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资金推动香港楼市的繁荣，也促进了自由与福利关系的重新思考。
“香港人不怕几年一次的国际金融风暴，就怕现有政策变来变去。”
龙松荣每天早上6点，从位于香港金钟的家起床，半小时健身，7点30分离家，然后坐地铁经过尖沙咀、油麻地、旺角、九龙塘，换乘火车，再经大围、上水，直抵深圳福田口岸落马洲。作为招商银行总行零售银行部高级顾问，他要在9点前准时出现在深南大道车公庙的招商银行大厦办公室。
在龙松荣起床时，在香港最繁华地段之一的中环汇丰大厦楼底下，一群90后的香港年轻人还在帐篷里轻轻地做梦。自美国纽约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后，2011年底，他们“占领中环”，在此“埋锅造饭”，有一个开放式厨房、一个接待客厅。他们打算在此长期坚持下去，他们诉求的香港梦很简单：要工作、要公平。
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些“欧猪”五国的公民如果来到香港中环串联，或许以为找到了知己，但如果真那样想，就错了。因为借债过多，“欧猪”五国正陷入痛苦的财政紧缩（Austerity）中。然而，香港却是一个财政持续盈余的地区。截至2012年3月31日，香港财政总计盈余了6621亿港元，相当于香港年GDP总值的35%或政府22个月的开支。但问题是，既然香港特区政府掌握了这么多盈余，也没有任何外债，为何不能拿出一小部分来解决香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答案要从自由市场原则在香港的根深蒂固中去寻找。自由市场原则让香港继续保持了活力，回归15年，虽然历经东南亚金融危机、SARS和2008年金融危机，但繁荣总是很快浮现，而自由却开始坠落——人们突然发现，繁荣的承诺不必然带来对称的自由。表明上看到的香港繁荣如股市如楼市，深刻改变了香港的自由生态。问题是，自由又如何一步步坠落的呢？
2012年是香港回归15周年，香港也将在7月1日迎来第三位行政长官梁振英。回归以来，香港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唯一不变的问题仍是楼市。目前香港的房价已达到了香港家庭年收入中值的11.4倍，这一比例高出了纽约一倍。自1997年以来，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中产阶层深受香港楼市泡沫——破裂——泡沫的地产周期困扰。1997年至2003年间，房价一度跌了近70%，导致许多中产家庭破产。
房价起伏，一些聪明的香港人抓住了机会。张宏业的名片上印着“山西省政协委员”头衔，他是个地道的香港人，是一家名为威格斯资产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他的专业身份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他说，他的客户有60%来自于内地，“主要是托了庞大的山西客户群的福”。
来自内地的资金开始推高香港的楼市。香港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内地人来港置业占总数四成。根据美联物业统计，2011年香港整体住宅注册金额的内地买家比例是19.2%，2010年这个比例仅10.8%，内地买家赴港置业资金额在2011年达600亿港元，其中52%的资金是购入500万港元至1000万港元的物业。
内地人的出手阔绰让张宏业吃惊，他与其他普通香港市民一样，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除了买房保值增值，买什么都是浮云。”香港人的置业观念是这样的：第一次买房喜欢小公寓，一般每隔两三年换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所以香港二手房市场很活跃。
来港投资房产的内地富豪心态则是另外一幅景象。“他们要求是交通方便、出门有地铁、交投活跃的千万元以上的‘豪宅盘’；多倾向于100多平米。比较有钱的内地人还会选择附近有大商场、有国际学校的。”张宏业描绘，“第一次置业的香港人倾向于价格低的小户型，然后再根据家庭人口及收入增加才会有小屋换大屋的需求。”
2010年，香港的GDP总量被上海超越，次年，香港的经济总量被北京超越，而华南双雄广州、深圳的经济总量也在逼近香港。
张宏业说，很喜欢“山西省政协委员”这个头衔。他的山西客户是突然富裕起来的群体，是中国内地发展的一个侧影。如今，这些张宏业的内地客户，除了找他买房置业外，其他如出国旅游、子女国外游学、企业投融资也都找他做顾问。
内地资金除了推高香港的住宅楼市，还开始了“挖铺”，他们已在尖沙咀、铜锣湾、湾仔最好的地段投资商铺，一间50平米的商铺可能要3亿港元，多由内地投资客户出手。张宏业透露，还有投资客投资改建经济型酒店，一个在九龙那边偏远的地方买下一座有100间房间的酒店，投资两三亿到五六亿不等。如今香港的中心地带的酒店入住率达到85%。
内地资金推动香港楼市的繁荣，让香港重新想象内地带来的机会，也促进了自由与福利关系的重新思考。普通香港市民，如那些“占领中环”的90后年轻人所感同身受的，表面繁荣尤其楼市飙升并未产生经济福利的“滴漏效应”。他们的生活成本不仅居高不下，原有稀缺公共资源也越来越紧张。那些被视为可以带来财富利好的内地游客自由行和代表人权价值观的双非婴儿（父母亲均非香港籍在香港出生的婴儿）近几年来引发了港人与内地人之间从观念到立场的紧张。
突然之间，香港人发现，他们游移在这座东方之珠确定的繁荣和不确定的自由之间。多年来，香港人的务实让外界误以为他们只是埋头追求繁荣。但倏然之间，他们发现自由是他们不可或缺的财富，而现在，自由的代价越来越高。
1997年香港回归时，香港一地的GDP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含港澳，不含台湾）的15.6%，到2013年，香港GDP总量仅相当于全国的2.9%，香港经济在全国占比的陡降趋势，非常明显。
15年前，曾有一波失去自由的恐慌。余汉杰回忆说，“1997年前移民离开香港的有30万人。”余现在是英国保诚资深区域总监，1997年也移民去了加拿大。时隔15年，前香港大都会人寿董事长齐莱平还记得在1997年6月30日收到在香港工作的美国朋友寄来的神秘包裹——里面是一个盖着软木塞的空瓶子附着一个标签，写着“香港，最后一天的自由空气”。
但那个时候，自由更多的是政治层面的。自由被认为是香港回归后需要继承和维护的核心价值。20世纪60年代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爵士（Sir JohnCowperthwaite）确立了不干预模式，此后成为香港行政体系的惯例，并延续至今。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此专门撰写了《愿美国像香港一样自由》的文章。
全世界的政府，不管是左还是右，或许都喜欢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Keynes），在他那本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书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名言是：在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re all dead）。但凯恩斯在香港从来没有市场。不干预的传统的确维护了香港自由市场的声誉。
自由在香港，首先是那几位年龄80岁左右的大亨们的自由。早年他们以难民身份从广东福建沿海来香港时，只要努力，就有上升空间，就有成功的希望。但如今对于那些“占领中环”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无法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有清晰的目标和可预见的机会。
大亨们的自由还包括，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之地，由特区政府划出的大块的土地，那些商业价值很高的地皮的面积都大到只有最具实力的开发商才能够竞标得到，他们还可以通过预付一笔远低于市场竞标的费用，改变土地使用用途，将工业和农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
滴漏效应没有惠及普通香港市民。在当下的香港，有20%的市民生活在温饱线附近，有一半左右的成年市民的教育水平在中三及以下。对于香港来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了对如何发展和分享自由的分歧。如果考虑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关于公正是“自由、福利和德性”三个维度的定义，那么，应如何为香港式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喝彩呢？面对各种市场和社会福利的公共政策，普通香港市民自然而然会想到：港人如基本法保证的拥有自由，但福利却导向了大资本，他们慢慢忧虑这样的财富马太效应。
来自全球和内地的资金推高了香港楼市，首先最主要惠及的是两大利益集团：那些掌握香港土地的“亚洲教父”们，以及香港特区政府。香港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估计，香港政府至少有45%的财政收入来自地产行业，包括土地预付款、房产税以及对开发商可观的利润的征税。这一直接的结果是，有半数的香港市民都被迫住在逼仄的政府公屋内。
香港市民无法不对新特首梁振英充满期待。自1960年代确立自由秩序以来，梁振英是第一个没有大亨包袱的香港领导人。2012年4月，梁振英表示，他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将在香港发挥更大的作用，告别自由放任的传统，努力解决社会不和谐和不公平日益加剧的问题。“香港将告别传统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转向一种更‘积极’的治理模式。”梁振英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但港人对梁振英又心情复杂。尽管他强调更公平地分配财富，但上任前夕的民调支持率却低于他的两位前任。在自由和公平的天平上，香港人虽然最大限度忍受日渐不公的财富分配，但可能一刻也无法忍受失去自由。人们担心像历史上的教训，因为过分强调公平会让自由受损害。
目前来看，积极的一面占了上风。香港的资本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内地政策的风向标。华富嘉洛证券有限公司投资策略师吴家顺，对回归15年香港股市历史上的8.17记忆犹新。那一天的香港，上午恒生指数急跌2000多点，市场情绪十分慌乱；下午恒指又突然从18000点拉高2500多点，直冲20000点，令很多上午抛盘和离场的投资者懊悔万分。股市一天之内往返4000点，这在香港股市历史上绝无仅有，而这都是因为有“港股直通车”的传言。
港股直通车实质上是放宽境内个人海外投资限制，尤其是让拥有外汇的内地居民通过香港投资所有资产，从而使香港成为一个投资流出的渠道和投资目的地。
对于香港来说，更富于想象的空间是人民币。自从2005年人民币升值以来，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进行了重新洗牌。
“十年前在香港坐出租车，给他人民币是不要的；现在则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出租车司机本人也会到内地去消费。”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中国部董事总经理翟普回忆道。
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汇金集团执行董事马嘉阳，十年前经常在周末和朋友到深圳看楼盘、消费、购物一条龙，现在的她经常待在香港，接待来看楼盘、消费、饮食、购物一条龙的内地朋友。人民币比港元“值钱”了。人民币持续升值，削弱港人的购买力。加之内地的楼市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升幅，港人赴内地购房置业已显得十分谨慎。
15年前，100港元相当于120元人民币，现在100港元只相当于81.5元人民币。15年间，人民币相对于港元累计升值达40%。“十年前，香港人到内地工作各行各业都有，以管理居多，每个香港到内地工作的人都有一份补贴，这个补贴就叫‘hardships’，可见其意。现在不存在这个补贴了，也不存在这个说法了。”龙松荣分析道。据统计资料，香港人在内地工作的数字由1995年122300人，升到2004年的244000人，然后逐步回落至2011年的175100人，仅占整体就业人口的4.9%。
或许印证了那句经典又伤感的话：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当1997年香港回归时，上海的GDP仅相当于香港的五分之一，但现在上海已经超过了香港。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地至少还有好几个城市在总量上超过香港。在大中华区的经济体中，香港变得越来越轻，但在大中华区的自由度和社会公平度上，香港应更为自豪。
对于香港回归后的第三位第四任特首梁振英来说，维护香港的繁荣与自由仍是他的两大任务。梁振英抛出的第一项立即着手实行的政策是不再允许香港的私立医院为来自内地的孕妇提供接生服务。他还将如何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保持香港的繁荣的同时，维护香港的自由呢？
即将离任的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去年10月份所做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中说，在一个成熟、自由、开放、奉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贫富差距难以彻底消除。曾荫权在这次报告上还提醒香港市民，欧债危机是前车之鉴，不能依赖政府扩大公共开支的办法解决问题。回归15年来，特区政府一直谨守财政开支不超过当年GDP20%的财政纪律。
如何应对香港的现状，曾荫权的坚持可能意味着保守。而很少有人怀疑梁振英将与北京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对于香港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将为香港带来更多的政策利是。对于香港来说，依照基本法赋予香港的良制，就是努力运用北京来的政策利是更好地维护香港自由的两大基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
如果说香港楼市新一轮泡沫还主要取决于内地的富裕阶层的涌入，那香港繁荣的另一大标志：股市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给香港的政策。1997回归后，中国国有大企业如北京控股、上实集团、广东粤电到香港上市。
2003年以后，大量的金融资产在香港上市，把香港在国际市场的金融地位又向前推了一下。它散发出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全球投资者的认同。最近几年，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来香港上市，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国企和民企也在香港通过H股上市，对提振香港金融市场的人气非常重要。“美国友邦保险（AIA）、奢侈品牌Prada也来香港上市，说明国际品牌对香港股市的认可，也说明国际资金对香港的青睐。”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中国部董事总经理翟普分析说。
对于梁振英来说，当他开启政府干预的先例之后，能够挽回全球投资者对香港自由市场的信心的一件大事就是，向中央争取送给香港的最大礼包——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这个大礼包的想象空间已经逐渐打开。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骏估计，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发展，将为香港金融行业创造约3万个收入不菲的新职位。比如说从新加坡调一个交易员到香港来做人民币债券业务，这个人会带上一家几口外加保姆，一下子就增加了3至5倍的人数，因此大约有好几万人要到香港来生活。这些人会对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有非常大的正面支撑。
“能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最好的地方就是香港。”汇金集团执行董事马嘉阳说，“香港市场具备长期增长动力。但主要看中央政府给香港什么政策，比如是否可以为香港争取来人民币离岸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话语权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更多流动性将刺激香港经济。在香港，从商业店铺的“欢迎使用人民币”到现在人民币可以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国际化正以香港为中心，形成离岸人民币的“蓄水池”。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并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
让人民币资金在香港如“活水”流动起来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高盛的报告称，2011年香港人民币存量达到6000亿元。“一是在香港把人民币的池子做得更大，利用香港金融市场，将人民币释放到海外；二是放水养鱼，有更多的产品，通过更多的渠道让人民币资金回到内地市场，如2011年的R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这令香港资金池与母体的互动更加有力量。”翟普说。
风险已经在积聚。“香港类似全球资金的提款机。”华富嘉洛证券有限公司投资策略师吴家顺颇为谨慎地说，“香港的资金进出太容易。国际资本想在中国投机，往往选中香港为中介。”他再次强调这一风险，资金的进出没有设限，使风险高度增加，“不排除很多到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都有在香港圈完钱就走的可能，这对香港的金融生态也是一种破坏。”
翟普和他的国际客户也认识到，中国市场比起成熟市场更有吸引力。“我的很多客户来自中东、南美、欧洲，最近几年都在逐年增加中国市场的资产配置比例。”所谓增加资产配置，就是放更多的钱在香港，并通过香港投资中国内地市场。
“如果说有货币战争，香港是中国与世界交锋的主战场。”汇金集团执行董事马嘉阳说，“首先是未来人民币能否在世界经济中有话语权。中央政府可以借助人民币为纽带，拉动整个香港金融服务链条和产业链条，超越纽约、伦敦、新加坡，在未来的金融危机整合潮中占据优势，成为真正的金融中心。”
但乐观的情绪就如香港的楼市和股市一样，有周期，有如过山车，不能太乐观也不必悲观。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仍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态度，正如港元实行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之后必须被迫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权一样，香港在获取更多中央利好政策下，将收获什么，放弃什么，需要仔细考虑繁荣与自由的价值平衡。
连续16年被保守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受此影响，香港银行业将在多大程度上让它的离岸人民币发展的市场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与中央政策捆绑在一起呢？
“香港人不怕几年一次的国际金融风暴，就怕现有政策变来变去。”汇金黄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姚立说，“中央政策一变，香港最大的两大行业金融、地产马上‘变脸’，香港人再也不希望看到2008年那样的情况，身家缩水70%-80%，房子成为负资产，自己半生的辛苦都搭进去了。”
再如将来深港一体化。龙松荣已在招行工作六个年头，依旧坚持每天往返三四个小时，香港－深圳－香港。一路上，总有内地来客，一听说话口音就知道。不仅是地铁里，他所住公寓的电梯里和公寓楼下的泰国餐馆，也都能听到内地口音：浙江话、东北话、山西话。如果将来深港一体化，龙松荣的早出晚归连境内境外的区别都没有了。但是与他一样北上的香港人更希望拿现在拿的人民币薪水，他刚买的西九龙新居也在内地资金推动下升值。
不管怎么样，新的繁荣只是才刚刚开始。马嘉阳说，“在香港，人民币计价的基金、债券、外汇、保险、黄金都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仅仅一点而已，尚未遍地开花，使得离岸人民币市场如同蜻蜓点水般平静。”或许，这也是为何香港人持有复杂心情对梁振英保持期待的原因。
张宏业们有自己的期待，“香港特首首选的品质是果敢坚毅，他们既不是‘政客’的形象，也不是普通的打工者。而是有超强智慧与沟通力的管理者，特首应该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行政管治与施政团队，要有懂金融和政治的团队成员。”
在香港，唐英年关于婚外情和违章扩建两件事的道歉让大家对他的期待彻底降为零。原来胜券稳操的唐英年在票选最后两个月内败北，他被看做是没有承担、缺乏智谋和勇毅，吴家顺说，“香港未来还有很多时候处于十字路口，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
对于梁振英来说，香港的言论自由会让他不敢懈怠新的繁荣征程，而对于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自由仍是他的最大责任。继续推动和落实2017年香港特首的普选，将有助于打消人们对他采取干预立场可能损害自由的忧虑：因为届时，梁振英如果谋求连任的话，他及他的施政将获得全体香港市民的检验。
香港电视剧《天与地》的片尾曲是很多香港人最爱在卡拉OK中传唱的：如果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潇洒；如果活着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香港未来还处于不确定的年代，繁华和梦想在抉择之间。”马嘉阳说。（商业周刊中文版）
==关于我们==
《国金贵金属》 青岛国金贵金属交易中心微信帐号
我们将届时向您提供国内外重要的财经资讯、金银资讯、行情速递及操盘建议等。希望通过这一重要方式，推动相互交流，促进彼此学习，提升思维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进一步加强专业知识的普及。让我们分享机遇，共创未来！
感谢关注公众微信：国金贵金属
我们的微信号：guojinguijins
如果您有好文章愿意与我们分享交流，请随时用微信与我们联络，并请告之您的姓名及所在单位，一旦被选用，我们将在文章内表对您的推荐与分享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