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综复杂体系的不可控性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已经观察过所谓“错综复杂”体系的各个方面，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19世纪博学多才的亨利·庞加莱，但这个概念最终是1948年《美国科学》中的一篇文章所提出来的。
沃伦·韦弗在8页纸的《科学与错综复杂体系》一文中没有展现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不过是一篇有关自然和科学思维目标的散文，但该文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韦弗认为，19世纪的科学主要是研究那些“有组织性的简单”的问题：问题只牵扯一到两个变量，比如两块磁铁之间的引力以及地球绕着太阳转。不过韦弗注意到，现实世界中许多领域并非依照上述模式运转的。
比如，活着的有机体“就更可以代表目前的形势：几个，甚至几十个定量同时存在，互不相同，并且彼此存在微妙的联系”。他指出，在生态系统、经济以及政治体系中都能找到这种特征。换句话说，真实的世界中充满了纠结的、错综复杂的互赖性，而科学并不是用来对付它们的——事实上，科学恰恰是要积极地回避如此让人不快的事实，它更喜欢将事物简化，去适应“发条型宇宙”。韦弗认为，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你无法把方形的钉子强摁进圆形的孔洞，也无法强迫错综复杂的事物去按照复杂世界的规律行事。
他认为，16颗球的台球与2颗球的台球相比，构成了从根本上就不同的问题，就如同冷锋构成的问题与彗星构成的问题有根本性的不同。“是什么决定了小麦的价格？”这个问题则更加错综复杂。“有组织性的错综复杂”的体系就是“相当数量的因素互相连接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这些问题太过错综复杂，”他写道，“19世纪的技术根本无法解决，这些技术在面对两个、三个或四个变量的简单问题时，还是能够应对自如的。”
一旦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记者开始寻找，就会发现支持韦弗观点的证据比比皆是。最明显的领域莫过于人类与大自然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的互动，这其中著名的案例，莫过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灰背甲壳虫”问题。20世纪90年代，甲壳虫的肆虐导致甘蔗田大面积减产，农业专家很高兴地发现，在夏威夷由于有蔗蟾蜍这样的天敌，灰背甲壳虫无法肆虐。澳大利亚政府于是在1935年6月进口了102只这种神奇的生物，将它们释放到小马尔格雷夫河中。
今天，如果你在小马尔格雷夫河以及附近任何一条河流、湖泊或河口中撒网，收网时你都能够看到网里有一堆乍看上去像“烂泥”一样的东西，实则是大量黑得发亮的蔗蟾蜍蝌蚪。只要有足够安静的池塘，并且没有在夏威夷能够遇到的天敌，一只母蔗蟾蜍在一个夏天所产的卵有4万个能活到成年。而农业专家当初没有预计到蔗蟾蜍的生存率会这么高。要知道种群的增长是一个几何级别的函数，而农业专家错估了生存率就等于错估了基数——这种增量上的差异在预测哈雷彗星的回归时不会造成大的问题，但在预测澳大利亚野生生物的种群扩张时，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蔗蟾蜍不断繁殖，它们扩散到公园、花园、高速公路和池塘。它们吃掉了鱼、青蛙、小鸟和螃蟹，还吃掉了侏袋鼬这样濒危的物种。一名研究者发现，蔗蟾蜍能够攻击并且吞噬乒乓球。很明显，它们唯一不吃的东西就是灰背甲壳虫：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物种的生物圈差异意味着，甲壳虫和蟾蜍在澳大利亚不会同时出现在野外。更要命的是，蔗蟾蜍不单单能通过吞噬来杀死其他动物，它们有毒的皮肤也是杀戮的工具，狗、鸭子以及蛇在吃了蔗蟾蜍后大批量地死亡。于是，澳大利亚人用栅栏、陷阱以及其他障碍物修筑起小型的“马其诺防线”，阻挡蔗蟾蜍的两栖攻击。这种动物目前已经在昆士兰州40%的地区活跃，并且正在向其他州进发。一名美国生态学家对此总结道：“这是经典的人为灾难……生态系统面临着被连根拔起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会沿着蟾蜍所在的食物链向上反弹。”
人类试图干预生态系统，却引发灾难性后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蔗蟾蜍，还有蔓延到美洲700万英亩（约280多万公顷）土地的葛藤，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将美洲的天空都染成黑色的八哥（1890年，一个莎士比亚的粉丝把这位剧作家所提及的6只八哥带到了美洲新大陆，放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它们很快扩张活动领域，并且成群结队地大肆出动，每天吞噬20吨马铃薯）。
就如同“蝴蝶效应”未必会引发气候剧变，不是所有的物种都能像蔗蟾蜍和八哥那样疯狂地扩散。只要环境上一些因素的互动有些许区别，或者种群基数有所区别，这些物种就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全部灭绝。错综复杂的体系是无常的、易变的，可能产生的结果有很多种；互相影响的因素的类型和数量使得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因此，把生态系统当作能够预测其轨迹的机器来处理，这是危险的愚蠢行为。
经济体系是人类因素错综复杂地扭结、纠缠的产物，任何试图对其以线性方式进行预测和控制的努力都会陷入困境。正是由于这种错综复杂性，经济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坚决反对国营计划经济。在他里程碑式的文章《错综复杂现象理论》中，他区分了两种程度的错综复杂：第一种是“特定一类现象中的复杂程度”，第二种是“只要一些因素拼凑起来，在任何一种现象里都能形成的复杂程度”。换句话说，一些体系必然是错综复杂的（比如人脑或者社会），另一些体系由许多活动的部分构成，看似错综复杂，但其实只是复杂。
他认为，国家经济和工业生产不同，从来就不可能通过还原论的方法变成一个机械系统；国家的经济行为由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上亿的人所做的决定构成，而这些决定又彼此影响着，这使得预测市场走向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在下国际象棋时，可能性实在太多，用事先设计的指导卡是搞不定的。在经济领域，由微小的初始波动而引发的“蝴蝶效应”比比皆是。
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这种错综复杂性更加剧烈。黑客对美联社的攻击彰显出这类非线性干扰今后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用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的话说就是“中国感冒……美国打喷嚏”。将洛伦茨的“蝴蝶效应”延伸一下做个比喻，即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飓风环绕的世界里。
在好几个世纪中，我们用牛顿的模式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复杂的问题，这使我们盲目地乐观、骄傲，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并进行艰苦的努力，经济领域里错综复杂的密码就能够被攻破。但正如韦弗所指出的那样，你不能强迫“错综复杂”这颗方钉去摁入“复杂”这个圆孔。美国分析家们在2001——2006年对未来的预测中，12个月期预测的错误率为47%，24个月期预测的错误率为93%。就如同作家兼投资者詹姆斯·蒙提尔所言：“预测未来的愚蠢之处显而易见……说句老实话，和任何一个宏观预测大师相比，三只瞎老鼠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测要可靠得多。”2007年11月，专业预报调查局的经济学家在检视了4.5万条经济数据后，预测经济大幅度滑坡的可能性不到1/500，但一个月后经济就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
人们依然在争论：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是否已经足够，足够到可以对经济进行些许的干预，比如调整贴现率。但是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墓碑似乎又告诉我们，有些东西还是无法套上还原论的紧身衣的，就如同对生态系统的干预所遭遇的失败一样。牛顿、泰勒这些思想家推崇机械的、还原论的思维——将任何事情都分解成几个构成部分，或者对个体因素进行优化，但运用这种思维去控制错综复杂体系的努力大多会归于无效，有些还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不可预测的世界
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办法毫无疑问是为解决复杂问题而设计的，对错综复杂的问题却难以胜任。米德瓦尔钢铁厂的车间或许就是旋转的设备和白热化的钢铁所构成的噪声不断的领域，但那些机器都是以直接的方式进行工作，而泰勒创造的管理结构就如同那些机械设备一样运转着：一个工人完成任务后下一个工人接着完成；工厂里一个角落的任务完成后，下一个角落接着完成。这种变化是线性的。一台机器的问题无法扩散到另一台；相反，一个创新也无法“如同病毒般扩散”，将工厂主在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公司会稳定地在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走向成功或归于失败。
这种环境的可预测性使得泰勒能够将复杂的流程大规模分解成互相独立的、可以反复操作的动作，也使得泰勒能够把整个组织分解成一些独立的部门。因为他能够预料到，明天生产出来的还是那8种不同的纸浆，他能够将造纸化学还原成一张简单的图表；因为他知道同样的水流能够将同样的机器驱动起来，他能够给工人散发指导卡，精确地告诉他们每一个动作。在工业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被测量并且机械化，单个变量能够被分离出来，并进行测试和优化，因此它适合于这种模式。它的复杂性不过如此，因此管理者能够通过计算、预测和控制来掌控全局。于是经过规划获得效率，成为“良好管理”的根本。而其他很多事情，无论是实体设计，还是组织架构，抑或领导行为，都是以此为中心的自然延伸。
我们已经走向“错综复杂”的“多对多”环境，而我们设计的仍然是日益“复杂”的解决方式：天才的管理者制定出精细的操作条例以及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试图覆盖所有的可能性。这样做的基本理念在于他们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窥知其全貌，这种理念至今未曾消散。任何人如果在公司或政府中工作了几十年都会看到，规则和文书工作似乎在不断地增长。这在五角大楼里最为明显了，国防部本身的成长就伴随着一系列密码和流程的无限增长。
在伊拉克，我们用对付“复杂”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高效地执行我们的线性方法，执行速度比外部环境的变化还快，于是我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与其他组织所做的不同。事实上，我们和其他组织一样地官僚化了。只不过在执行层面，我们更高效而已。效率是我们这部“酷毙了的机器”的与众不同之处，它曾经使我们这台反恐生产线能够隆隆向前。但到了2004年，世界变化的速度超越了我们。当我们提出一个计划并且等待批准时，这个计划所针对的战场态势已经发生了改变。无论这个计划在最初设计出来时有多么天衣无缝，到了执行的时候，它经常不合时宜。我们无法预测敌人会攻击哪里，而且当他们发动攻击时，我们也无法足够快速地做出反应。
“复杂”与“错综复杂”之间，很难或者说不可能画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来。涉及“错综复杂”问题的领域会用到多种分类法来进行区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最要紧的还是进行预测的能力，而在事情变得不可预测时进行决策就是棘手的事情。我们讨论的所有现象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的：我们可以比较精确地预计出某个城市第二天是否下雨，但对于6个月后的晴雨状况就无能为力了；我们能比较可靠地预计出通货膨胀会导致商店经营者在本月提价，却无法预计这种情况会不会在一年后引发经济衰退。
根据时间尺度来组织事物或许会有帮助：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如果有一种事物有许多的互动联系，以至无法根据输入条件合理预测输出结果，那么我们可以将这种事物的现象视作在指定的时间框架里也是错综复杂的。根据这种定义，气候在一天的时间里就是错综复杂的，而不能说气候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才是错综复杂的。因此，无论是事物的联系变得更紧密，还是过程变得更快速，都与错综复杂有关。将这两个变量结合起来，意味着过去在几个月内形成的互动错综复杂的现象，现在会被压缩在很短时间内爆发，比如，过去某地的一场对话和信件交流要几个月才能引发轰动，如今通过社交媒体，在几个小时内就能使事态剧烈升级。
在战争一开始就知道其结果总是不可能的（否则我们也不必打仗了），1915年在福特工作的人也无法预计1950年汽车和汽车生产流程会是怎样的。但是，把眼光放近的话，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事情还都是可以管理的：敌军在一夜之内所能够进行的机动距离只有这些；投入市场进行竞争的汽车只能以这种速度交付市场。军事思想一直不得不去适应某些不可预测的事态，或者说“幻想”，即计划之外的变化，但战略家总是能够比我们预料到更远的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在伊拉克，每天都能够看到整场战争的不可预测性。人弹在战术上显得十分“任性”，任何人只要能够接触到互联网、能够接触到清洁产品、能够接触到滚珠，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构成威胁。为了对付15艘敌军的潜艇而制订并监督实施一项紧急计划是一件事，但为了对付3000万人而制订并监督实施一项紧急计划则是另一件事，而后者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先不去管这么做的道德风险）。就如同洛伦茨的“蝴蝶效应”一样，不可能说清楚哪些事态会引发何种结果。
这就是我们所共处的新世界。在任何一个整体内，都会同时有许多事情发生，并无法全部监控到，即便对装备有侦察设备的特遣部队而言，这也是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个体以及小群体都有可能与数以百万的人发生联络，因此无从确认这些事情中有哪些会演变成威胁。
YouTube使塔里克·塔伊布·穆罕默德·布亚齐兹的抗议扩大、黑客攻击美联社、戴夫·卡罗尔的恶搞歌曲获得爆发式传播，这样的事情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还有“病毒式”传播，它已经成为当代生活的特征了。即便是“病毒式”传播这个词语也暗示今日的环境类似于一个器官或者一个生态系统，它是一种内部互相关联的体系，里面有纵横交错的通路使得某些现象能够扩散。这种环境与那些线性的、从一点向下一点进发的演变方式十分不同，而后者正是泰勒在工厂车间里所遇到的复杂情况。从前要几个月才能发生的变化，在非线性的现代环境下，可能只需要输入1个字符的时间就能发生。
感悟分享
姜总分享
“错综复杂体系的不可控性”这一段，我对“不可控”有了全新的认知——它不是“能力不足”的体现，而是错综复杂体系本身的固有属性，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身处这种错综复杂的旋涡中。真正的智慧，不是试图消除不确定性，而是学会与它共处。就像文中所说，我们无法强迫错综复杂的事物按照复杂世界的规律行事，也无法用还原论的思维去掌控有机的整体。对于组织而言，需要放弃“自上而下的集权管控”，建立更灵活、更具弹性的决策机制，允许一线自主应对变化，学会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对于个人而言，需要放弃“完美规划”的执念，培养多元能力和适应能力，不再害怕变化，而是学会在变化中调整方向、抓住机遇。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台可预测的钟表，而是一片充满未知的热带雨林。我们无法掌控每一棵草木的生长，无法预测每一场风雨的来临，但我们可以学会适应雨林的节奏，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赋能》所传递的，正是这种思维的转变——从“追求可控”到“拥抱不确定”，从“管控”到“赋能”。这不仅是组织突破困境的关键，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最核心的生存智慧。接受不可控，不是妥协，而是清醒；学会与不确定性共舞，才能在变化中站稳脚跟，收获成长。
文图、编辑：陈天易
2026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