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记者后藤健二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出以后，我看了很多外媒的报道，才发现这个我之前不太了解的日本人，根本就是个疯子。
他去过这个星球上大多数被战争和冲突蹂躏过的地方，包括车臣、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塞拉利昂、利比里亚、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他曾经多次穿行在死亡线上，也多次经历过世人无法想象的惨状和危险。他的朋友回忆说，在叙利亚，他亲眼看到数百具尸体被推土机扔到一个游泳池那么大的墓坑里埋葬；在伊拉克，他曾经被当地的士兵用枪指着脑袋。
可是，这样一个让大多数同行汗颜的记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记者。他不隶属于任何媒体，他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自己的通讯社“独立社” (Independent Press)，从那时开始，所有出生入死完成的报道，几乎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战斗！
因为是自由记者，他需要负担自己的采访经费。而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是很多“正式”媒体都无法派记者去的。包括NHK、朝日新闻等在内的许多媒体都和他有合作关系，长期播放他拍摄的片子。正因为如此，他在日本获得了很多记者的尊敬。
他关注战争，冲突，难民，贫穷，艾滋，儿童教育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道议题，这一点光从他出版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想要和平，不要钻石——儿童兵·穆里雅的自白》，《娜塔莎——出生在艾滋村的16岁母亲的生活》，《卢旺达的祈祷——从内战中活过来的家族的故事》，《如果一个阿富汗女孩去上学——玛丽亚姆的故事》……
《经济学人》杂志拉美分社社长Henry Tricks曾经在2010年派驻东京，因此与后藤健二相识。他在发表在“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网站上的一篇文章里介绍说，有一次打保龄球，后藤健二变得脸色苍白，因为“球落地的声音让他回想起了伊拉克隆隆的炮弹声。” Henry Tricks写道，“很难把这个平时语调温和、温文尔雅的男人，和那个铁胆的战地记者联系在一起。”
Henry Tricks还写道：“他报道战争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强调谁赢谁输，他只说普通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被迫承受战争冲突和恐惧的孩子们的故事。他说，是那些普通人对生活的适应激励着他。如果你问他，到底是怎么到达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报道的，他说，他只是跟着那些普通人的生活的脚步，是他们，给他指引了道路。”
去年5月，后藤健二在接受日本一家新闻网站的采访时也说，自己想要帮助那些受到冲突影响的普通人。“那些我去采访报道的地方遭遇着巨大的困难，但即便在那里，人们也每天生活着。那些人总有些话要说，有信息要传达。如果我能帮助他们把那些信息传递给世界，那么久可能促成某种解决办法……如果真的那样，我也就可以说，我的工作是成功的了。”
后藤健二一直就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危险性。他曾经多次强调，对自己的安全担负全部责任，如果出现不测，不希望怪罪到其他任何人身上。去年10月，在离开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境内时，也就是他被ISIS绑架以前，他请他在土耳其雇的助手用手机录制了一段视频。在视频里他说，“如果一旦发生不测，我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这里相当危险……但是，请不要因此对叙利亚人民留下任何不好的印象。”
甚至有媒体报道说，此次他之所以被绑架，是为了营救他的朋友，另一个已被ISIS斩首的日本记者汤川遥菜。两人2013年在叙利亚认识，后藤健二曾给对方提供过许多帮助。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以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热情和坚持，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后藤健二的母亲和妻子，也是两个了不起的女人。他的妻子在丈夫遇害后发表声明说：“我为我的丈夫感到深深的自豪，因为他致力于报道伊拉克、索马里和叙利亚等冲突地区的人民所面临的困境，他热诚地向世人展现那些冲突对普通人的影响，更通过孩子们的眼睛，让那些地区以外的我们了解战争的悲剧。”
他的母亲在儿子遇害后说：“健二已经去世，我的心已碎。我完全说不出话。我唯一的希望是，我们能够继续健二的遗志，去救助那些战争和贫穷中的孩子。”
一名身在纽约的日本电影制作人，模仿巴黎《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中“我是查理”的活动，在Facebook上建立了“我是健二”的主页，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上传了自己手拿“我是健二”字样的照片。
也有人在推特上呼吁，“不要转发后藤被杀害的照片，请转发他的笑脸”。
可是我想，记住他最好的方式，除了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的笑脸，还要记住他的勇气，记住他做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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