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上春树（Murakami Haruki，1949.1.12—），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广泛引起“村上现象”。村上春树的作品展现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轻盈基调，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 |
辑 录
* 插画家大桥步，活跃于杂志、书籍、广告等各领域，以日常生活为主题所创作的插画和短文，受到广泛年龄层的读者喜爱。她和村上春树也合作了众多充满童趣的插画作品。下面的插图选自大桥步给村上连载随笔所作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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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 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海边的卡夫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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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舞舞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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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挪威的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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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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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或许败北，或许迷失自己，或许哪里也抵达不了，或许我已失去一切，任凭怎么挣扎也只能徒呼奈何，或许我只是徒然掬一把废墟灰烬，唯我一人蒙在鼓里，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无所谓。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我有值得等待有值得寻求的东西。——《奇鸟行状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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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一人也没关系，只要能发自内心地爱着一个人，人生就会有救。哪怕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 ——《1Q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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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挪威的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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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掉进了黑暗里，你能做的，不过是静心等待，直到你的双眼适应黑暗。——《挪威的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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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且听风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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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算多了不起的生活，不过我也有我的生活。——《1Q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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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恰如其分的话总是姗姗来迟，错过最恰当的时机。—《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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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了自己定下的原则，哪怕只有一次，以后就将违背更多的原则。——《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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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一定年龄，所谓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1Q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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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因为懦弱和无聊的自尊失去心爱的人。——《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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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严重的时候，居然觉得明天的事仿佛昨天的。——《1973年的弹子球》 |
演 讲
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btr 译
* 1979年，村上春树的处女作《听风的歌》获得日本群像新人奖，从此，村上踏上文学之路，迄今为止已有30年。30年中，村上的作品日渐成熟，声望逐年提升，他本人曾多次被猜测是否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2009年，村上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值新一轮巴以冲突高峰期，支持巴勒斯坦的各方力量极力劝阻村上不要前去领奖，但村上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最终前往以色列受奖，并发表了以人类灵魂自由为主题的获奖感言。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撒谎，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是：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我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自我贬低。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失去控制。是我们造就了体制而不是相反。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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