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年回眸第四期（1951年-1960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寿官方微信推出《党史百年回眸》专题，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引导全系统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近代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一直觊觎西藏，在西藏培植和扶持分裂势力。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挑唆、策动下，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大陆分离出去。党中央为此确定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分割西藏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进行了军事和政治紧密配合的斗争。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到1951年上半年，各地清剿的股匪已逾百万，大陆上的匪患基本平息，有力地保护了人民安居乐业，基本安定了社会秩序。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地方各级人民政权迅速建立起来。到1951年，全国共成立29个省、1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8个省级行政公署、13个直辖市人民政府，140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及2283个县人民政府。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在全国人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过程中，各地党政机关内部暴露出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根据东北、华北地区所反映的严重情况，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开展“三反”斗争。

“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于1952年10月结束。这场斗争，是党在执政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清廉、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1952年1月，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进行民主改革，为后来用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重要铺垫。

旧中国经济本来极其落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战争更使它遭到严重的破坏，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党和政府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方针，全力恢复国民经济。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多。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营经济比重上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工业生产力的地位得到加强，现代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为我国开始由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国打下了基础，进而确保了整个国家经新民主主义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是党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对于中国在任何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始终保持国家完整统一、促进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为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表述后来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实现，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战争可望不久结束。这表明，我国已具备了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形成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纲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兴高采烈地迎接和投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高潮。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中期计划，是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工业化主体任务的重要步骤。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为准备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我国从1951年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氛围。新中国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武汉的大型钢铁企业先后开始施工。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每天都有一个开工或竣工。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和不合理布局大大改观。五年间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新中国迅速从废墟上站起，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军委系统总结了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推动人民解放军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逐步实行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

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人民解放军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高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1955年1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首次明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人民解放军执行战备任务和进行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使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宪法还确立了国家体制的格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1954年4月，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增强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各级党组织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新党员，党员人数由整党前的580万人发展到636. 9余万人，党的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总的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的精神面貌是比较好的，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中央从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以来形成的坚强团结，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下来。一个坚强团结的党，一个为党所确定的正确目标而一致行动、努力奋斗的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各项工作取得顺利进展的最重要的保证。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上鲜明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受到与会各国的赞同，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1951年9月，党中央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12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稳步前进。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底，国务院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

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党的带领下，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此，党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 

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1955年底至1956年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看法。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在此前后，党还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在其他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1956年1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年前后，党还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倡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实现第三次合作。

《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展现了党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解放思想、多方探索的生动景象，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党的八大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大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党的八大以后，为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中央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调整经济关系，取得初步进展，并且产生一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同时，党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进行调整，以简政放权为内容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一论断第一次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后来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比较中肯，富有建设性，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

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引发严重的浮夸风。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口号，要求几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油田石油大会战第一口油井，并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

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3月22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批示《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将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作“鞍钢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加以推广。