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丨青春的印记，不绝的回声-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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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丨青春的印记，不绝的回声

山东出版集团

2016-05-04

导读：青春的印记　　“五四”作为青春的印记，已经牢牢地镶嵌在了历史中。　　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构成

青春的印记

　　“五四”作为青春的印记，已经牢牢地镶嵌在了历史中。

　　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构成了一种关系，但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同时又是一个时代的创造者。时代是可塑的。被一个时期的潮流所推拥，所裹挟，从不值得称道。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多么微小，都应该去推动或引导潮流，而不是相反。人的主要特征是思索，因为没有思索就没有创造。执拗地探求、勇敢和无畏——这就是“五四”给我们的永恒启示。

　　“五四”是一代新人在精神上飞快成长的一个机缘，也是一个结果。从历史上可以发现，当灵魂的声音逐渐消失的时候，也就不可挽回地告别了一个大时代。

　　一个民族跨入蓬勃向上的进程之后，总是充满了理性色彩，同时又会高高扬起理想的旗帜。他们当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谁？是青年，是虽然老迈却仍然葆有青春的那些人！

　　在今天，磨得灼热滚烫的商品经济之河应该化为全部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它应该被驯服；当我们的心灵之堤被冲决的时刻，一切都会被淹没、被涤荡，留下一片狼藉。

　　“五四”那一幕在漫漫岁月中是短暂的，但却留下了不绝的回声。

　　事实上，不同的心灵会拥有一个不同的“五四”：当年的这种多元之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太重要了，太不可或缺了。我们既然处于变革之期，那就首先革掉目光短浅、唯世俗物利是图的劣根，开放远大的视野、展开奔腾的想象吧。我们活着，因而我们就充满了责任。我们既不能用言论、更不能用行动，绘制渺小而卑琐的历史境界。

　　这样，我们终将在告别精神贫穷的前提下，告别物质贫穷。

本文选自《张炜文存》（插图珍藏版）第15卷——散文卷《从沙龙到小屋》

更无顾惜青春

　　先生无比痛楚地承认，他有“一种妄想破灭了”。这“妄想”是什么？即是对青年常存的希望和期望。他原先以为杀戮青年的，压迫青年的，大概总是老人。

摄于2002年冬在万松浦书院

　　所以先生说：“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后来的事实却无情地粉碎了先生的预计，给了先生极大的打击。同是青年，在严酷和不那么严酷的环境中，有人却那么卑鄙地跟从、造谣，甚至是告密、陷害，让鲜血流淌遍地。

　　先生痛苦而愤慨地写道：“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的青春，更无顾惜。”

　　这儿应该睁大了眼睛去看的，有“大概”、“别个”、“不能再造’、“更无顾惜”几处字词。“大概”在此可不是“大约”的近义词，不是“可能”之类的模模糊糊，而是“大抵”、“一般”之意。在一个时刻，杀戮青年的总是青年，因为他们更有暴勇，更无顾及，更听从召唤。“别个”也不仅是“别的”、“其他”和“另一些”之意，而是和“异类”、“异端”、“异己”等词相类。他们要灭绝、要杀戮的，总是“别个”；他们对于任何污浊都可以容忍，但对于思想的精神的信仰的“异端”，是绝不手软的。“不能再造”不仅指生命的不可重复性，而且指“青春”的珍贵；更指这“别个”青春的不可再造。这勇敢热烈、无私无畏的青年在中国本来就少而又少，为了培育这一类青春，中国这块土地花了无数心血、整整等候了几个世纪。这样的生命中华民族是牺牲不起的。也正是在这一庄严悲壮的意义上，先生使用了“不能再造”几个字。“更无顾惜”的重点在于一个“更”字。“无顾惜”是一般的，而“更无顾惜”就大有缘故了。这里面有仇恨、有对“异端”的惧怕，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嫉恨”。“嫉恨”比一般的恨要强力一些，因为“恨”中有“嫉”，此“恨”就深刻而独到，且恨力绵长。年纪轻轻却有了一种垂死感，对于蓬勃的、热心于变革的青春，总是非常嫉妒。他们恨不能让这一类青春之火快些熄灭、即刻无光，而只留下自己半死不活、散布着恶气燃烧下去。

　　先生从一个长者的心情出发，先是怜惜青年、爱护青年，苦口婆心地引导青年，后来终于从这一般的爱惜之中发现了什么。这是淡淡的或浓浓的血痕对先生的刺伤和提醒。

　　人的性质之不同，原因非常复杂。它源于不同的经历，更源于不同的血脉。人的血液中缺少或增加了某种因子，就决定了命运。

　　年龄、青春，有时实在是不足为据。像先生那样永远的锐气、永远的青春，难道能以年龄来论据吗？而有人小小年纪，在生活的大染缸中乖巧无比，机灵到足以让黄鼬羞颜，主人一暗示，这边做得力气十足。这样的青年绝无清洁可言，在关键时刻是不会“更”“顾惜”“别个”青春的。

”

　　先生谈到那些年轻的生命，有一个令人心酸和哀伤的比喻：“醉虾”。这是中国南方一道名菜，将虾用酒醉掉，活吃，虾入口时越鲜活，吃者越高兴畅快。所以先生发现自己也是“做这醉虾的帮手”——为什么？因为先生说自己的呐喊与文章反而“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人的感觉”，这就使他们在敌人的折磨和杀戮中格外痛苦，也就等于更加“鲜活”。

　　先生写道：“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命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和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

　　先生对敌人、对人性中丑恶的部分，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先生要唤起沉睡的心灵，又害怕使“醉虾”在被吃时更为“鲜活”。先生就忍着这种两难之痛。

　　这才是真正的大悲悯、大善良。先生这种心地，比起那些“得了一副中庸的脸”的人，比起那些喧嚷“费厄泼赖”者，不知要宽容和善良多少倍。

本文选自《张炜文存》（插图珍藏版）第14卷——散文卷《悲愤与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