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模式：政府主导的“国际协调型”投资战略
60 年代“小试牛刀”，为解决国内原材料不足的问题，日本开始发展“资源开发型”的对外投资；在“雁行理论”的引导下，70 年代对外投资“逐渐兴起”，前半期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后半期转移以“高污染高能耗型”为主；80 年代是日本对外投资的爆发增长期，在日本政府货币兑换放开、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扶持下，对外投资迅猛扩张，并超过美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的对外投资大国；90 年代之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使国内经济增长趋缓，对外投资增长回落后趋于稳定发展。
美国模式：跨国公司主导的海外市场扩张
美国对外投资更多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追逐利润为目的”。两次世界大战至 70 年代，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对外投资以资源品行业和制造业为主。80 年代，美国对外投资增长缓慢，对发达国家投资依然占绝对主导地位，对石油矿业、制造业投资占比下滑，而服务业投资迅速崛起。90 年代，美国再次迎来对外投资扩张的高峰期，服务业投资实现飞跃发展。
美日对外投资加速时期具备四大条件
总结美日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时期所处的环境，可以总结出两国具备四个共同条件：第一，国内正在经历产业升级，传统重工业发展遭遇瓶颈、占 GDP 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正在兴起；第二，出口增长遇到瓶颈、贸易摩擦升级，企业寻求直接对外投资的动力上升；第三，国内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为企业对外投资排除路障；第四，本币处于升值通道或币值稳定，国际购买力增强，成为企业能够开展对外投资的资金实力。
“一带一路”标志着“走出去”战略将进入 2.0 时代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 1.0 时代，政策已由严格限制转向逐步放开。不过对于对外投资的区位和行业选择上，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策指引和导向，中国企业多投资于资源类与服务业。
“一带一路”试图打造有别于 TPP 及 TTIP 的第三个贸易轴心，将直接提升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消化过剩产能、消除贸易壁垒，使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步入全新的“2.0 时代”。开辟交通和物流通道需要中国的基建支持，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盘活现有资源、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与能源储量丰富国家的深度合作还能保障中国的能源供给，将实现一举三得。由于“一带一路”规划涉及的国家多为制造业落后、基建发展不足的国家，我们认为接下来我国对外投资最大的亮点将出现在制造业、基建行业。
“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是一国发展对外经济的两大主要方式，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日本、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一直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输出产能、扩张海外市场的重要手段，两国出色的对外投资战略为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相放开较晚，中国在80-90年代没有追赶上美日对外投资的热潮。据新华社3月16日报道，中国将在2015年3月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发布“一带一路”实施方案，我们认为随着后续方案的落地，中国“走出去”战略将进入2.0时代。而从美日成功的对外投资发展历程看中国“一带一路”，我们将收获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日本模式：政府主导的“国际协调型”投资战略
1.1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日本经济在战后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低消费“三高一低”阶段后，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赶超，成为“后起之秀”。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向海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异常迅猛，其出色的对外投资战略为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后发型国家以投资驱动实现跨越增长的典范。
梳理日本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路径，可以大致概括为：60年代起源，70年代增长，80年代加速，90年代后平稳。日本60年代开始尝试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输出纺织品等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在“雁行理论”的引导下，70年代对外投资迎来第一个小高峰期，产业转移以高能耗、原料需求量大的产业为主；80年代是日本对外投资的爆发增长期，在日本政府货币兑换放开、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扶持下，对外投资迅猛扩张，并超过美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的对外投资大国；90年代之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使国内经济增长趋缓，对外投资增长回落后趋于稳定发展。
60 年代“小试牛刀”，为解决国内原材料不足的问题，日本开始发展“资源开发型”的对外投资
区域：印尼、印度、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的矿产资源丰富国家
投资行业：石油、铁矿石、铜矿等资源品
60年代之前，日本的对外投资案例微不足道，领域也极其有限。6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向东南亚矿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比如对印尼进行石油开采投资、对印度及马来西亚进行铁矿石开采的投资、对菲律宾进行铜矿开采的投资……当时这种“资源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的出资率较低，多以贷款形式完成，因此也被称为“融资买矿”，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原材料资源不足的问题。
70 年代“逐渐兴起”，前半期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后半期转移以“高污染高能耗型”为主
区域：印尼、印度、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投资行业：纺织业、资源品行业
7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脚步加快，72-73年日本对外投资数量增长96%、金额增长127%，整个70年代对外投资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迎来首个对外投资的小高峰。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上半期，日本国内纺织业等制造业逐渐失去优势，产业结构开始向重化工业转变。为了确立国内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地位，日本开始把纺织业向国外转移。而当时亚洲四小龙国家具有低廉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因此成为日本纺织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
70年代后半期，73、78年两次石油危机加速了日本将能耗高、原料需求量大、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以集中发展国内“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机械、汽车、半导体等主导产业。而这转移一过程正好又与当时亚洲“四小龙”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相吻合，因此这一阶段向印尼的石油、菲律宾的烧结矿、镍矿等项目的投资急剧增加。
80 年代“迅猛增长”，全球性的投资战略格局基本形成
区域：80年代前半期以欧美国家为主，80年代后期以中亚为主
投资行业：金融业、汽车、半导体、电器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日本由此开始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1984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之后连年创记录，到1989年已达到675亿美元的高峰，由此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国，也迎来了1983--1989年战后最大的直接投资高潮。
这一阶段，日本对欧美国家的投资以金融地产业、汽车、电子等行业投资为主，对亚洲新兴经济体以高附加值的技术型投资为主，对东南亚国家以制造业投资为主，对中国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全球型投资战略”的格局基本形成。
90 年代以后“归于平静”，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峰期过去
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由于日元汇率的贬值、日本经济持续的不振以及东道国外资政策的重新调整所导致的需求的减少、东道国本地环境恶化等原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明显下降，而美国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崛起也挤压了日本在欧美投资的竞争力，从此以后日本直接对外投资趋于平稳增长的态势。
1.2日本 80 年代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时期的背景
80年代日本是对外投资的顶峰时期。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案例数6500起，相比79年2400起上升了2倍；而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675亿美元，相比79年上升13倍！不仅金额与数量飞涨，也形成了“国际协调型”的投资格局，并为日本国内产业升级打造了阶梯。
我们对这一时期日本的环境做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国内的产业发展、政策导向、外贸环境都为开展对外投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产业升级：国内产业结构经历从重工业向技术集约、服务业转型。
1978年，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提出，鼓励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传统行业转移至国外，对日本产生极大影响。同年，日本出台《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和资金，对电子、计算机、汽车、集成电路等高科技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币值表现：“广场协议”带动币值走上大幅升值的通道。
在当时饱受“双赤字”困扰的美国的强压下，1985年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兑美元走上大幅升值之路。升值虽然削弱了出口，但是提高了日元在国际上的购买力。
外贸环境：对欧美贸易摩擦升级，出口增长受阻。
8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摩擦增多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80年代日本微电子产业出现革新，对欧美的电子、电器、汽车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多，也遭遇了更多的贸易壁垒。85年日元大幅升值之后，也进一步降低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因此在8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外贸易受挫，只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绕开贸易壁垒。
政策背景：日本提出当务之急是采取“国际协调型”，鼓励开展对外投资。
80年代政府为激励向外投资扩张，推行“亚太经济战略”、“国际协调战略”，并陆续推出政策鼓励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鼓励国内企业开展出口替代型的对外投资。在政策的推动下，日本工业企业、商社和金融业之间相互联合协调，形成了具有较高结合程度的海外投资主体——综合商社型跨国公司，成为对外投资主力军。
在产业升级、币值支撑、外贸受阻、政策扶持等多方因素推动下，日本80年代对外投资急速扩张，也带动了日本经济转型，实现“平成景气”的高速发展，股市持续走牛。通过政府引导的对外投资，日本有效化解了国内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格局，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80年代的日本实现了仅次于战后60年代高速发展之后的第二次经济大发展时期，股市也连续多年走牛。
1.3 日本模式总结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是：由政府主导，在以“雁行理论”为支撑的国内产业转移的步骤下，由低级向高级产业、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推进的投资战略。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首先从开发天然资源、解决原材料的投资活动为最初出发点；其次，开展了向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以及在发达国家建立销售网络而进行的商业领域的投资；然后逐渐向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最后进入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不动产业的投资。
日本借助由“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的机会，把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而在发展中国家尚处于成长期的制造业输出到东亚国家，使其逐步转变成日本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和加工组装基地；国内则重点进行关键设备和技术的生产及研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最终在亚洲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阵经济”格局。
二、美国模式：跨国公司主导的海外市场扩张
2.1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美国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战后至70年代末平稳增长，80年代萎缩，90年代之后重获霸主地位。
二战后至70年代末，资本富裕的美国赶超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积累了大量资本，国际投资输出保持快速增长，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1950年至1980年，美国商务部统计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扩张了近20倍，其中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例从1950年的48%上升至1980年的74%，占绝对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的投资行业以资源品行业和制造业为主，制造业与资源开采行业的投资金额占比稳定在70%-80%之间。70 年代初期“石油危机”之后, 美国加大了对国外资源开发的投资力度，积极开展了对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家的石油开采类投资，对加拿大的采矿业投资。在欧洲则以制造业投资为主。
80年代，美国对外投资增长缓慢，对发达国家投资依然占绝对主导地位，对石油矿业、制造业投资占比下滑，而服务业投资迅速崛起。80年代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萎缩的10年，这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 %，而日本同期对外投资迅速扩张，投资金额在89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80年代美国对外投资的行业发生了变化，对石油、矿业的投资占比下滑了13%至12%，对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下滑4%至39%，而对服务业的投资占比迅速上升10%至38%。
90年代，美国再次迎来对外投资扩张的高峰期，服务业投资实现飞跃发展。2000年，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1.3万亿美元，相比90年的0.46万亿上升160%，年复合增速15%。
随着韩国、中国等经济体的崛起，美国90年代加大了对亚太地区投资的力度。而投资行业的分布上，服务业终于超过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投资最多的行业，其中对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的投资额遥遥领先于其他部门，占比超过40%。
2.2 美国 90 年代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时期的背景
产业升级：第二产业占比回落，第三产业加速扩张。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结束，国内第三产业迅速崛起。90年代美国服务业处于快速扩张时期，占GDP的比重由90年的59%上升至99年的65%，而传统工业的占比持续萎缩。92年，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持续推动国内科技、网络行业的发展。
币值表现：美元处于升值通道。1994年墨西哥爆发经济危机，美国恢复“强势美元”政策。加上当时美国处于“新经济”光环的笼罩下，高劳动生产率下的高投资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美元步入强势升值周期。
外贸环境：出口贸易平平，进口贸易快速增长，贸易逆差扩大。在美元升值的背景下，美国进口贸易增长较快，而出口增长平平——强势美元叠加国内个人收入水平的上升，共同带动92-99年美国进口增速上升；但同期出口受到美元升值的抑制，导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政策背景：美国积极签订多边协定，为对外直接投资开路。美国90年代积极与近30个国家签订双边投资的多边协议，直接促进了对亚太、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93年美国出台“国家出口战略”的贸易综合改革方案，进一步提升了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意愿。
与日本情形相似，美国在产业升级、币值支撑、外贸受阻、政策扶持等多方因素推动下，90年代对外投资也出现快速发展，并以服务业输出为最大亮点，与国内“新经济时代”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股市的繁荣。90年代美国GDP保持高速增长，经历了七年之久的繁荣期，被称为“新经济时代”。91-99年，GDP保持4%-5%高速增长，而低通胀与低失业并存，促成“十年大牛市”格局。
2.3 美国模式总结
与日本“政府为主导、产业升级为目的”的“国际协调型”投资战略不同，美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更多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追逐利润为目的”。美国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排头兵。不同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步伐，实则是跨国公司为了各自的战略规划从而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发性投资行为，“跨国并购”是最主要的投资方式。不同地区的资源察赋状况与不同时期企业的经营战略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和地区差异的变化。
从美国对外投资的行业来看，并非像日本“边际扩张理论”一样由政府主导逐步转移落后、过剩产能，而是由跨国公司主导转移国内处于优势地位的产业，如高端装备制造业、服务业、新兴技术产业，从而实现跨国公司向海外市场的扩张，成就了多个领先全球的跨国集团。
三、美日对外投资加速时期的共性
3.1 美日对外投资加速时期具备四大共同特征
总结日本80年代、美国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时期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总结出两国具备四个共同条件：第一，国内正在经历产业升级，传统重工业发展遭遇瓶颈、占GDP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正在崛起；第二，出口增长遇到瓶颈、贸易摩擦升级，企业寻求直接对外投资的动力上升；第三，国内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为企业对外投资排除路障；第四，本币处于升值通道或币值稳定，国际购买力增强，成为企业能够开展对外投资的资金实力。
3.2 对外投资扩张的行业在国内股市也有较好表现
前文已经总结，由于日本主要是由政策引导的对外投资，而美国主要是由跨国公司谋求海外扩张而形成的对外投资，因此美日在不同时期选择“走出去”的行业并非完全相同。不过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类行业在美日对外投资过程中占比较高，且对外投资加速时期在国内股市中都有较好表现：
1. 第一类是资源品、重工业等传统行业，如石油开采、煤炭、钢铁、机械等。
一方面受制于本土资源限制，很多企业选择到海外资源大国进行投资以保障本国的资源供给；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这类行业在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所以企业向外谋求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生产, 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继续保持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由于对外扩张很好地解决了国内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并在海外实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传统行业却在当时的股市中有明显的超额收益，例如7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石油开采行业，和80年代日本钢铁、煤炭等行业。
2. 第二类是服务业，以商业服务和金融、地产等金融服务业为代表。
由于美日在80-90年代都经历了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国内服务业顺应了产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从而得到飞跃的发展，也形成了很多实力较强的服务业龙头公司。这些龙头公司的崛起伴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张，灵活开展跨国并购从而带动了地产、金融、咨询等商业服务行业的对外投资加速。服务业的发展顺应了两国产业转型的大趋势，海外扩张加速更是显著增强了国内龙头企业的综合实力，使得服务行业对外投资加速时期在两国股市中也是显著胜出的“长跑冠军”，例如日本80年代的地产金融、商业服务，和美国80-90年代的商业服务业。
3. 第三类是电子、制药等高科技行业。
由于这些新兴行业, 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而美国、日本拥有较强的行业比较优势的情况下, 对外投资增长较快。最常见的形式是美国、日本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国家，并将核心技术掌握在手里。这些新兴行业被赋予了更高的估值，在国内股市均有较好表现，如90年代对外投资加速时期美国国内的科网股。
四、由美日经验看中国：“一带一路”标志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将进入 2.0 时代
由于90年代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相对严苛，中国积极发展国内投资的同时，却没有追赶上美日对外投资的热潮。如今在经济增速下滑、全球贸易格局生变的大环境中，中国将“一带一路”上升为2015年重点实施的国家战略，试图通过扩大对中亚、西亚等睦邻友国的“基建输出”，打造新的贸易长廊。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是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令枪”即将打响，“走出去”战略将奔向“2.0时代”。
4.1 “走出去”的 1.0 时代，政策由紧到松，行业以资源品和服务业为主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管制放开的较晚，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投资“走出去”停留在“1.0时代”，即政策管制由紧到松、投资规模逐渐扩大。与发达国家二战后就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均受到政策限制。1991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的《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中，仍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这一表述从政策层面制约了我国90年代对外投资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扩大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条件逐渐成熟。1997年12月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将“走出去”作为重要战略提出，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2000年10月中国“十五”规划中，正式提出将实施“先出去”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出现重大转变，至此企业对外投资正式得到政策支持。随后，2004年商务部放宽审批标准、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条件日益成熟。
中国企业捕捉到了政策风向的转变，并逐步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才首次超过100亿美元，至2013年短短八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扩张十倍突破1000亿美元，并连续第二年坐稳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的位置。
美日对外投资的行业变迁基本沿着“资源品—制造业—服务业与新兴产业”的路径进行，而从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来看，最初也以资源类投资为先驱，并且近几年在服务业中得到较快发展，但制造业、基建投资却迟迟未见起色。
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足百亿美元，但其中接近一半投资于采矿业，主要以向非洲、东南亚等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投资为主，以补充中国的能源供给。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千亿美元，其中“租赁与商业服务”行业迅猛增长占比第一，而采矿业的投资金额仍占据第二的位置。
2008年以来，中国的服务业向外投资扩张的节奏明显加快，主要集中在电信、金融、旅游、商贸等行业，与美日服务业对外投资崛起的趋势一致。以技术含量较高、经济附加值可观的电信服务为例，中兴等中国技术成熟的企业近几年纷纷投资于非洲等技术落后国家，并提供通信增值服务。
中国的制造业、基建行业对外投资的体量一直较小，与美日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集中于钢铁、水泥等技术附加值较低的行业，而家电、汽车等“中国制造”则高度依赖进口零部件及技术，使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相比美日德处于劣势；另一方面，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4万亿救市计划，掀起国内新一轮制造业及基建投资的浪潮，使得中国制造业、基建企业向海外投资的意愿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
可以看出，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1.0时代，政策已由严格限制转向逐步放开。不过对于对外投资的区位和行业选择上，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策指引和导向，中国企业多投资于资源类与服务业。
4.3 “走出去”的 2.0 时代，政策保驾护航，制造业和基建行业投资将迎来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进入2.0时代。近几年内需增长乏力、产能严重过剩、结构性调整迫在眉睫，而美国绕开中国推行的TPP与TTIP将重新制定全球的贸易规则，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利用海外直接投资打破发展的僵局，此时“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一带一路”试图打造有别于TPP及TTIP的第三个贸易轴心，将直接提升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消化过剩产能、消除贸易壁垒，使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步入全新的“2.0时代”。
我们前文已经提出，美日对外投资快速扩张的时期国内经济同时具备了产业升级、出口受阻、政策扶持、本币升值四个共同特征，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基本满足了上述四个条件——第一，中国传统行业国内市场饱和、产能严重过剩，而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首超第二产业，国内产业升级转型势不可挡；第二，近年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14年我国遭受22个国家的97起贸易摩擦调查，此外美国主导的TTP与TTIP绕过中国制定贸易新规，对外贸易形势异常严峻；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地，从政策层面保驾护航；第四，人民币近期虽有贬值压力，但整体币值较为稳定，国际购买力有保障。
由此而见，中国对外投资加速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近年直接对外投资金额有望超过外资对中国投资额，从而实现资本净流入。而美日对外投资加速时期均形成了化解落后产能和促进新兴产业增长的良好循环机制，从而实现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升级也将为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
那么中国“走出去”的2.0时代，在“走出去”的行业上将有什么变化呢？——我们认为最大的亮点将出现在制造业、基建行业。
参考美日经验，虽然服务业的占比一直在上升，但制造业投资在美日对外投资加速时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汽车、家电等高附加值行业的产品竞争力不如美日德，但在钢铁、建材等低附加值行业却具备竞争力且国内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在机械、船舶、军工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制造大国”走出去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
而中国的基建行业也具有显著优势，多项基建工程保有量已居于全球最高水平。以保有量全球第一的高铁为例，中国建造高铁的平均成本仅为国际水平的三分之一，且中国铁路纵贯多种地貌气候，具备全球领先的丰富技术经验。然而过去我国本土“大兴土木”的粗放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4万亿”之后基建铺张投资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还未彻底消化，我国未来基建行业的发展将遭遇瓶颈。
对于制造业、基建行业这两个我国具有比较优势而国内市场严重饱和的行业，对外投资却占比极低。“一带一路”规划将有效打破窘境，将优势产业对外释放产能与国家规划有机结合。“一带一路”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抵欧盟经济带，纵贯亚欧大陆，沿线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制造业落后、基建设施不足等问题，但却具备丰富的能源储备。
随着后续政策的落地，开辟“一带一路”交通和物流通道需要中国的基建支持，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盘活现有资源、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与能源储量丰富国家的深度合作还能保障中国的能源供给，将实现一举三得的“多赢”局面。
结语
通过对美日对外投资发展模式的比较，我们发现日本通过“国际协调型”战略引导国内过剩产业、夕阳产业逐渐向海外转移，从而为国内朝阳产业和技术升级提供了空间，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虽然由于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涉及范围极广的“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实现还存在着各种未知数，但我们认为这一战略的提出第一次从国家规划层面支持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构想了化解中国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有效途径，与日本的对外投资战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认为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逐步落地，中国对外投资加速的2.0时代即将来临，制造业、基建行业的对外投资将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随着3月底“一带一路”具体实施方案的推出，我们将进行后续的跟踪。（陈杰/广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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