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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神秘的王朝，給史學家留下了無數的疑惑，又給後世留下了無盡的演繹和傳說，西夏王朝就是其中之一。和那些與中原民族在衝突中並存，在並存中融合的草原民族一樣，西夏黨項人在來到中原大舞臺前並沒有文字，所以他們的歷史很難被記載下來。勒內·格魯塞在《草原帝國》中這樣描述他們：「這些民族從一個牧場到另一個牧場，無休止地遷徙。有時，由於遷徙的路途非常遙遠，往返一次往往需要好幾個世紀，而這些遊牧民的身體狀況和生活方式，也適應了這樣的遷徙。他們在黃河和布達佩斯之間不停遊蕩的歷史，是由定居國家的人們為他們保留下來的。不過這樣的文字很少，僅僅限於當時有影響的一些事件。」
壁画上的党项人
同樣的，黨項人的早期歷史，也僅僅見諸於中國極其有限的文獻記錄。作為活動在青海的羌族人的支脈，自漢代羌人逐步內遷以來，黨項人與中原王朝接觸漸漸頻繁。隋代時即有數千名黨項人來歸的記載。到了唐代初年，黨項人更是有八氏相率歸附的記錄。自此，黨項人與中原王朝的歷史變得密不可分，並對中原王朝的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
黨項人民風彪悍，尚武善戰。唐代末年黃巢起義，唐僖宗詔天下兵馬勤王，黨項族拓跋部落的拓跋思恭率軍回應，駐紮夏州，官拜夏州節度使。因勤王有功，封夏國公，複賜姓「李」氏，「李」姓從此成為黨項部落中最為尊貴的姓氏。同時，拓跋（李）思恭則借勤王之機，割據夏、綏、宥、銀四州，遂為唐末藩政勢力，其後李元昊更是建立西夏國，與宋遼三分格局。
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出現，讓西夏的歷史戛然而止。西夏是成吉思汗戎馬一生中徵討的最後一個國家，也是征伐最為艱難的國家。所以成吉思汗在病危時得知西夏李氏王族已經獻都投降之後，仍然下令對西夏都城中興府「殄滅無遺,以滅之、以死之」。最終，西夏文明和其王朝一樣，終究消泯於歷史的煙塵中了。
西夏王陵
「李」，西夏最尊貴的姓氏，一直代表著王族的正統。西夏亡了，但西夏「李」姓卻沒有消亡，其中有一個人，姓李名立義，七歲遭元人擄掠，九歲捨身釋門，自此，為後世留下了一個神秘的背影，為佛教史增添了一段傳奇，為信仰樹立了一個虔誠的榜樣。他，就是「光明禪師李惠月」。
博古斋拍品，李惠月金银泥《华严经》扉画、卷首及题跋
國家圖書館所藏《普寧藏》之《不空羂索陀羅尼經》卷，有漢文牌記三行：「河西李立義光明禪師惠月捨體己財印造一十二大藏經散施諸方普願見聞生生見佛世世聞經者謹記。」在現存的李惠月請印或抄經的發願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自稱「李立義光明禪師惠月」之外，還有「光明禪師，俗姓李氏」及「光明禪師惠月」、「李□□（西夏文）/光明禪師」、「和尚李慧月」等。似乎有一種強烈的民族和故國情懷在驅使著「光明禪師」在法號「惠月」之前，冠之以俗姓「李」氏。
蒙古征伐四方，往往離不開屠殺和擄掠的記載，自1205年到1226年，蒙古六次徵討西夏，其中1224年攻陷銀州一役於《元史·孛魯傳》即有記載「甲申九月，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級，獲生口、馬駝、牛羊數十萬」。可見當時除了屠殺西夏人外，還擄掠了大批俘虜。李惠月七歲被擄，九歲出家賀蘭山。賀蘭山為西夏北方重要屏障，也是王陵，距西夏都城中興府僅數十公里。所以，我們有理由猜測，李惠月是在蒙古對西夏的六次徵討的某一次被擄的，考慮到古人的壽命，七歲遭擄，1291年又有抄經。所以，李惠月禪師有極大可能是在西元1224或者1226年蒙古對西夏的第五和最後一次徵討中被擄掠的。當時年僅七歲，而1291年抄寫這部金銀泥《華嚴經》時，應該年逾古稀。
蒙古侵夏图
接下去的歲月是平靜的。雖然蒙古還在攻打金、宋，但西夏的戰事已經結束。繼位的窩闊台、蒙哥等大汗，對佛教採取的是支持的態度。因此西夏故地戰事不起，寺院的生存空間也比較大。這是李惠月學習修行的時間，在他寫的金銀泥《華嚴經》的題記中是這樣描述這一段歲月的：「旦夕諮參」。最終得到了師傅「道明」的認可，「得發揮之印」。然後就開始進行遊歷，弘法生涯就此開始。
李惠月的足跡可謂遍佈中原。他「先遊塞北」，這是很重要的資訊。此處「塞北」，或是長城以北的概念，或是草原遊牧民族活動範圍的指代，總之有一點可以明確，即李惠月參與了蒙古建立元朝之前在草原的佛教活動。
1251年，大汗蒙哥繼位，忽必烈作為大汗皇弟，受命統理南地也就是漢地的事務，他把府邸遷移到了蒙古草原南邊的開平府，也就是後來的上都（今在內蒙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在忽必烈的上都，發生了好幾次佛道的辯論會，1258年，在會上八思巴引經據典，使佛教戰勝了道教。這說明，在蒙古時期，草原上已經有極其豐富的佛教活動。後來的元世祖忽必烈，其實在這個時期已經深受八思巴影響，非常崇信佛教。這一時期，因為八思巴的影響，蒙古上都附近盛行是藏傳佛教。在這種上層統治階級的影響下，佛教地位超凡。這就為各地的僧人提供了活動的舞臺。所以，李惠月提到的「先曆塞北」，雖然不完全排除是在蒙古其他地區，但更有可能是參與了忽必烈統治下的上都活動。
尊崇佛教的忽必烈
願文中提到的「後曆江南」。毫無疑問，此時的李惠月已經有了相當高的地位。因為他寫到「福建路秉於僧權」，「秉」是掌握的意思，也就是他是福建路掌握僧權的僧人，這是非常高的地位。但這個中間有個問題。就是關於「福州路」的理解。
福建，是南宋最後的根據地之一，也是江南文化興盛之地。既有如火如荼刻書的建陽書坊，又是大儒朱熹的出生地。北宋雍熙二年（985）設置「兩浙西南路置」，轄有六州二軍，「八閩」即由此而來。而到了南宋，福建單獨設置「福建路」。1276年，元軍攻陷臨安，益王繼位於福州，將福建路改為福建府，1278年，元軍佔領福建全境，設立福建行省。所以，李惠月此卷寫經後記中的「福建路秉於僧權」，必然是在1276年福王將福建路改為福建府之前。
後記中又有「嘉興府亦預為錄首」， 也就是嘉興府的僧人主事。「嘉興府」為宋代建置，後又改為「嘉興軍」，1276年元軍佔領嘉興後，改「嘉興軍」為「嘉興府安撫司」,至元十四年(1277)即升為「嘉興路」，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考慮到「福建路曾秉於僧權」和「嘉興府亦預為錄首」的先後次序，幾乎可以推斷出李惠月在福建和嘉興活動時間的下限，即在1276年改「嘉興軍」為「嘉興府安撫司」之後，1277年「嘉興府」升「嘉興路」之前，去的嘉興擔任「僧錄」。而在福建「秉於僧權」的時代，應當更早。或許可以大膽猜測，李惠月在南宋末期就來到了福建弘法。
飞来峰造像之一，据称据杨琏真迦形象所造
這裡不能不提一個人，就是楊璉真迦。他是藏傳佛教僧人，國師八思巴的弟子，也是當時宰相桑哥的親信。至元十四年（1277）就任江南釋教都總統，後改為江淮釋教都總統，統攝江淮地區的佛教事務，位高權重。此人惡名昭著，無惡不作。盜竊宋皇陵，在宋帝骸骨上造塔鎮壓，將宋理宗頭骨做成酒器。但他是西夏人，那麼他統攝江淮佛教時，是不是會提拔一些西夏僧人，來協助他的管理？應該是極有可能的。嘉興是浙江行省下的重要區域，李惠月之所以從福建來到嘉興，楊璉真迦也許起到了作用。如果這個假設符合史實，那麼，李惠月來嘉興的時間或許就在1277年，當年二月楊璉真迦擔任江南釋教都總統之後，嘉興府改升「嘉興路」前的某一個月。
同年，《普寧藏》開雕於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至元二十七年刻竣。嘉興毗鄰杭州路，作為嘉興的僧事主管，李惠月很可能在第一時間請印，所以才有了寫經後記中「印造十二之大藏」一說。而具體的印造時間，可以判定為至元二十七年，即普寧藏刻竣當年發生的事情。因為在1935年影印宋版藏經會出版的《影印宋磧砂藏經》的《入楞伽經》卷一末有題記：「印經沙門光明禪師，俗姓李氏，隴西人也。自七歲遭擄，九歲出家，申禮荷蘭山藏明禪師為師，詣福州路為官。將梯己嚫資，起大悲願，印十二藏經，表藥師十二大願；剃度十六員僧，擬彌陀十六觀門。所集功德，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頂誦隨喜者，具獲無上果。庚寅至元二十七年正月□日印經沙門光明禪師題。」此處卷一，實則為《普寧藏》配入，李際寧老師《西夏刊漢文版大藏經》一文亦傾向於此《入楞伽經》卷一為《普寧藏》。可見，至元二十七年時，李惠月尚在嘉興路一帶請印大藏。
而到了至元二十八年，李惠月則回到了終南山，擔任「萬壽禪寺」主持。
這一年間，發生了一件大事，正月間桑哥因貪腐被查，最後被處死，楊璉真迦作為桑哥親信，亦被處決。
此時的李惠月，則突然返回西北，回到了他的故土附近。個中緣由，足讓人揣測。
博古斋拍品，李惠月金银泥《华严经》题跋
而此部金銀泥寫《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卷前扉畫，有「杭州路奉溪界峯畫士沈鏡湖同男應祥繪畫華嚴經像八十一卷」，其勾繪之精美，似乎非至元27-28年間短短一年時間所能為，加之畫士沈鏡湖又為杭州路人士，所以可以假設，這一部金銀泥寫經，引首的扉畫很可能是在杭州路完成，而卷末題款，則是在李惠月擔任終南山萬壽禪寺主持之後。
李惠月禪師一生坎坷，或許會想回到西夏故地，但已經古稀之年，也許就暫且找了一座寺院歇息下來，也許就此故去。在終南山時，他回想起自己一生的經歷，為自己書寫的金銀泥《大方廣佛華嚴經》寫下了題記。
這樣一位出身西夏，一生經歷亡國之恨，家破之殤，為弘揚佛法鞠躬盡瘁，佈施四方的真正高僧，在中國的佛教歷史上，他應該留下濃重一筆。可惜他的生平事蹟我們今天只能見諸於各種零碎資料，所以我們只能大膽假設，拋磚迎玉，迨後來方家小心求證，力圖還一個真實、飽滿的光明禪師的輝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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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明禪師李惠月金銀泥寫《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八十，並泥金銀扉畫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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