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传奇”的背后是什么？

潮商是指从明清以来，以潮汕地缘为基础，具有冒险性、重利性和团结性等独特潮文化背景的商人群体。这些遍布海内外的商人组成商会组织，成为中国商业社会上的传统商帮之一——潮商。潮商历经曲折仍保持不衰，与传统的潮文化以及因海外贸易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潮州地处中国的东南隅，濒临大海，素有“省尾国角”之称。潮州西北多山，东南面海，海岸线蜿蜒曲折，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65%。因耕地不足、人口稠密等因素，潮州自古就重视发展手工业和贸易以补充经济。潮州境内的韩江，是直通南海的广东省第二大河流，这为潮州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廷禁止广东通番。自此，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民间海上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海禁的阴影下，潮州海商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在潮州，海禁与反海禁的抗争，几乎与整个明王朝相伴始终。这一时期，下海贸易的这一部分人，如经商闽粤、三佛齐（今苏门答腊）的张琏，经商厦门、柬埔寨的林道乾，经商台澎、拓殖吕宋岛的林凤等，就成了潮商的雏形。

为抵抗朝廷取缔并出于安全防范的需求，部分商人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武装海上力量，海盗集团也开始涉足高利润的民间贸易，使得明朝中后期的潮商和海盗往往具有合二为一的属性——亦商亦寇，谢杰《虔台倭纂》中曾记载：“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明末清初，一些海上寇盗集团在官府的强大军事剿捕和严控之下最终无法立足，流转到东南亚各国，各自找寻落脚点建立其商贸经营和生活的据点，后落籍各国。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广东海禁正式停止，大量沿海居民复又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越来越多的潮商涌向海外进行商业冒险，主要以贩运大米、烟、糖、茶叶、瓷器为主，向南贩运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向北贩运到中国江浙地区和日本，“红头船”也在当时成为了潮商的文化象征。离乡背井的潮商秉着一股“铜钱出苦坑”的创业精神，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胼手胝足、克勤克俭地积累下族群的财富。

一代代潮商，负远志于高云，劳长勤于寸累；集众力致多荫，佩德行以自戒；虑故国而资慈，寄思志于归波。一个个创业神话，一桩桩丰功伟绩，一次次国难援手，一封封鸿雁泣血，无不展现着人定胜天的坚韧，虽九死犹不悔的忠义，无不在诠释着潮商的灵魂。

联接潮州原乡与海外潮人的纽带很多，侨批是最得力的一股。

侨批是海外移民寄回原乡的捎有钱款的书信。从委托于回乡的熟人到有了专门替人携带银信回乡的职业投递人（也称为“水客”），再到后来成立专业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也就是侨批局），侨批的发展也折射出潮人的浓浓乡情。

晚清时期，潮州的侨批局已有50家，每年汇入原乡的批款总额可达数千万银圆。侨批中的小额批款哺育着留守家园的华侨家庭，而巨额批款的汇入则对本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比如，修祠堂，建新房，兴办企业，辅助交通建设等，忠于家国、热心公益的潮商情怀，不仅饱含在一封封侨批之中，更留存在潮地之上。

会馆为中国商人旅外的组织，多以地缘文化相连结，其功能除了同一地域商人互相聚会联络乡谊及接待、服务、救济等之外，主要是维护本邦商人利益。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潮州商人在苏州建立潮州会馆，正门口立碑刻文“本馆系潮州府属八县旅苏商民所组织，专谋本帮商业上之利益”。该会馆的建立，标志着红头船商人的“潮州帮”已经有了完善的商帮组织。此后的一段时间，潮商的会馆文化日趋成熟，省内各地、国内大港口均设有潮州会馆。

1911—1949年，潮商开始在东南亚各国兴建更多的潮商会馆。此时，会馆除了联谊、接待之外，还包括对内仲裁、解决纠纷、救济同乡等功能，且日益重视教育、公益及慈善等活动，有些会馆甚至还购有墓地，以备会员万一遭遇意外客死他乡之安息，这些都加强了海外潮商的团结性。

迨至1980年，由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首先倡议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成立，宣示世界性的潮人社团的诞生，彰显了潮商的凝聚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泰国的潮人社团已超过1000个，马来西亚有100多个，新加坡有60多个，欧、美、大洋洲有40多个，中国香港有100多个，中国大陆也有近100个城市成立了潮汕商会。

潮商的事业枝脉不断向宽处伸展，潮商经济体在各国不断发展壮大，终将使这一方绿荫亭亭如盖，铺天席地。

部分图文摘自《中国国家人文地理·潮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