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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属于进展期或晚期。高效的早期诊断对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有重要意义[4]。肺癌按组织类型不同肺癌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NSCLC占所有肺癌约80%，包括腺癌、鳞癌和大细胞癌等，其中又以腺癌最为多见[5]。

常见的肺癌生物标志物有CK7、TTF-1、Napsin A、CEA等。

CK7 (Cytokeratin 7)

CK7是一种细胞角蛋白，属于细胞骨架的一部分，存在于许多上皮细胞中。

几乎所有的肺腺癌均表达CK7，但其特异性较低，30%-60%的肺鳞癌也表达CK7。CK7的高敏感性使其成为肺腺癌诊断和鉴别诊断中最常用的标志物之一，尤其是在鉴别肺原发性腺癌和转移性结直肠腺癌时[6][7]。

 使用 KHC0204（Cytokeratin 7 IHC试剂盒）对石蜡包埋的人肺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TTF-1

TTF-1（甲状腺转录因子-1）通常在甲状腺滤泡上皮和肺泡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中表达，是肺腺癌最常用的免疫标志物之一，与肿瘤分化程度正相关，分化越差TTF-1越可能表达缺失[6][7][8]。

使用TTF-1小鼠单抗（66034-1-Ig）对人甲状腺癌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Napsin A

Napsin A也是肺腺癌最常用的免疫标志物之一，通常在正常肺泡II型上皮细胞和近端与远端肾小管中表达，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优于 TTF-1，TTF-1和Napsin A是目前诊断肺腺癌最优秀的标志物组合组合之一[8]。

使用Napsin A兔多抗（16558-1-AP）对人肺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CEA

CEA全称为肿瘤相关抗原癌胚抗原相关细胞粘附分子5（CEACAM5），是一种糖蛋白。CEA几乎不在其他正常细胞中表达，是实体肿瘤治疗的优质靶点。大量研究表明CEA 的阳性率在肺腺癌患者中高达70%以上，但该肿瘤标志物是一种广谱性肿瘤标志物，它能反映出多种肿瘤的存在，在消化道肿瘤如大肠癌、胰腺癌、胃癌以及肺癌中均有表达，而且它在一些良性肿瘤疾病及非肿瘤疾病中也可增高，故特异性较低。因此，CEA并非肺癌的特异性抗原，而是一种相关抗原，更多的用于肺癌患者病情监测以及疗效和预后的判断[9][10]。

使用 KHC1112（CEA/CD66e IHC Kit）对石蜡包埋的人结肠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乳腺癌是一种由乳房腺上皮组织发生恶性增生而引发的肿瘤疾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乳腺癌从提供基本的组织诊断和经典的生物标志物（如肿瘤等级和大小），发展到不仅包括组织学生物标志物，还包括综合的、基于蛋白质表达以及分子预后和预测的一系列生物标志物[11]。

常见的乳腺癌生物标志物有ER、PR、HER2/ErbB2。

ER

乳腺癌ER检测具有多重作用，可作为诊断性生物标志物，其通常是一组生物标志物中的一项，可作为乳腺癌的诊断依据之一[12]。约70%的乳腺癌样本呈ER阳性。ER是一种具有配体依赖转录因子功能的核蛋白。它最常用于检测luminal A型和luminal B型乳腺癌。同时，ER也是一个有力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大多数乳腺癌临床治疗指南将ER状态作为不同治疗选择的主要区分因素之一[13]。

PR

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简称PR）是一种基因调节蛋白，主要参与调节生长因子受体通路。它是乳腺癌评估和初步诊断的另一种重要的生物标志物[12]。PR可以被ER-α诱导，并在ER-α蛋白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乳腺癌组织细胞中的PR阳性率直接影响乳腺癌术后的内分泌治疗效果。PR状态（阳性或阴性）是乳腺癌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制定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14][15]。

使用 KHC0095 （PR IHC试剂盒） 对石蜡包埋的人乳腺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HER2/ErbB2

HER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也被称为ErbB2（Erythroblastic Leukemi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2），是一种原癌基因，编码跨膜受体蛋白HER2。20-30%的乳腺癌组织中存在ErbB2/HER2的过表达现象，在恶性程度更高的乳腺癌中尤为常见[16]。

使用HER/ErbB2兔多抗（18299-1-AP） 对人乳腺癌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一种常见的下消化道恶性肿瘤,其涵盖了结肠癌和直肠癌两大类别。也是男性和女性中最常被诊出的肿瘤之一 ，五年生存率低于60%[17][18]。

常见的结直肠癌生物标志物有Cytokeratin 20、CDX-2、Cadherin-17、EPCAM/CD326。

Cytokeratin 20

Cytokeratin 20（CK20）是一种具有限制表达模式的单层上皮角蛋白，其II型配对通常为CK8。大多数结直肠癌呈CK20阳性，是较好的生物标志物[19]。CK20通常与CK7及其他抗体联合表达，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癌症。例如，在结肠癌和卵巢癌的鉴别中，CK20（+）和CK7（-）的组合模式有助于指向结肠癌的诊断[20]。

使用 KHC0034（Cytokeratin 20 IHC Kit）对石蜡包埋的人结肠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CDX-2

CDX-2是一种肠特异性的核转录因子，属于尾型同源框基因（caudal type homeobox gene）家族的一员。其主要表达于小肠及结肠的肠上皮细胞，是肠上皮形成和分化的关键调节蛋白[21]。CDX-2在多种肿瘤组织中具有特异性表达。例如，在肠腺癌（小肠和盲肠为主，在末端结肠较少）中呈一致的强阳性表达，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此外，在肺转移性结/直肠粘液腺癌中也有较高的表达率。故CDX-2可应用于肠腺癌与其它腺癌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其高特异性和敏感性使得CDX-2成为鉴别肠源性肿瘤和非肠源性肿瘤的重要标志物[22]。

使用KHC1894（CDX2 IHC Kit）对石蜡包埋的小鼠小肠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Cadherin-17

Cadherin-17（CDH17），也被称为肝肠钙粘蛋白或LI-钙粘蛋白，是钙依赖性蛋白质CDH超家族的非经典成员。其主要表达于胚胎、成人肠上皮细胞和部分胰腺导管上皮细胞，CDH17的高表达与肝转移相关，而肝转移是结直肠癌致死、患者生存率低的主要原因。故CDH17可作为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潜在标志物[23]。

使用 KHC0255（CDH17 IHC Kit）对石蜡包埋的人结肠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EPCAM/CD326

EPCAM/CD326，也称为上皮细胞粘附分子（Epithelial 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隶属GA733蛋白家族，是一种I型跨膜糖蛋白。EPCAM/CD326在多种生物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肿瘤学和细胞生物学领域。EPCAM/CD326在多种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上调，特别是在胃肠道肿瘤、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中。这种高表达使得EPCAM/CD326成为肿瘤诊断和治疗的重要靶点[24]。

使用EPCAM/CD326兔多抗（21050-1-AP） 对人结肠癌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卵巢癌是女性妇科肿瘤死亡的主要原因，5年生存率只有40%左右。若能灵敏且特异地预测早期卵巢癌发生、疾病状态、阶段及联合疗法的疗效，则有望给卵巢癌的检测及治疗带来革命性变革。因此，鉴定和验证可用的卵巢癌诊断和预后标志物对改善患者预后非常重要[25][26]。

常见的卵巢癌生物标志物有Paired box 8(PAX8)、MUC16、HE4。

Paired box 8(PAX8)

Paired box 8（PAX8）是一种转录因子，对器官发生、模式发生、细胞生长及分化至关重要。其在原性卵巢卵巢癌（PEOC）中特异性表达，表达水平与癌细胞分化程度、FIGO分期和生存率相关，是PEOC诊断的潜在标志物[27]。

使用KHC0038（PAX8 IHC试剂盒）对石蜡包埋的人肾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MUC16

MUC16，也被称为癌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 CA125），是一种高度糖基化的跨膜蛋白，属于粘蛋白（MUC）家族的一员。它最初于1981年由美国科学家Bast等从卵巢上皮癌抗原中检测出。MUC16是常见的诊断卵巢表皮癌的生物标志物之一，该生物标志物对卵巢癌的灵敏度达79%,被视为可靠的卵巢癌诊断标志物及潜在的肿瘤治疗靶标[28]。

使用MUC16兔多抗（20077-1-AP）对人卵巢癌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HE4

人附睾蛋白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简称HE4）是一种由附睾远端上皮细胞产生的糖蛋白，HE4是目前卵巢癌早期筛查和诊断中的重要指标之一。相较于传统的CA125，HE4在卵巢癌诊断中的特异性和灵敏度更高，尤其是在早期卵巢癌中[29][30]。

使用 KHC1165 （HE4 IHC试剂盒） 对石蜡包埋的人卵巢肿瘤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的第二大常见肿瘤，生物标志物在前列腺癌的筛查、治疗和预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准确预测低风险肿瘤与避免过度治疗方面，目前仍缺少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因此，许多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寻找具有特异性且灵敏度高的备选前列腺癌生物标志物，以改善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预后[31][32]。 

常见的前列腺癌生物标志物有PSAP、PSA、PSMA。

PSAP

PSAP，即血清前列腺特异性酸性磷酸酶（prostatic serum acid phosphatase）PSAP（PAP）在前列腺组织中的活性远高于其他组织，比其他组织高1000倍。长期以来，PSAP（PAP）一直被当作前列腺癌的肿瘤标志物用于临床诊断。前列腺癌时可见血清PSAP（PAP）浓度升高，其出现的频率与前列腺癌分级的高低成正比。在初期（A期、B期）为58%，C期为68%，D期达91%[33]。

使用KHC1407（PSAP IHC试剂盒）对石蜡包埋的人前列腺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PSA

PSA，全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是一种由前列腺腺上皮分泌的单链糖蛋白，属于丝氨酸蛋白酶类，具有器官特异性，仅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合成，并受雄激素调控。PSA在前列腺癌的诊断、分期和预后随访评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前列腺癌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之一，于1994年获FDA批准与直肠指检联合用于前列腺癌诊断。并且该生物标志物常用于区分前列腺癌与尿路上皮癌[34]。

使用 KHC0065（PSA IHC试剂盒） 对石蜡包埋的人前列腺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PSMA

PSMA，全称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是一种由人FOLH1（叶酸水解酶1）基因表达后产生的二型跨膜蛋白。PSMA主要在前列腺、肾脏、小肠和神经系统等组织中表达，但在前列腺中的表达尤为显著，比大多数其他组织高约100倍。它在原发性前列腺癌及其转移灶以及转移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中都会高表达，尤其是后者的表达水平更高。由于PSMA在前列腺癌中的高特异性表达，它正在被开发为前列腺癌的诊断标记物。临床上已经开始使用PSMA作为放射性元素诊断的靶标，帮助检测、诊断前列腺癌[34]。

使用PSMA/GCPII兔多抗 （13163-1-AP）对人前列腺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胰腺癌是全球肿瘤相关死亡的第7大主要原因，胰腺癌预后极差，5年生存率不足10%，具有早期诊断困难、手术切除率低、术后易复发转移等临床特点，临床诊治极具挑战性。胰腺癌恶性程度高，预后差，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发现时已失去手术机会，故亟需一种精准的早期筛查手段[35][36]。

常见的胰腺癌生物标志物有MUC1、Claudin 18、S100P等。

MUC1

MUC1是一种由MUC1基因编码的高糖基化、高分子量的跨膜糖蛋白，又名上皮膜抗原 (EMA) 、CD227或episialin。在多种肿瘤中，MUC1出现异常表达，主要表现为表达量增高、细胞表面分布的改变（极性分布丧失，整个细胞表面均表达）以及结构改变（糖基化不全，出现新的糖链及肽表位）。这些异常表达与肿瘤的侵袭、转移和预后密切相关。在胰腺癌中，MUC1高表达与不良预后相关[37]。

使用 KHC0304（MUC1 IHC试剂盒）对石蜡包埋的人结肠癌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Claudin 18

Claudin 18（CLDN18）是Claudin蛋白家族中的一员，Claudin 18基因有两个主要的剪接体：Claudin 18.1和Claudin 18.2，分别主要在肺和胃中表达。Claudin 18在肿瘤中的表达模式与正常组织有所不同。其在胃癌、食管癌和胰腺癌中，表达水平通常会上调。2024年3月26日，全球首款靶向Claudin18.2抗体药物Zolbetuximab在日本获批上市[38]。

使用 KHC0063（Claudin 18 IHC试剂盒）对石蜡包埋的人胰腺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S100P

S100P是S100家族蛋白中的一员，是一种小分子量（10-12 kDa）的钙结合蛋白质。S100P主要在组织的细胞质中表达，并广泛参与多种细胞生理和病理过程，如细胞增殖、细胞命运决定、细胞迁移和侵袭以及进展等。S100P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密切关系。S100P的广泛表达是诊断胰腺癌和乳腺癌的有用标志物，特别是在小活检和细针穿刺样本中[37]。

使用S100P（11803-1-AP）对胰腺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肝癌（Liver cancer）包括原发性肝癌和转移性肝癌两种。原发性肝癌又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癌（ICC）和HCC-ICC混合型三种不同病理类型，其中HCC占到85%-90%以上，其恶性程度高，浸润和转移性强。研究表明，接受免疫治疗的晚期HCC患者中，只有10%-30%的患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CR）或部分缓解（PR）。因此，迫切需要有预测性的标志物来筛选个体对免疫治疗适用性[39]。

常见的肝癌生物标志物有AFP、Beta Catenin、CD34、Arginase-1等。

AFP

AFP在医学上是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的简称。甲胎蛋白是一种糖蛋白，属于白蛋白家族，主要由胎儿肝细胞及卵黄囊合成。甲胎蛋白在临床上主要作为原发性肝癌的血清标志物，用于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及疗效监测[40]。

使用 KHC0380 （AFP IHC试剂盒） 对石蜡包埋的人肝癌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Beta Catenin

Beta Catenin，即β-连环蛋白（β-catenin），是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胞内糖蛋白。Beta Catenin是Wnt信号途径的关键信号分子，在细胞内发挥信号转导作用。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在众多组织中是调控细胞增殖、分化和迁移的重要通路，对于胚胎肝脏发育和肝切除术后的肝脏再生至关重要。Beta Catenin的变异被认为在许多人类肿瘤的产生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肝癌等肿瘤而言[41]。

使用 KHC0008 （Beta Catenin IHC试剂盒） 对石蜡包埋的人结肠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CD34

CD34是一种高度糖基化的I型跨膜糖蛋白，主要存在于造血干细胞、血管内皮细胞以及某些祖细胞或成纤维细胞的表面。CD34在维持祖细胞和未成熟干细胞的表型以及调节造血前体干细胞增殖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其还可以阻止细胞谱系分化，使祖细胞持续保持未成熟细胞状态。CD34在90%以上的血管源性肿瘤中表达，HCC中的CD34阳性表达的微血管呈长条状或分枝状，管腔狭窄，分布广泛弥漫；而ICC（肝内胆管细胞癌）组织中微血管呈干枝状，稀疏杂乱。故CD34被视为有用的HCC诊断标记物[42]。

使用 KHC0023 （CD34 IHC试剂盒） 对石蜡包埋的人结肠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Arginase-1

Arginase-1作为一个尿素循环的关键酶，在正常肝脏组织的肝细胞中的表达具有很高的特异性，胆管上皮细胞、肝窦内皮细胞、枯否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均不表达。Arginase-1在正常和恶性病变的肝脏组织中均存在表达，特别是分化良好及中度分化的肝细胞癌其表达率高达100%和92%，低分化肝细胞癌相对较低。联合使用抗体组合CD10、pCEA、AFP、HepPar-1、glypican-3、Arginase-1对研究肝脏良性病变和分化良好的肝细胞癌、低分化肝细胞癌和转移性肿瘤意义重大。肝细胞癌的诊断应用，相比较而言比HepPar1和glypican-3更敏感和特异的标记物[43]。

使用Arginase-1兔多抗（16001-1-AP）对人肝癌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是甲状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的80%以上[44][45]。一般而言，PTC病程缓慢，预后良好，中国该类患者5年生存率达84.3%，但复发率高（20% -30%）。因此及时预测甲状腺癌根治术后患者的复发风险非常重要， 既往有研究报道，监测甲状腺癌根治术后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可能有利于新转移病灶或者复发的早期发现，且可一定程度的预测患者复发敏感性[46]。

常见的甲状腺癌标志物有Thyroglobulin、Galectin-3、TTF1、PAX8等。

Thyroglobulin

Thyroglobulin简称TgAb，即甲状腺球蛋白，是一种由甲状腺滤泡上皮分泌的糖蛋白[47]，甲状腺球蛋白也被认为是甲状腺体形完整性的特殊标志物。是分化型甲状腺癌（DTC）的肿瘤标志物，可作为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治疗后随访的重要参考指标[48][49]。

使用Thyroglobulin兔多抗（21714-1-AP）对人甲状腺癌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Galectin-3

Galectin-3是一种内源性多效的半乳糖苷粘连蛋白，也是凝集素家族的重要成员，属于β-半乳糖苷酶结合凝集素家族的一种。其可作为术前检测甲状腺恶性病变的潜在标志物[50]，在甲状腺疾病中，Galectin-3的表达水平可用于鉴别诊断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炎和甲状腺肿瘤[51]。

使用 KHC0035 （Galectin-3 IHC试剂盒） 对石蜡包埋的人结肠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TTF1

TTF-1，即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是一种分子量为38-40KD的核蛋白，主要定位于细胞核内。TTF-1主要表达于甲状腺的上皮细胞，特别是甲状腺滤泡上皮和甲状旁腺的主细胞中[52]。TTF-1在肿瘤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甲状腺癌和肺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53]。TTF-1的高表达在甲状腺癌和肺癌中较为常见，因此常被用作判断肿瘤来源的一个重要指标。例如，在肺癌中，75%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呈现TTF-1的阳性表达，且腺癌的表达往往高于鳞癌。90%以上的原发性小细胞肺癌（SCLC）也表达TTF-1[53]。

使用TTF1小鼠单抗（66034-1-Ig） 对人肺癌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PAX8

PAX8是一种重要的转录因子，它在多种生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PAX8（paired-box 8）是一种配对盒基因家族的成员，作为一种转录因子，在调节基因表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54]。PAX8对于甲状腺特异性基因的表达至关重要，它维持着甲状腺细胞的功能分化，是甲状腺细胞特有基因表达所必需的转录因子，PAX8在多种肿瘤的发生中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肾肿瘤、甲状腺肿瘤等中，其表达水平与肿瘤的病理分级、预后等密切相关[55]。

使用 KHC0038 （PAX8 IHC试剂盒） 对石蜡包埋的人卵巢癌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Ki-67

Ki-67于1983年在德国基尔（Kiel）大学的病理学系中首次被发现，对应的原始克隆编号为67，Ki-67由此而来。它可在细胞周期的所有所有活跃阶段（G1、S、G2和分裂期）表达，但在静息细胞（G0）中不表达[56]。

Ki-67表达量与细胞周期紧密相关，由G1中期开始，从S期到G2期Ki-67的表达量开始增加，M期达到峰值，在M期后期迅速分解，且其半衰期极短，仅为1至1.5小时。这些特点使Ki-67成为目前检测细胞增殖活性最可靠的指标之一[57]。Ki-67蛋白在恶性组织中的表达量明显高于正常组织，因此可将其用作肿瘤侵袭性的标志物[58,59]。其已被证实可作为乳腺癌、软组织癌、肺癌、前列腺癌、宫颈癌和中枢神经系统癌的可靠标志物，尤其是乳腺癌的相关研究，是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使用Ki-67重组兔单抗（84192-4-RR）对人扁桃体炎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在40倍镜下）

PCNA

PCNA，即增殖细胞核抗原，它的表达水平与细胞周期紧密相关。癌细胞中存在PCNA的癌症特异性同种型（caPCNA），其通过增强DNA复制效率与损伤修复逃逸，驱动肿瘤细胞不受控增殖。其表达水平与肿瘤恶性进展正相关，是评估癌细胞增殖活性的关键分子标志物，临床上也常用caPCNA 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程度，来作为癌症预后的评估指标之一。

使用PCNA兔多抗（10205-2-AP）对人乳腺癌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MCM2

MCM2（微小染色体维持蛋白2）是真核生物中参与 DNA 复制起始和延伸的关键蛋白，属于 MCM2-7 复合体（迷你染色体维持复合体）的核心亚基之一。该蛋白在细胞周期调控、DNA 复制保真度及肿瘤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MCM2 的表达严格依赖细胞周期，仅在增殖细胞中活跃，而在静止细胞（G0期）中低表达，因此常作为检测细胞增殖活性的分子标志物。

在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实体瘤中，MCM2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织，且与肿瘤分级、转移及不良预后呈正相关。例如，乳腺癌中 MCM2 高表达患者的无病生存期更短。

使用MCM2兔多抗（10513-1-AP）对人扁桃体炎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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