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图》：吾国与吾民的悲剧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遍布中华，满目尽是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惨象。国难与时艰、苦难与饥馑反复蹂躏着这块土地。断壁残垣、血流遍地的街上，零散几队逃难的行人，如幽灵一样飘过。他们没有夸张的表情，没有扭曲的姿势，没有惨叫的声音。活着的、死去的人堆叠在一起，牲畜般残喘于水深火热的当下——甚至，存活本身都变成了一件绝望而意义待考的事情。

这是画家蒋兆和于1943年绘制的巨幅人物群像《流民图》描绘的情景。此画于危难时局中顶风完成，于战乱中屡遭禁展、丢弃、严重毁损，于政治非常时期惨遭批判又得到正名，令画家背负了一世骂名，让观者立于其前哑然失语……

如今，在世间辗转七十余年的《流民图》，终以残卷形式安放于中国美术馆，作为镇馆之宝被永久珍存；而由此画带来的争议，至今还甚嚣尘上。

七七事变后，流民队伍已遍及祖国半壁河山。穷困潦倒的画家蒋兆和此时流寓北平，独身一人，仅靠画像维持艰辛的生活和创作。身处沦陷区，日日目睹侵略者惨绝人寰的行径、同胞遭受的苦难，亡国奴的生活和民族仇恨在他心中日益郁结，终于激发出其描绘一幅表现亡国情景之大作的欲望。

1940年，蒋兆和在其自费出版的第一本画集的序言中，首次道出了内心的悲怆和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信念：“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所求？”

正是这样的意念，让蓄势多时的蒋兆和在1942 年拿起画笔，只身前往同胞受难的沦陷区搜集素材，开始了《流民图》的创作。一年多来，从松花江头到永定河畔，从淮河两岸到黄埔江边，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化作了他笔下的百位人物，被赋予了真实而触目惊心的血肉。他胸中压抑着的屈辱化作疾风之行笔，淋漓水墨间尽是对残酷战争的血泪控诉。

为了使形象更加逼真，蒋兆和不断邀请模特逐一至其画室写生。他们有的是街头流民，有的干脆是他的学生、同事、朋友。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他将画分为小尺幅进行分别创作，画一部分藏一部分，使人难察全貌。1943年秋，这些散藏于各处的小画终于被合成了高2米、长达26米的鸿篇巨制——此后震惊中外艺坛的《流民图》，就此诞生了。

在这幅画中，蒋兆和以不加修饰的笔墨，刻画了气息奄奄的老者、失去土地的农民、怀抱亡女的母亲、躲避空难的老人、沿路乞讨的难民、被炸伤的工人、争抢残羹的儿童、弃婴、精神失常的女人、企图自缢的父亲和哀求他的女儿、在痛苦中踟蹰顿挫的知识分子，以及那累叠如山的无名尸骨……

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久伫此画前，亦仿佛闯入一出冰冷彻骨的悲剧：满目疮痍，尸身遍野，路皆蝼蚁。如花的少女被践踏，幼小的孩童失去双亲，无助的老人陷于绝望，最珍贵的生命濒于毁灭……人群如盲者般一路流亡而去，而无论去向哪里，都是人间炼狱。生命因战争、疾病、寒冷和饥荒渐次凋敝，直至被卷入各自命运的洪荒中。体面、尊严甚至民族大义都变得空前犹疑，何去何从也仿佛失去意义。生死面前，并无大事。在这场灾难中，亦没有幸存者，徒留挣扎于时代泥沙底层的生命、破碎的家庭、流离失所的孤魂。

1943年10月29日，这幅被连夜装裱后的巨作在北平太庙公开展出。闻讯而来的观众万人空巷，站在画前震惊了：在那个语言都被熨平了的时代，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将周身的遭遇如此赤裸、尖锐地刻画出来。他们看到的是一幅无始无终的人间写真，以及那无始无终观展的人群……

据当时的装裱师傅刘金涛回忆：“街上围过来看画的行人越聚越多，蹬三轮的、卖豆汁儿的、买菜的……警察来轰，拿棍子打，看的人打都不走，直到叫来了巡警，逼着我们把这《流民图》卷了起来。”

展览不及一日，《流民图》即遭日寇禁展；翌年8月，此画再度在上海法租界的助学义展中展出，又以借阅为名遭变相没收，蒋兆和寻觅其踪近十年无果。直至1953年始，这二战中唯一一幅直面表现战争残酷的画卷，终在上海一间破旧的仓库中被发现。彼时，该画已霉烂不堪，仅存前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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