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丨《赋能》第九节 深陷不确定性旋涡

我的孙女埃米卢出生于2014年6月4日。她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长大：信息的传输瞬间完成，人口、商品和服务的传输也非常迅速。她就是一个“数码原住民”，而我最多也就算个数码王国的绿卡持有者。我不清楚她会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区别，但我知道与她的前辈相比，在这两个距离日近的领域中，她的行为方式将更加不同、更加娴熟。她所在世界的社会网络正在被社会媒体的光纤织就——这种变化的后果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埃米卢的世界是20年前的许多人都几乎无法想象的。

各类产品、各种事件、各个国家、各种现象以及所有的个体彼此间都更加互相关联、互相依赖、互相影响。比如，波音787梦想客机的主组装线就需要雇用大约1000名工人在位于华盛顿州艾佛雷特的工厂里工作。不过，波音787的机翼来自位于日本名古屋的工厂；水平稳定器来自位于意大利福贾的工厂；货舱门和进货门来自位于瑞典的工厂；翼尖来自位于韩国的工厂；起落架来自英国格洛斯特郡的工厂。和许多我们所购买或使用的东西一样，任何一架梦想客机都是一张巨大资源网的产物。

生产物质产品的各元素之间依赖性大大增加，但与近年来数码世界的互赖性增加相比，这还是小巫见大巫。众筹、网络病毒式传播以及移动支付系统的崛起表明，技术的传播把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拖入了一张更为宽广的联系网络，而这张网络的宽广度大大超出10年前或20年前。

在伊拉克，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种互赖性的增加。在一个城市中的作战任务几乎立刻就能引发伊拉克“基地”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一系列的行动，还会引发全国民众的反应，最微小的、或真或假的流言都会通过网络论坛如同野火般四下蔓延。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过程都变得更快。时间上的一点点区别就能决定胜负。跟上新闻的节奏不单单对我们特遣部队而言是一个问题，对几乎所有其他组织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尤其是那些从事新闻产业的组织。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新闻社里，负责现场的记者会根据制定的选题写作，编辑会审核报道，主编则会在报纸付梓前进行最后的审阅。为了撰写一篇独家报道更需要比所在的同行提前准备一整天。

让我们快进到2014年的3月17日。《洛杉矶时报》是第一家报道附近一次地震的新闻机构，它的优势何在？它的报道文章完全是由机器人撰写的——一个电脑程序扫描了数据流，就如同美国地震勘探局那样去扫描数据流，然后就将几条信息拼凑起来形成了报道文章，这个过程比所有新闻社的指挥链都快。这个程序为《洛杉矶时报》赢得了最多几分钟的领先时间，但这几分钟至关重要。

在纽约，商业房地产经纪人会对某一种客户多征收一笔佣金，这些客户为了接近自己的客户而购买商业房产，从而在接近光速的交易中再省去几微秒。因为类似的原因，一群欧美商业公司最近花费3亿美元铺设了一条新的跨洋电缆，从而能够减少5.2毫秒的交易时间。对于上述商业机构花费如此代价去获得看似微不足道的优势，一个年轻的银行家评价道：“速度就是金钱。”

对于军队来说，速度永远是重要的，但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速度的载体只能是人或者是马。罗马人修建了杰出的道路以方便军事行动，但即使是一支先锋军团一天也只能行进大约20英里（约32千米）。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将领、绰号“岩石”的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麾下部队赢得了“步行骑兵”的称号，他们在48天的时间里行进了646英里（约1040千米），但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也不过每小时6英里（约10米），而且这样的速度在整个行军过程中只维持了有限的一段时间。在20世纪，汽车、坦克、飞机、喷气式飞机以及导弹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速度，而由“1”和“0”构成的数码世界将运行得更快。

当我们阅读到有关新技术的文章时，或者当我们听说有关全球化、互联世界的前景时，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优势会使我们能够把以前所做的事情做得更好。但凡事有利有弊。特遣部队这样的组织固然通过新技术获得了更强大的运输能力、通信能力和数据能力，但这些技术同时也使我们的作战环境变得急剧非线性、错综复杂以及不确定性。速度与互赖性增加的后果就是，与一个世纪或者几十年前相比，现在在任何特定时间框架内的特定动作，都可能导致更多的潜在结果。有些行为曾经类似于台球桌上的两到三次撞击，如今却会牵涉到几百次撞击。

波音公司将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效率，但这种外包同时意味着风险：遍布于三块大陆的十几个国家有能力干扰它的生产行为。如今要成功地组装一架飞机，不仅要几家工厂能够开足马力工作，还要指望各大洋之间的运输线路安全，此外，还要保证在日本的工作条件能够被接受、在瑞典不发生自然灾害、稳定的汇率，以及灵活的供应链管理，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在伊拉克，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在这个国家，这一边的行动会招致另一边一间牢房里的反应，而这间牢房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一步走错，或者伊拉克“基地”组织一次有效的宣传，就能够让社交媒体炸锅，并且在几小时内引发骚乱；一段军事进攻的视频立刻就能增加叛乱者的征兵数量，并引发宗教仇杀，而这些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事实上，最近几年的发展使得世界完全变样，且更加无法预测。由于速度和互赖性因素，街道小商贩塔里克·塔伊布·穆罕默德·布亚齐兹能够引发一系列的事件，推翻了众多的政府，速度之快甚至连新闻报道的进程都跟不上了。当然，在信息时代到来前，也曾经有过成功的革命者和“蝴蝶效应”现象，但新技术的产生，使得一些小人物、一些在历史上被剥夺发言权的玩家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引发“蝴蝶效应”的机会。其中一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一些企业家的成功；而另一些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恐怖分子、叛乱分子，还有网络犯罪，就利用速度和互赖性来制造死亡，引发灾难。但这些都展现出一种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错综复杂的标志。今天，我们都会发现自己被“飓风”所包围。在特遣部队中，我们看到叛乱分子滚雪球般壮大，这正是不确定性的体现，但这些变化不单单在战场上有所体现，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2013年，黑客渗入美联社的推特账号，并且发布信息称白宫发生了两次爆炸，奥巴马总统受伤。这次事件导致市场恐慌弥漫，道琼斯指数急挫143点。推特上的消息几乎一出现就被删除了，但就是这短暂的存在已经足以促发人们冲动的行为以及高频率的交易演算，而后者如今在市场内到处都在使用，它会“读取”新闻，并且在几纳秒内做出反应。针对这次美联社所导致的市场短暂崩溃，一名交易者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在面对无规律消息时的脆弱性”。

来一个轻松点的例子吧！音乐家戴夫·卡罗尔的吉他被联合航空公司的行李托运员给弄坏了，他花了9个月时间联系这家公司的客服代表，但这家公司的客服体系如同迷宫般复杂，最终卡罗尔徒劳无功。然后，这位音乐家写了一首歌——《联合航空搞坏了吉他》，并且把该视频放到了YouTube上。短短一天之内，视频就吸引了15万次点击，卡罗尔也接到了尴尬的联合航空客服解决方案经理的电话。三天内该视频获得了100万的点击量，联合航空的股价暴跌10%，股票持有者损失了1.8亿美元——这是那把吉他价值的60万倍。在一个星期内，这首歌在iTunes（苹果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市场下载排行榜中排到了第一，联合航空公司根据卡罗尔的要求，向孟克爵士音乐学院公开捐赠了3000美元，而当初损坏的那把吉他的价值正是3000美元。同时，那把吉他的制造者泰勒·吉塔斯在看了视频后，又免费送给卡罗尔两把吉他。

对一个为了应对更为简单的时代而设立的组织来说，这些都是它们要面对的挑战。比如，全球救助体系曾经负责将那些单独的捐赠政府与那些单独的受助政府联系起来，最近几十年，这个市场从“极少数对极少数”模式演变成了“多对多”模式。如今在这个体系里，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试图与数百万的受助者取得联系。

在这个体系内，如今每年会有超过1.5万个捐赠任务，受助国达54个。这样一来，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医疗工作者要花费大量时间与西方代表团会面，他们只能在晚间从事自己真正的工作。“多对多”的体系在某些领域创造出巨大的收益；但在另一些领域，伴随着这种收益的还有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在那些需要大规模协调的领域中。

救助机构及其他众多组织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被作家、发展顾问本·拉玛灵刚称作“社交媒体引发的、紧急的、意想不到的旋涡”。这些挑战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些领域我们曾经可以预测，如今却不可预测，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与该问题纠缠的实践者往往会使用与乐观的“互联”一词有所不同的术语，比如“间断性”、“干扰”，或者最近提出的军事术语——VUCA，也就是“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错综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缩写。这些人知道，埃米卢所生长起来的这个世界与前几代所成长起来的世界，其区别是巨大的。这个世界更快，各因素更容易互相影响，因此也必然以全新的方式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她生活在“意想不到的旋涡”中，这是一个与“发条型宇宙”完全不同的时空。我们想要解决“意想不到的旋涡”中的问题，使用的工具却是专门为“发条型宇宙”设计的，于是我们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