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因“运”而生 应“运”而盛

临清是聊城及山东的西北门户，因傍古清河而名。隋炀帝凿永济渠并联结通济渠、邗沟，开通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临清受惠于此，渐为苏兴之壤。

金代，沿御河经临清北上的漕粮每年达90万至170万石不等。元代开济州河、会通河，导汶水为其上源，汶、卫汇于临清，使临清成为华北水运枢纽（“汶卫津梁”），又在京师门户海津镇（天津）设立专门督理临清漕运的“临清万户府”，临清作为北方河港重镇初具规模。

“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这句在临清妇孺皆知的俗语，扼要地概括了运河仓廒在临清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明成祖迁都北平，疏浚会通河，在长江以北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4处设水次仓，称为“四大漕仓”，由运军逐仓分段递运。临清的水次仓名为广积仓，收储河南、山东漕粮。之后，朝廷又陆续在临清增建了临清仓、常盈仓。广、临、常三仓占地近30万平方米，储粮达300万石，为全国之冠，驻军3000守备，由户部主事领之督理仓务。此外，又设“水次兑军仓”，转运内长城易州、紫荆关等处之饷需。

为了修造漕船，明代临清有卫河漕船厂28所，其他的如铸钱、烧造贡砖等官营手工业，不一而足。为鼓励漕运，朝廷准许运军“夹带土宜”，即从事漕运的军夫可随船夹带一定数量的土产货物沿途贩运贸易，因而“精美轻贲之物附粮舟而趋致”，临清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朝廷置临清钞关，征敛船税，一时间，仓储国用、百工匠作尽集于此。

作为“南北往之交会咽喉之地”，临清“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转输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如此要切之地，怎能无兵戎城池保障？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兵部尚书于谦议筑临清城，明英宗从之。同年，瓦剌大军入寇，俘虏英宗皇帝，是为“土木之变”，适逢山东大饥，饥民遍野，为保障仓储，次年夏，朝廷“缘广积仓为基”，筑砖城以护粮仓。城周“九里有奇”，面积约5平方千米，略呈方形，东南西北各设一门，依次名威武、永清、广积及镇定。城中设衙署、学宫等，粮仓约占城池面积的四分之一。

随着运河经济的发展，临清人口迅速增加，城西门、南门外运河、卫河沿岸亦成人烟繁聚之处，临清的政治地位也得以提升，弘治二年（1489年），临清由县升为州。正德六年（1511年），为防备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临清“掘堑筑土，以卫城外之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汗统一蒙古诸部，窥伺中原；倭寇大举窜扰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为保障国储、闸工，临清扩建外城，跨河而立，络诸闸于其中，开水门以通舟楫。自老砖城东南角始，将西南方卫、运交汇之地尽扩于城内，至砖城西北角止，“夯土为墙，延袤二十里”，临清城面积扩大了五倍。土城有城门六，水门三，砖城的广积、永清二门则成为临清城的内门。卫河自南水门入，穿城西境曲折北行；会通河自东水门入，至鳌头矶一分为二；其北支西北行，于临清闸与南来之卫河合流北上，即为北运河；其南支过鳌头矶掉头而南，于板闸处与卫河交汇。三条水道把土城切割为形状、面积各不相同的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鸟瞰州城全貌，宛如一颗心脏，汶、卫二水恰如动脉、静脉，闸门启闭，运流翕张，使其怦然搏动，生机勃勃。土城建成后，砖城完全成为衙署、仓储所在。原在此进行的某些市集贸易，逐渐迁出砖城，砖城内虽亦“间有阛闾，不过菜果食物之属”，除有粮铺十余家外，在商业上已无重要地位了。而土城的五个区，商业均甚繁华。“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

临清“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诚东南一大都会也”，贸易网络“南达闽粤，北通辽海”，甚至远及西藏、蒙古。在临清市场上可见江浙的茶叶、毛竹，广东佛山的铁锅，景德镇的瓷器，辽东的毛皮，河南的牲畜，天津的秫粱，长芦的食盐，济宁的布帛以及临清自产的帛、哈达、粉绢等。文学名著《金瓶梅》中不乏大量描写临清的篇幅，“临清是个热闹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

当然运河带来的不仅是物资，外地的风俗、饮食、生活习惯也在此生根发芽，有的已经渗入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临清街巷具有典型的南方城镇小巷的特征，曲径幽深而狭窄，如果是生疏者走进去半天都绕不出来，有的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行走，因此临清有句俗话叫“耳朵眼里跑马，墙缝里走人”。在这些错落的胡同和巷子中，竹竿巷名气最大，它是一条宽不足三米、长只逾一里（500多米）的小街道，巷中原聚居着来自南方的竹匠，其建筑风格与临清其他街巷截然不同，竹竿巷的建筑大多门板长、店额高，屋阔脊崇，其门额阁楼颇具江南特色。

经济的繁荣为文艺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诚如翰林学士张元祯所说，临清“兹州天下重镇，密迩京师，玉帛万国，舟车攸萃，而文化沾被，视他邦为先”。临清市井中“五方走集、四民杂处”，既有热衷煌煌之乐的衣冠人物，又有专营撂地小艺的下层艺人，这种宽松的人文环境，为各种艺术门类的交流荟萃提供了理想的土壤。快书、小曲、乱弹、四根弦、吹腔、琴曲、丝调、杂技等曲艺艺术孕育而生，起源于临清的快书经运河传播，流行于华北、东北各地。与临清关系最深的艺术当属京剧，徽班进京，必经临清，商人们在买卖之余，除在烟花巷、说书场所听书唱曲外，再就是附庸风雅，学唱京戏，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攀附关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帮票友阶层……在临清，不同的曲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不断成熟和发展，为城市增添了一分喧嚣热闹。

凭借大运河漕运的兴盛，临清一跃成为明清时期北方重要的交通、工商业和文化中心，并繁荣兴盛达500年之久。今尚有临清钞关、鳌头矶、舍利宝塔、清真寺以及多处古民居街巷存世，堪称运河文化的立体博物馆。

临清钞关位于会通河临清段西岸，始设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后升为“户部榷税分司”，是明清时期在运河上设立的对来往商船征收船税的机构。临清钞关下设德州、魏家湾、尖冢等五处分关，榷税丰盈，税金分季解送京城，以裕库帑。万历六年（1578年），临清钞关税收居全国八大钞关（北京崇文门、武清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浒墅关、杭州北新关、九江）之首。1930年，临清钞关裁撤，堪称是八大钞关中设关最早、闭关最晚、延续历史最长、贡献最大的课税署衙。

现钞关公署遗址占地3500平方米，尚存仪门、南北穿厅、船料房、书卷房等建筑，以及公堂、中轩、后堂、衙皂房、巡拦房等遗址，文化内涵积淀丰厚，是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我国运河经济、文化、漕运、课税、吏治等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遗产。2014年6月22日，临清运河钞关作为中国大运河遗产的重要遗产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鳌头矶是元、明会通河分流之水工设施。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平江伯陈瑄因为临清会通河北支河床淤垫浅阻，漕运渐滞，遂开凿南支新河。新河开通之际，运河水湍流急，常常导致分水之地堤坍岸崩。为绝水患，水工于此地筑坝设矶，分水导流。矶坝用大型条石砌筑，以铁锔相牵，横亘数丈，从此矶固河靖，舟楫无恙。

工程完工后，矶坝雄峙，高埠宛若鳌头，北支旧河临清、会通二闸与南支新河板闸、砖闸，四布左右如鳌足，广济桥在鳌头矶以西，为鳌尾。整个中州古城区就像一只巨鳌盘踞在运河、卫河交汇处，明朝正德初年知州马纶题曰“鳌头矶”。

鳌头矶上的古建筑群，原名“弘润庵”，是一处道观，建筑群布局四向制，北殿李公祠，西殿吕祖堂，南为望河楼，东为观音阁。明清两代，运河漕运鼎盛之时，舳舻往来，帆樯如织，文人骚客常登临楼阁眺望运河，即兴赋诗唱和，寄情抒怀。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曾赋七绝：“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商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临清舍利宝塔与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通州燃灯塔并称为“运河四大名塔”。舍利宝塔位于临清城北运河东岸，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由临清商民捐资、工部尚书柳佐监修，历时九年而成。运河上的船民、商贾、游人以塔作为航标，北舟南下，远远望见塔就知道临清到了。

舍利宝塔为仿木构楼阁式砖塔，通高61米，八面九级，逐层略有收分，通体近乎垂直。每层八面辟门（窗），四明四假，明假相错。外檐砖木结构，莲花形转角承托，陶质斗拱，出檐深远。塔心室八角形、四方形交替叠筑。塔顶呈将军盔形，上覆铸铁覆钵。远眺雄浑高峻，巍峨壮观。各塔檐挑角系有风铎，风摇铃鸣，声震四野。塔内设有转角蹬道，可迂回攀缘，登临塔顶，但见运河如带，波光无际，帆樯远影，饶有情趣。舍利宝塔下原有明代所建之永寿寺，现寺已不存，唯宝塔鳌头矶鳌头矶历经四百多年风雨，屹立在运河之畔，成为临清的标志性建筑。

部分图文摘自《中国国家人文地理·聊城》

初审：张扬帆

复核：王佳嘉

审定：郭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