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光十色的时代，有太多的喧嚣和诱惑。
我们被携裹着冲向前方，却从未问过自己内心的方向，我们整日忙忙碌碌，却从未问过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忙。
生命只有一次，只有听从自己的内心，这一生，才不算白活，不忘初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活出自己本来的样子。
苏轼十岁的时候跟随母亲程夫人读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程夫人讲述范滂不畏强权，为民牺牲的故事。
小苏轼大为感动，对母亲说，我将来要做范滂这样的人，程夫人笑着说，你要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十岁的苏轼立志向范滂学习，仁心爱民，此后的五十年里，无论得意失意，无论荒野庙堂，他都从未忘记。
外放杭州，他疏浚西湖，建设苏堤，政绩斐然；被贬黄州，他救助弃婴，清除恶俗；被贬惠州，他推广农具，改革税制；被贬海南，他教书育人，开化百姓，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爱民惜民的痕迹。
苏轼在《龟山》一诗中写道：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
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
苏轼这一生，忠而被贬、沦落天涯，可无论走到哪里，他从未变过。
他始终是母亲面前，那个立志要做范滂的少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当我们越走越远，是否还能记得，当初为何出发？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沧桑的外表和虚伪的做派，而是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仍旧能给自己的心灵腾出一片净土，保持自己的初心。
知世故而不世故，才能永葆最纯粹的自己。
宋朝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朝廷分为新旧两党，双方你来我往，斗得不亦乐乎。
苏东坡从施政的具体措施出发，对两方都不满意。
他不违本心，不肯站队，凡事都是就事论事，于是饱受两党打击。
熙宁四年，新党得势，王安石主政，苏轼上书论新法弊病，触怒王安石，被王安石排挤，被迫出京，远走杭州，元丰八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主政，不论好坏，废尽新法，苏轼不忿，上书斥责旧党，又被旧党排挤，苏轼再度外放。
自此之后，旧党新党都不容苏轼，无论哪方得势，苏轼都逃不了被贬的命运。
据明代毛晋所辑《东坡笔记》记载：有一次，东坡退朝回家，吃完饭摸着肚子，问身边的人，你们说这里面是什么啊，有人回答说，都是文章；有人回答说，都是智谋；苏东坡都不以为然。
只有朝云笑着说，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这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是东坡的自嘲，也是他自己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骄傲，他这一生忠于自己，不违本心。
在泥沙俱下的朝堂上，他始终不违本心，不为名利左右，承担着一次次的贬谪。
被贬黄州，虽然生活困苦，但是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他还能睡得好，吃得香，他还能兴致勃勃地煮他的猪肉，还能打着拍子，在田里和农人唱歌。
宋代诗人黄次山说：
得丧升沉，尽置十年陈迹；
死生契阔，聊资一笑清欢。
一个人若是不违背自己的本心，真真实实地走在自己人生的路上，无论顺逆，都会活得很轻松。
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活，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他们自由自在的状态，却在诠释生命的安心与美好。
苏东坡在《思堂记》里说：
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意思是，心里有话就脱口而出，说出来就得罪人，不说出来自己就憋得难受。我宁可得罪人，也一定要说出来。
他“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也不懂什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想说就说，真诚洒脱。
对待朋友，他一片真心，苏门六君子中的李方叔，生活困苦，苏轼二话不说便把朝廷赏赐的宝马送给他，让他卖掉补贴家用。
对待妻子，他一片真情，妻子王弗死后，苏东坡为她种了三万棵松苗，把自己的相思化作三万棵四季常青的松树。
苏轼在《江城子》中写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对妻子的的思念，苏轼不加雕琢，直写梦境，凄婉而哀伤，对待兄弟，他更是性命相托，患难与共。
苏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
苏轼说：二十无朋俦，四海一子由。
两人同进同退，一生友爱弥笃。
生活的重担，让我们变得谨慎、世故和成熟，戴上社会通用的“面具”，被一个个社会角色所规范、所裹挟，我们不愿给予别人真心，也不敢轻易相信别人的真心。
我们小心翼翼的躲在自己的城堡里，戒备地看着外面的人，我们足够安全，却丢掉了太多的快乐。
苏轼《东坡志林》中写道：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
以真面目示人，才能活得真实；以真性情交人，才能活得坦诚；以真感情对人，才能活得纯粹，这样的生命，才能享受远山长天的辽阔与富足，而不必困于一隅，谨慎畏缩。
苏东坡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
他确实足够任性，人来人往，他始终是一副自顾自的模样，外面的热闹喧嚣，他浑然不觉，旁若无人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他听从内心，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也成就了千年之后，苏东坡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