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今天这个节点说春节的故事，似乎有些明日黄花；然而在信息过载的社交年代，似乎只有离开漩涡的中心才有能力抽身静观，距离太近看得太真，难保不被热气灼伤。因此，当“上海孔雀女与江西凤凰男”的炒作与噱头已渐平复时，我们愿意从这条假新闻开始，聊一聊朋友圈里的“怀乡病”和“乡愁”，异乡与故乡间的暧昧距离，以及作为指代的都市和乡土。
当然，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聊类似“概念化”的话题似乎是大而无当，甚至不免被扣上“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的“恶名”，然而，无法回避的是，我们正生活在这种巨大的真实中，至于主观生命体验，自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流浪的「异乡者」
假如为2016年的春节找一些热点，春晚之外，一条被刷爆社交平台的消息不得不提：上海女孩随男友回江西老家过年，因难以忍受穷困与差异，当晚“逃离”。经微博、微信等平台转发，这条后被证实为炒作的假新闻呈几何级数传播。年后，“谷雨故事”等媒体平台开始以UGC的形式征集春节返乡故事。数周前，某财经记者的东北故乡记事引得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讨伐”，真真假假难以辨清。
一时间，“乡愁”“故乡”“异乡”等颇具诱导性的字眼频繁刷屏。一年到头，似乎也只有“年”能把异乡人与故乡如此深切地联接在一起，图片、文字、影像，封闭的社群变身地域情感的无拘流动——城市生活的不如意，故乡的“全面沦陷”，夹处其中的“精神出轨”——故乡与异乡像是转型中国里的两种镜像，既焦灼又分离，既紧密交合又关山难越。
不独社交平台，在2015年的阅读记忆里，《我的凉山兄弟》《崖边报告》等一系列聚焦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也以极大的热情观照城乡之间的单向出走与流动。都市这个表征着现代化与全球性的聚落形态，再一次站到了乡土的对面，并进一步抽象为异乡的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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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与异乡，乡土与都市的分野和争辩由来已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帝国土崩肇始的开埠与口岸通商，催生了的近代中国城市的诞生；也是在这些“东南形胜之地”，中国城市开始由“城”的拱卫与封闭，向“市”的贸易与开放转向。因此，在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的文本实践中，早期中国都市文学开始以一种相对自觉的面貌出现。当然，受制于时代与阶级，他们笔下的都市——上海——更像是声光电充斥地彻头彻尾的“魔都”，狐步舞者大多演绎为人的扭曲和异化。
而怀恋着故乡，希冀供奉人性小庙的沈从文，是在距离湘西1700余公里的北京写下唯美诗意的《边城》——乡土也成为侨寓者的回望与想象。
假如我们仔细梳理一番中国都市文学的脉络，就不会对今日铺天盖地的争论太过惊讶，当然，在乡土深植与当代转型叠加的中国以及前辈实践的基础上，要想讲好一个都市的故事，并非易事。在高速迭代的今天，精彩和无奈的“外面的世界”有时无所不包，有时又放不下一张书桌；有时言笑晏晏，有时凶相毕现；有时能在云端俾睨众生，有时却也难寻立锥。置身于巨大的涡流中，你不得不接受这样面目复杂的异乡，接受这个交织着可能与未知的中国都市；也不得不接受身不由己的自我与进退失据的焦虑。它们呈现的，正是时代深处“炸和裂”的众多正面与侧面，而我们及其更多的人群，组构了一组组当代都市的横切面。假如文字可以是一架摄像机，所见即是所得，那么我们并不具备创制脚本的权利和能力。
《士兵突击》中的经典台词“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儿”。“有意义”像是一种隐喻：拼一个好学位，按揭做房奴，追求一段爱情，送孩子出国读书：假如我们愿意，任何生活的琐细都可以被赋予“意义”。就像我们不断列举的，都市更容易让人无形中完成物质想象，利益与躁进难免赋予“拜物”更多权重，而现代都市早已深入精神的毛细血管。今天都市人的焦虑、紧张、自信、精进、警惕，以及开放与包容，文明与体面，实效与快捷，丰富与多元等等，无不凸显出生活的巨大形塑能力。
而无论意义与荒诞，物质与精神，每个人都无法置身局外，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但遭遇风险时愈加孤立无援。这，被学者称作“晚近现代性情境”。
如果想在经历之前有所预设，一定失望而归。因为面对不均质的群体，都市生活呈现出驳杂斑斓的面相，想要一以概之只是徒劳。今天的都市并非穆时英时期的“二元对立”，同样，物质与精神、高尚与卑琐并不具备足够清晰的边界，就像光鲜与黯淡之间尚有漫长的灰色地带，某种程度上，我们生活在灰度里。也因为这种难以言尽的灰，以及1949年之后“为工农兵服务”的“顶层设计”，今天的中国都市文学，非但没有克服先天不足之缺陷，反而更显后天畸形之无力。一面是书写对象的复杂难辨，一面是自身实践的无力脆弱；一面是日益挑剔的读者群，一面是文学全面退潮与国内虚构集体疲软：都市的声音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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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曾经是一个标示身份与阶层的职业，今天则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互联网成就了“人人都是自媒体”，作家的传统意义被解构与重构。而写都市的作家、小说家，必然是一种已知的风险家。因为，在资本化运作的今天，与畅销脱钩的写作行为基本只剩理想和情怀。
但可爱的是，仍然有人愿意为理想和情怀坚守。我将要提及的五位作者，大抵都是冒险家。从任何角度，他们都不具备“包装”与“畅销”的可能，然而他们愿意用手中的笔叩开本没有门的当代都市，进入一个现实与荒诞兼具的现代生活场，记录生存其间的人与事，这份写的真诚与做的努力，昭示了小说家在面对复杂世界时的本能和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可能。
郝庆军 《我从海德堡来》
一部《我从海德堡来》写尽了当代学术乱象与职场诡谲。作者郝庆军多年的基层生活经历，赋予其深厚的生活质感与开阔格局。他的笔下，集中了城市精英的正面与侧面，那些深夜里的焦虑与自我沉沦，既是人到中年的危险，也是学人在庙堂与江湖，书斋与田野间的自我挣扎。
孙春平 《沽婚》
若要统计城市占有率最高的广告投放，房地产一定名列前茅。在一个人人争做房奴的现实情境里，方法和策略层出不穷，假离婚即为其中之一。老作家孙春平用纯熟的技巧与幽默、诙谐的语言，将婚姻放上待价而沽的交易台。正如《沽婚》所关涉的日常，孙春平的小说遍览凡人的苦与乐，那些家长里短里，内蕴着写作者在地的视角与立场。
朱晓琳 《夜上海波尔卡》
曹桂林说：如果你恨她，请带她去纽约，如果你爱她，请带她去纽约。二十多年前，《北京人在纽约》风行的时候，朱晓琳正在法国留学。回到上海后，她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本地人的“海外梦”与异乡人的“上海梦”。在上海这座从不缺少传奇也是都市文学最早诞生的城市里，《夜上海波尔卡》并不会有太多亮眼的机会，但它将欧罗巴的短笛与本帮的“阿拉”巧妙剪辑在一起，演绎了“上海人在伦敦”与“沪版《北京遇见西雅图》”。
宋潇凌 《我为谁守身如玉》
易卜生于中国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出走的娜拉”，而关于娜拉走后的追问，从五四延续至今。宋潇凌也是追问者之一。她的《我为谁守身如玉》似乎带了一些女权的色彩，今天的女权似乎容易招致更多非议，但都市女性的角色定位和情感沉浮，却是绕不开的存在。她追问“我与谁相依为命”，实际正指向了无所依傍。
张子雨 《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
崔明亮和李晓路，是贾樟柯镜中与绿妖笔下出彩的县城青年，这个群体，还包括了众多70后作家以自身成长为母题的创作努力。律师张子雨的视角并不局限于青年，但《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揭橥的，是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的常与变。至今，我们很难将县城归类为乡土或都市，这个中间地带兼具了传统与现代的诸多特性，并衍生出“土样土洋”的另类审美。或者，律师写小说，本身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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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五本集子，归入“异乡者”。书中的人物并非全然肉身出走，但他们灵魂的疏离与精神的孤立，常让人不自觉地置换其中。或者，这多少含了些“突围”的主观预设和心理预判，可能并不十分恰切，但正如朋友所写“地球已经是平的了，冬天都不下雪了，异乡也早沦为了不纯粹的他乡。”
诗人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而，无论故乡异乡，此身都是他乡，这似乎成了多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常态。其实，要说“常”，也并不准确。更多的，是随时到来的“变”，以及不断拥抱变化，包括故乡与异乡，乡土与都市——谁又能置身局外？
今天的这些文字，似乎只是背书，但在看似波澜不惊中添进一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是不是也符合都市暧昧、多义的定位？谁知道呢，没有答案才有趣。
生活也没有答案，不只都市。
无论故乡他乡，此身皆是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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