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报到丨《解锁》：关于不平等条约的那些事儿- 大数跨境

山东出版集团

2016-03-25

导读：从184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如果按照简单的两条标准，一是条约的缔结者必须是国际法主体，二是法学意义具有不平等性质的内容而区分，中国历届政府大约同23个国家签订了343个不

巨人身上的锁链有几多？

　　从184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同列强缔结了多少不平等条约？迄今为止，由于评判标准的不同，各界尚无定论。如果按照简单的两条标准，一是条约的缔结者必须是国际法主体，二是法学意义具有不平等性质的内容而区分。中国历届政府大约同23个国家签订了343个不平等条约。

　　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既有实力强大的掠夺者，如日、俄、英、法、德、美，也有趁火打劫者，例如葡、荷、西、意、比、卢、奥、挪、丹、瑞典、瑞士。还有六个仗势欺人的国家：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秘鲁、刚果、尼泊尔。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数量多少来排列依次是：日本77个；俄国61个；英国45个；法国29个；德国24个；美国13个；意大利9个；葡萄牙7个；比利时6个；奥地利3个；丹麦3个；西班牙2个；瑞典2个；秘鲁2个；荷兰1个；瑞士1个；尼泊尔1个；瑞挪共同体1个；墨西哥l个；巴西1个；刚果1个；挪威1个。另外，还有52个多边不平等条约。

东交民巷老建筑

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

东交民巷美国大兵组织的马术队

　　总体看来，近现代中国被迫签订如此之多的不平等条约，这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奇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引发列强的竞相插手，疯狂掠夺。

　　从内容上看，这些条约有的比较简单，如协定关税权、租界、驻军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等。有的则非常复杂，涵盖了各种情况和各种规定，如驻外法权、势力范围、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甚至连宗教和教育特权也被列强所掌控。这些条约特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构成一张严严实实的巨网，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影响到这个文明古国的生存。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油灯尽”，《红楼梦》的这句话真是对清政府的绝妙写照，条约的签订并非偶然，既有列强的卑劣无耻，又有清政府的愚昧无知。帝国列强的手段很多，这里举几个典型例子：

　　手段一：直接动用武力，把屠刀架在清政府的脖子上，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这成了列强与清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且屡试不爽。

　　手段二：趁火打劫，均沾利益。在这些条约中，有不少是一些西方国家不费一枪—弹，借着别国发动战争的机会，用讹诈的方法乘机要挟清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的签订就是一例，1844年2月5日美国政府派顾盛率三艘军舰杀气腾腾地开到澳门。声称不与广州的地方官员对话，而是要与北京的皇帝直接谈判，如果不满足其要求的话，就要“看做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开战的证据”，并赤裸裸地威胁说：“本国政府或有使中国人民再尝战祸之必要。”顾盛甚至觉得这样的恐吓还不够厉害，直接带军舰闯入黄埔港放炮示威，这几炮给美国带来了《望厦条约》。

　　而“利益均沾”的危害性更大。如《南京条约》中就规定：“如果将来中国皇帝有新的恩惠给予他国，英国将一体均沾。”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均如此仿效。用这种方法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既不必动用本国军力、财力，又可以获得好处，最为廉价实惠。所以，各国列强除了用武力逼签条约外，无不睁大眼睛，等待趁火打劫的机会。而利用这种手段签订的条约、协定之数量远比用武力迫使中国就范者要多。

　　除了外因之外，内因更是不容忽视，很多条约根本就是清政府拱手相送。长期封闭的满清官吏们对国家主权、国际法以及近代国家交往的原则等一无所知。他们仍然用封建时代的帝国观念来处理对外关系，缺乏近代的独立、平等和主权意识。除了赔款割地等条文，一些人并未意识到不平等条约是列强奴役中国的重要方式，对于一些危及国家主权的要求一推六二五，欺上瞒下，免得给大清皇帝“惹事”。例如，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是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并没有人这样看。治外法权，在王公大臣们的心目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耆英甚至主动向英国提出：“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

奕䜣

　　微观者例如中国外交制度和思维的改进。例如互派使节问题，建交双方互派使节常驻对方国家是国际通行惯例，但当时清朝满朝文武对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同时，中国向来坚守“夷夏大防”，视派遣使臣出洋为有伤国体之事，所以，自明代海禁以来，中国官方几乎没有派遣过使节出洋，最终派出使节也是在西方压力和诱导下才作出的决策。

　　再例如守约意识问题。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并不缺乏谈判和签署条约的先例，但大清朝廷对谈判和条约在现代外交中的重要性、严肃性的认识远远不足，并由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或者说是轻视谈判和条约在现代外交中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所付出的天价学费，才使国人意识到谈判马虎不得，条约签署草率不得，执行条约乱来不得。自语以来，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然而清政府却因此而吃到了大亏。1859年，对列强侵华恨之入骨，鼓足劲寻找机会一雪国耻的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对中英谈判和条约的严肃性认识不足，趁英法联军拟从大沽口来京换约毫无戒备时，下令突击，一举击沉英舰4艘，伤6艘，击毙登陆英兵数百人。更有甚者，清政府扣留并杀了多名外交使节，即使在今天来看，也不能不说是处置严重失当的外交事件。在当时明显的敌强我弱局势下，这类做法对于中国没有任何益处，只不过是给侵略者又提供了一个施暴的借口而已。清政府的贸然举动，导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国在批准原有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被迫签订了更为屈辱、苛刻的《北京条约》，丧失了更大的权益。应该指出，1859年换约时，英法要以武力护送公使进京，无疑是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但当时它们并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如果尊重经双方谈判已达成的《天津条约》（尽管《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守诺换约，火烧圆明园等事件是有可能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