”操作，我猜想是夏斌很清楚地方政府财力的艰难，清楚放任不管和严厉压控同样危险，清楚解决地方投融资平台绝对急不得，需要中央和地方在事权财权方面更为综合的改革。遗憾的是，现在地方投融资平台问题仍在膨胀中，对其治理整顿仍粗疏。而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则是夏斌从2007年坚持至今的观点，并没有因次贷危机而有动摇。
作为上下两卷的《危机中的中国思考》，提出了真问题，给出了真出路。我只是因自己的偏好而提出和解读了书中上述四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折射了金融改革和政策决策的脉络。着眼但不局限于金融，甚至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和夏斌先生交往多年，其率真性格，其学养，其在证券、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货币政策方面系统深入的实际操作经验，才能有助于其写出精彩精确、明快明确的文字。在其新近的“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写于2012年7月21日）中，夏斌判断说，从短期看，2012年中国经济遭遇的问题，2013年仍会遇到，而且更大、更难过。从长期看，要解决日积月累的大量的经济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已很难办，需要社会、政治和经济多个角度去着眼解决。个中有期待，也有沉重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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